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出生于一个英国乡绅家庭，父母双方家庭都信奉清教，作为长子，德莱顿获得了最好的教育，先在西敏寺学校念书，后升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关于他在剑桥读书时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由于不守校纪，他曾经受到过停课两周的处罚。1657年后，德莱顿在伦敦定居，开始了他辉煌的文学创作生涯。

德莱顿可谓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多面手，作为英雄双韵体的主要倡导者，他在戏剧中巧妙地融入了双韵体诗歌的元素，对这一诗体后来的发扬光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作用；作为一位著名的散文家，他简洁明朗的文风极大地影响了18世纪英国后几代作家；尤为值得称颂的是，作为一名剧作家，德莱顿的戏剧内容极为丰富，涉及英雄诗剧、政治剧、喜剧、闹剧等多种形式。晚年的德莱顿失去了王室的宠幸，贫病交迫，在孤寂中离开了这个曾经令他辉煌一时的世界。

文学史家考特罗普认为，自王朝复辟以后，浪漫派戏剧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一位伟大的诗人兼剧作家的作品之中。他的创作技巧决定了大众品位与喜好的方向；他多变的创作风格适应了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他作品中美妙和谐的诗韵和辨证深刻的批判，注定了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文坛上无人可以与其匹敌。考特罗普在这里大加褒扬的正是文学家约翰·德莱顿。^〔75〕在英国文学思想史上，德莱顿关于戏剧理论的探讨为英国戏剧摆脱模仿法国戏剧的套路，并且真正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纵观英国戏剧的历史，像德莱顿一样在艺术创作与理论阐发上都极为突出的作家十分罕见。

在无比动荡的革命年代，德莱顿的政治态度也经历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受家庭影响，早年的德莱顿支持清教政权，对克伦威尔推崇备至。然而，王朝复辟以后，德莱顿转而支持查理二世的统治，成为一名坚定的保皇派。虽然评论界对其政治上的妥协大加诟病，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局面下，妥协也许是解决多年内战之苦与国家分裂的唯一途径，暗含着深邃的睿智与客观的考量。事实上，从人性的内在要求出发，谋求国家和平稳定的生活是德莱顿政治观的根本出发点，也是其一切关于政治主题的文学作品的旨归所在。

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转型模式大抵相同，从封建社会形态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时刻伴随着宗教改革的身影，并且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宗教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自多铎王朝亨利八世到斯图亚特时代，英国国教成为英吉利王室与议会贵族的主流信仰；尽管出于信仰的要求和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英国王室也曾经试图恢复罗马天主教廷的宗教权威，但总体而言，天主教势力日渐式微；在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着新兴的第三等级与广大社会底层民众的清教团体是最为坚定的革命中坚力量。

然而，在宗教之争的背后，是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之争。“究竟谁有权力变动英吉利的教会权限”，这一宗教问题等同于究竟“谁有选举行政官吏并监督国家武装之权”这一政治问题，且决定着国王、议会等不同势力的现实利益的分配。^〔76〕1678年前后，英国政局由于王位继承问题表现得更为动荡不安。由于查理二世没有儿子继承自己的王位，按照祖制，王权理应为弟弟詹姆士继承。但是，考虑到詹姆士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英国清教势力把持的国会对未来新国王的政治倾向深表忧虑。在莎夫茨伯利的带领下，清教势力试图说服国王推出私生子蒙茅斯公爵以取代詹姆士，却遭到拒绝。一时之间，代表国教势力的查理二世与清教国会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这一时期，德莱顿以讽刺诗的方式表达了他对王权坚定的支持，不仅赢得了查理二世的青睐，也在“无意之中”造就了英国诗史上的不朽之作。

在诗作《押沙龙和亚希多弗》（“Absalom and Achitophel”，1681）中，德莱顿巧妙地借用了《圣经·旧约》里大卫王爱子押沙龙造反的故事影射蒙茅斯公爵企图谋反夺取王位却遭到镇压的英国政治现实。辉格党领袖莎夫茨伯利公爵化身为怂恿押沙龙造反的谋士亚希多弗，而大卫王无疑正是查理二世在圣经故事里的代表。在这部诗作中，德莱顿不仅表现出一位杰出诗人的语言天赋，更体现了一名成熟的政治参与者的智慧。在作品中，他非常巧妙地用调侃幽默的文笔淡化了查理二世的私情，却将整个故事定格在“大卫王”与他的私生子“押沙龙”之间的善恶分明的较量之中。^〔77〕

毫无疑问，自以为是的谋士亚希多弗不知“聪明至极肯定连着疯狂”，堕落为撒旦的俘虏，而获得上天灵感的大卫王虽为最后的胜利者，却反躬自问，在诗歌的结束语中检讨自己的言行时，不忘表达对儿子的怜悯与同情，并一再表示要慎重量刑。全诗以大卫王又一次恢复了他神圣的权威地位，并成为所有臣民的合法君主而终结。正如德莱顿自己所言，一首好诗可以令整个世界接受它的观点，因为精彩的诗句充满了甜蜜的气息，即便在刺痛读者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到愉快与喜悦。^〔78〕德莱顿并未将大卫王与押沙龙等人的冲突定格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可见，《押沙龙和亚希多弗》是作为诗人的德莱顿“以艺术求和解”的政治观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在诗歌《押沙龙和亚希多弗》、《麦克·弗莱柯诺》（1682）与《奖章》（“The Medal”，1682）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中德莱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由查理二世授意，充当了国王在文艺界对抗辉格党的武器，那么，在诗作《俗人的宗教观》（“Religio Laici”，1682）中，作家所表达的宗教观点充分体现了他成熟的政治观念。

与其他作家空洞地谈论宗教的意义不同，德莱顿在诗歌《俗人的宗教观》中，从教会与国家政权的角度论述了维持英国国教统治地位的重大意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自然神论，努力维护《圣经》的地位；反对一切异教徒的宗教形式，努力维护基督教的社会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之上，德莱顿反对天主教会，更反对私人对《圣经》的解释，认为只有借助于英国国教的自由法则才能获得关于《圣经》的最佳解释与理解。表面看来，德莱顿又一次成为了查理二世与英国国教的吹鼓手，然而，他自己对信仰及其社会意义的阐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深邃的德莱顿。然而，德莱顿在政治上的观点绝不是一味迎合查理二世的现实要求，他在与王权若即若离的关系中，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坚守着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纷乱不堪的世界中的政治立场。

在德莱顿之前，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剧作家不乏其人，莎士比亚等人凭借天赋与直觉为英语戏剧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然而，文学批评在英国却是偶然的、盲目的行为，少数涉及文学批评的人也只是完全依循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法国戏剧的基本理论，难免有拾人涕唾之嫌。与前人完全不同的是，德莱顿能够批判地接受国外文学评论的基本观点，并自觉地通过独立的思考与艺术实践，创造适合英国戏剧发展的戏剧理论，无怪乎约翰逊博士要称他为“英国文学批评之父”。

德莱顿的戏剧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论戏剧诗》（“Essay of Dramatick Poesie”，1668）中。在这一与《柏拉图对话集》的形式颇为相似的理论作品中，德莱顿虚构了四位分别叫做尤吉涅斯、克利提斯、利西狄亚斯和尼安达的诗人，他们在英国击败荷兰舰队的纪念日里泛舟泰晤士河上探讨新旧戏剧的优劣。评论界一致认为第四位发言人尼安达正是德莱顿自己的理论化身。

众所周知，在17世纪的欧洲，戏剧艺术理论中占据着统治地位的是源于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古典主义戏剧崇尚理性，蔑视情欲。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是构成戏剧冲突的基本内容，而最终都以理智的胜利为结局。戏剧家习惯把古希腊、罗马戏剧奉为典范，他们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大多来自古代戏剧、史诗、神话和历史，希望借古人来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尤为重要的是，古典主义戏剧十分强调规范化，认为戏剧创作必须遵守地点、时间和情节一致的“三一律”。人物塑造需要符合固定的类型，戏剧体裁有高低尊卑之分。悲剧被视为“高雅的”体裁，只能描写国王和贵族；喜剧则被视为“卑欲的”的体裁，只能描写市民和普通人。

怀揣着英国戏剧梦想的德莱顿并没有止步于法国戏剧理论的强大压力，他在将法国古典戏剧理论与英国剧作家全新的实践结合的道路上作出了极为有益的尝试。在德莱顿看来，就情节而言，只要次要线索服从于主要情节，就应该认为基本遵循了情节一致的原则；就时间因素而言，他认为古典“三一律”法则对时间的限制在悲剧中不可或缺，但是对于通俗戏剧就不必过于计较；就地点因素而言，德莱顿认为大可不必过于计较，因为情节与时间一旦有所限制，地点自然就可以顾及了。总体而言，德莱顿实际上毫无保留地否定了法国古典戏剧理论中过分强调“三一律”的狭隘观点，也为克服法国戏剧情节单一、剧情单薄的缺点提供了理论依据。^〔79〕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德莱顿并没有像同时代那些狭隘的、民族观念极强的作家那样，一味地否定法国戏剧，刻意抬高英国戏剧的地位。他借尼安达之口指出，争论的焦点不是两国的戏剧孰优孰劣，而是究竟什么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戏剧创作原则。他明确指出：

戏剧应该是对人性的一种公正和生动的描述，要反映人的情感与脾性，要体现支配人的命运的种种变化，目的是给予人类欢乐与教益。^〔80〕

也许我们可以从德莱顿对前辈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评价中窥测到他心灵深处对完美的戏剧的直接体悟：

莎士比亚在现代或者古代的诗人中具有最博大而又悟力最强的才智。他的心灵随时洞悉宇宙万象。他能轻巧地刻画出它们而不露斧凿痕迹。他描写人物栩栩如生，像有实体可触一样。……他天才卓越，能直观宇宙万物，无需博览群书以知自然。他只需内窥其心，即可发现宇宙真理。^〔81〕

在这个被后世认为是关于莎翁的极为经典的总结性阐释中，我们可以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德莱顿本人对完美的戏剧的认识与理解：戏剧必须贴近生活，反映人性的本质与细节，不着痕迹地表现那左右命运的细微之处，使人在欢笑与泪水中获得关于人生的教益与智慧，一切外在的形式都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戏剧这一最为本质的要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德莱顿不仅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戏剧理论，而且结合自己的戏剧创作，提出了极富实际意义的创作指导原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关于英雄诗剧中双韵体诗句的运用问题。在德莱顿看来，

韵律通过声音的共鸣把记忆编织到了一起，只要记住一行中的最后一个词就常常能够回忆起两行诗句。在快速辩论时，韵律优雅无比，且与故事贴切合一，机巧的回答和优美的韵律更把两者的妙处衬托了出来。

熟悉韵律有助于记忆，这对演员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实用技巧。自清教徒执政后，大量剧院被迫关闭，戏剧的受众比起剧院的黄金时代已十分稀少。由于每个剧的重复率很低，演员必须经常熟记新剧本的台词。双韵体借助于乐感非常自然地帮助演员迅速记住台词，并且令观众在机巧的语言中获得一种直接的美感。然而，德莱顿对双韵体戏剧青睐的原因远非仅限于此：

我认为韵律的最大益处是对想象力形成一定的有益的制约。因为诗人的想象力常常失去控制，无章可循，就像一只能量很大的猎犬，需要在腿上绑上坠子，以免它在叼取猎物时跑过了头。^〔82〕

在此，德莱顿提出了任何一个诗人都必须面对的严肃话题：诗歌是否需要韵律。在英国诗歌史上，诗人们一直围绕着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然而，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告诉我们，一切艺术都是捆绑的艺术，这“捆绑”就是规定某种艺术成为这种艺术的法则，正如康德所说，每一种艺术是以诸法则为前提的，即在诸法则的基础之上艺术作品才有可能产生。在德莱顿看来，诗人必须是使用韵律的高手；200多年以后，中国诗人闻一多在其发表的《诗的格律》中也一再强调，一首诗不仅应该具有绘画美与建筑美，更应该具有音乐美。德莱顿用自己的诗歌实践告诉后人，诗歌之所以不同于散文，就在于它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这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

17世纪的英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18世纪欧洲文化的预演。虽然宗教仍然是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角色，但是，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与第三等级的崛起，关于道德生活的解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契约精神与世俗欲望日益受到社会的尊重，这一切都为个体意识的觉醒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德莱顿戏剧中的个体意识正是这一时期风云变幻的英国民众精神生活的极佳体现。

正如德莱顿在创作时钟爱英雄双韵体一样，他对塑造个体英雄形象情有独钟。戏剧《格拉纳达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Granada，1670）中英雄阿尔曼佐的形象就是一个绝佳的例子。在这部充满了仇恨、妒忌、欺骗、权欲、爱情等诸多人性基本元素的作品中，英雄阿尔曼佐并不是一个善于谋略的智者，恰恰相反，他总是被人利用和欺骗。但是，他有着义无反顾的勇气与不可阻挡的力量，他那极为桀骜不驯的天性是对一切社会化的道德约束的天然挑战。戏剧中阿尔曼佐在反驳国王博阿迪林时的一段话充分表现了他的性格特征：

没有任何人比我更不顾忌生命。

但你从哪里获得赐我一死的权力，

如同臣民服从君主的旨意？

你要知道，只有我自己才是我的国王。

卑鄙的奴役制开始之前，

我就像大自然初创人类时一样自由自在，

那时，品格高尚但尚未开化的原始人

在森林中狂奔乱跑。^〔83〕

在作者的笔下，“品格高尚但尚未开化的原始人”是其灵魂深处真正认同的生活模型的写照。正是在这个粗野、彪悍但却直率、真诚的英雄阿尔曼佐的身上，读者看到了德莱顿本人隐晦的内心独白。事实上，德莱顿对于英国社会中愚昧的、压抑人性的陈规烂俗的批判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在戏剧《摩登婚姻》（1672）中谈及爱情与婚姻时，作家直截了当地说道：

当感情已经变质淡忘，

为什么我们还要用一个

很久前定下的婚约，

把现在的我们捆绑在一起？

如果我在一个朋友身上找到了乐趣，

进而引发出了爱情，

那么，欢乐已尽、再也无法给予我情趣的他

又有什么过错？

如果他嫉妒我，或我阻止他与别人接触，

那是愚蠢的。

当我们谁也无法阻止对方，

我们得到的只能是带给双方的痛苦。^〔84〕

今天的人们读到这一现在看来平淡无奇的情感宣言一定觉得这样的观点极为平常，但是，在个体意识仍然广受压制的17世纪英国的宗法社会环境中，德莱顿的观念无疑是相当前卫的。在德莱顿所有谈及爱情的戏剧中，最突出的作品无疑是悲剧《一切为了爱情》（1678）中罗马三执政之一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间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值得一提的是，作家并没有过多地重复这一人所共知的古罗马政治事件的背景，而是将战争作为戏剧的背景，删去芜杂的人物形象，将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为了爱情不惜牺牲一切的忘我精神放大到极限。在这一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的终了，作家借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口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爱情观念。女王将她濒临死亡的情人安东尼揽在怀中时说道：

不要难过，你坚持到了

我最后这一灾难的时刻。

想想我们有过的晴朗灿烂的日子，

上帝仁慈地把风暴推迟到夜色降临之后，

十年的爱，我们没有虚度其中的一分一秒。

一切都升华为最大限度的快乐。

而现在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仍然属于对方；就这样告别人世。

当我们手拉手在冥府的树丛中漫步时，

一群群情侣化作的精灵将簇拥着，

追随在我们身旁。^〔85〕

“不自由，毋宁死”，这一震撼人心的人生宣言在《一切为了爱情》这一悲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反复强调的个体意识与自由观念正是其生命理念的真实表达，更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家对丰富充盈的人生的认同与期盼。

1688年，德莱顿因为拒绝宣誓效忠新政权而被削去了一切公职，他的荣誉诗人的地位也不复存在，晚年的他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写作和古典文学翻译谋生。在饥寒与疾病的困扰下，德莱顿于1700年病逝，被葬于西敏寺。

纵观德莱顿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也是一位非常睿智而又深刻的理论家。虽然英国戏剧并没有因为德莱顿的出现迎来又一个黄金时代，但是，德莱顿作为一位集古典精神与现代意识于一身的作家，在英国文学思想史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正如诗人艾略特在论及英国诗歌的历史时所说，德莱顿是英国18世纪诗歌的一切优秀品质的鼻祖；如果不能很好地欣赏德莱顿，我们就不能真正评价18世纪英国诗歌的历史。^〔86〕我们有理由相信，德莱顿作为一座不朽的17世纪英国文学的艺术丰碑，必定会令世代人驻足凝望。

毫无疑问，17世纪英国文学最为主要的思想特征体现为启蒙精神的全面展开。发端于15世纪意大利诸城邦的文艺复兴精神恰恰在17世纪的英国文化中全面展开，并获得了较为成熟的现代形态，这实在是一个极为耐人寻味并且值得探究的历史之谜。然而，仅从不列颠民族与生俱来的理性气质与求真务实的文化传统来看，这一切都充满了历史的必然性。

任何一个伟大民族的智慧从来都不是单一的，对一种文化形态与道德原则的肯定，必然包含着强烈的文化自省意识。就此而言，处于启蒙精神初期阶段的英国文学家们充分体现了弥足珍贵的自我批判精神。他们对传统人伦社会的迷恋、对生命终极关怀的思考、对科学实验态度的反思以及对席卷一切的启蒙精神进行的深入考究，开启了批判现代性文明的先河。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无论批判的呼声多么强烈，充满朝气的现代文明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集中表达——启蒙精神——还是以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降临到英国生活中了，其内在的丰富性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中得到了更为具体而多样的表达。

注释

〔1〕《培根随笔》，冯雪松编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梯利（美）：《西方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9页。

〔3〕参阅（美）梯利：《西方哲学史》中关于休谟的讨论。并请参阅库恩：《必要的张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

〔4〕斯佩丁：《培根的书信及其思想》，牛津大学出版社，1925年，第96页。

〔5〕帕斯卡尔：《思想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5页。

〔6〕杜兰特：《探索的思想》，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第120页。

〔7〕约翰·洛克：《论本国语言的重要性》，《英语散文100篇》，高健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年。

〔8〕王佐良、何其莘：《英语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34页。

〔9〕王佐良：《英语散文的流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页。

〔10〕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68页。

〔11〕同上，第269页。(www.daowen.com)

〔12〕参阅（英）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5—108页。

〔13〕梯利（美）：《西方哲学史》，第345页。

〔14〕同上，第348页。

〔15〕同上，第354页。

〔16〕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46—557页。

〔17〕同上，第575页。

〔18〕洛克（英）：《政府论》，刘晓根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

〔19〕塔利（英）：《语境中的洛克》，梅雪芹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20〕洛克（英）：《教育片论》，熊春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1〕马蒂尼奇（美）：《霍布斯传》，陈玉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2〕索利（英）：《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8页。

〔23〕刘小枫，陈少明主编：《霍布斯的修辞》，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24〕梯利：《西方哲学史》，第301—303页。

〔25〕马歇尔·米斯纳：《霍布斯》，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0—51页。

〔26〕同上，第68页。

〔27〕施米特（德）：《霍布斯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28〕马歇尔·米斯纳：《霍布斯》，第75—77页。

〔29〕Patrick Grant, Literature and the Discovery of Method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Macmillan Press，1985, p.48.

〔30〕Ibid.，p.49.

〔31〕王佐良、何其莘著：《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32〕Patrick Grant, p.55.

〔33〕Ibid.，p.62.

〔34〕王佐良、何其莘著：《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62页。

〔35〕Patrick Grant, p.74.

〔36〕王佐良、何其莘著：《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58页。

〔37〕W. Courthope, A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Vol.Ⅲ. Macmillan. 1917. p.150.

〔38〕Ibid.，p.153.

〔39〕王佐良、何其莘著：《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243页。

〔40〕同上，第158页。

〔41〕同上，第244页。

〔42〕参阅Douglas Trevor, “John Donne and Scholarly Melancholy.”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500-1900, Vol. 40, No. 1,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Winter，2000, pp.81-102。

〔43〕同上，第165页。

〔44〕Scott Elledge, “Milton's Lycidas”. New York: Happer & Row Publishers，1996, pp.163-167.

〔45〕安妮特·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186页。

〔46〕同上，第178页。

〔47〕同上，第193页。

〔48〕同上，第200页。

〔49〕同上，第202—203页。

〔50〕同上，第183页。

〔51〕同上，第186页。

〔52〕同上，第189页。

〔53〕同上，第190页。

〔54〕王佐良、何其莘：《英国文艺复兴文学史》，第324页。

〔55〕同上，第326页。

〔56〕同上，第328页。

〔57〕安妮特·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第217页。

〔58〕同上，第234页。

〔59〕同上，第239页。

〔60〕同上，第241页。

〔61〕同上，第256页。

〔62〕同上，第259页。

〔63〕同上，第261页。

〔64〕Bernard Shaw, Our Theatres in the Nineties. London: Constable，1932， pp.2-3.

〔65〕Norbert Donnell, “Shaw, Bunyan, and Puritanism”. PMLA. Vol.72. No. 3. 1957, pp.520-533.

〔66〕尼采：《偶像的黄昏》，卫贸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9页。

〔67〕Bernard Shaw,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Dover Publications. New York，1994. p.129.

〔68〕Bernard Shaw, “Man and Superman”. The Preface. Cambridge: Mass，1954. pp.35-36.

〔6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

〔70〕转引自安妮特·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37页。

〔71〕尼采：《朝霞》，田立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1—153，第226—227页。

〔72〕安妮特·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陈安全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第274页。

〔73〕同上，第274页。

〔74〕同上，第275页。

〔75〕W. Courthope, A History of English Poetry. Vol.Ⅳ. Macmillan Company，1916, p.397.

〔76〕屈勒味林：《英国史》，钱端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48页。

〔77〕J. Douglas Canfield, “Anarchy and Style: What Dryden ‘Grants’ in Absalom and Achitophel.” PLL 14，1978，83-87.

〔78〕刘意青主编：《英国18世纪文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79〕参阅《英国18世纪文学史》，第26页。

〔80〕同上，第33页。

〔81〕同上，第27页。

〔82〕同上，第35页。个别部分作者进行了修改。

〔83〕同上，第37页。

〔84〕同上，第39页。

〔85〕同上，第40页。

〔86〕T. S. Eliot, “John Dryden.” Selected Essays.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32, p.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