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班扬（John Bunyan，1628-1688）是一名自耕农的后代，是当时英国无数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中的一员。以补锅为生的班扬，是下等人中地位最低贱的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位几乎是通过自学的方式走向神圣职业的非国教牧师所接受的教育极为有限。第一任早亡的妻子带过门来的两本宗教书籍《普通人入天堂之路》和《行虔诚之道》加上《圣经》和《祈祷书》构成了班扬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思想的来源。但是，就是这位所学有限的普通人，在英国民众的心灵深处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疾风骤雨。

作为一名宗教领袖，他的出现是对英国传统宗教势力的极大讽刺。在英国基督教的历史上，从事教义宣传和推广的教士阶层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满腹经纶，能言善辩，集精神领袖与社会精英的光环于一身，掌控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时代精神的脉搏。直至19世纪末，精英文化意识一直牢牢地占据着英国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但是，最早对于这一牢不可破的保守传统发起直接挑战的人正是这位家境贫寒、文化极为有限的补锅匠。

班扬作为小浸礼会的一名成员，为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了能够赢得自由传播信仰的权利，曾经两次入狱，经历了长达12年的牢狱之灾，可见由他所倡导的底层宗教团体对于正统国教的威胁非同一般。尽管当权者百般利诱，班扬始终拒绝为了人身自由而放弃自己的宗教理想。他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强烈的现实主义宗教观为他赢得了后人的广泛赞誉。在班扬的作品中，追求宗教信仰自由与批判现实的社会文化达到了高度统一。正如批评家麦考莱所言，班扬与众不同，他的寓言令成千上万的读者潸然泪下，他几乎是仅有的一位能使抽象概念具备强烈现实感染力的作家。

从纯粹基督教理论价值的角度来考察班扬，我们必须承认，他并无多少过人之处，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班扬创作故事及其寓意，都是对于《圣经》内容的效仿，都是《圣经》内容的衍生。尽管他以简洁明快、形象生动的语言风格著称，但其思想内涵却一目了然，并无新意。然而，班扬比同时代的精神领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有的题材与思想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与那些只知道引经据典、摇头摆尾的贵族牧师截然相反的是，班扬并不将他的宗教理想高置于空洞虚无的彼岸世界，而是将世俗民众的宗教情结与他们的生存现实有效地结合起来。而这一切都是在一种非常本能的、自然的方式下完成的。

要真正理解班扬宗教观的可贵之处，就必须对17世纪英国的社会状况有所认识。在17世纪初，英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旧贵族和新兴第三等级为了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为了发展广大的劳动力市场，使用一切政治手段达到他们的利益要求。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广大农村和城市，出现了无数贫穷的农民、手工业者、大量的城市学徒和工匠。政治活动家杰勒德的一番言论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认识当时英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和矛盾：

人民说，尽管英国的土地足够养活现在人口的十倍，但是还是有人不得不向同胞行乞度日，为他们做苦工以获取日薪，受饥挨饿，做贼行窃，最后被作为不宜活在世上的人绞死，这难道不是奴役吗？

所谓的国民享受不到天赋的自由，他们的自由被他们的同胞用暴力统治而不是用正义剥夺了。^〔58〕

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深感民众疾苦的班扬带着灵魂与阶级的双重责任开始了他的宗教活动。他在自传体作品《上帝赐予最大恶人的无限恩惠》（1666）中回忆道：

我把经常到这些穷人中间去当做自己的职责，因为我离不开他们。我越是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就越是怀疑自己的地位。至今我还记得，过了不久，我就发现自己身上有了两种品质，对此自己有时也感到惊异。^〔59〕

的确，班扬有理由为自己宗教信仰的变化感到惊异。在他一系列的著作中，他以一种高度自觉并且相当自然的方式充分表达了一名社会底层的基督徒的宗教观。在《上帝赐予最大恶人的无限恩惠》这部传记性质的散文作品中，作者讲述了自己的信仰之路。主人公从一个“极为卑贱的”的少年，经历了种种生命中的诱惑和堕落，最终皈依了贝德福教堂，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毫无疑问，这部作品能够成功的原因在于作者用一种极为细致深入的写作手法描述了一个普通人真实感人的精神历程，读者与作品中的主人公分享了快乐与痛苦，这种感同身受的阅读经历所带来的精神震撼远远超出了空洞虚假的国教套词的效果。

如果《上帝赐予最大恶人的无限恩惠》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心灵之旅的完美展示，那么《坏人先生传》（The Life and Death of Mr. Badman，1608）这部宗教寓言则是对嗜血成性的贵族资产阶级毫不留情的揭露与控诉，更是对拥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新教牧师的驳斥与反击。在这一寓言中，作为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代表的坏人先生作恶多端，吝啬贪婪，是一切卑劣的道德行为的化身。他做生意短斤少两，靠坑蒙拐骗聚敛财富；他惯于欺骗，甚至残害自己的妻子；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他囤积居奇，哄抬粮价，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在贫病交加中死去。

毫无疑问，班扬塑造这样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和贵族等级的卑劣形象绝不是偶然的。在公认的新教观点看来，在现世中取得成功的富人是上帝的选民，穷人在现世一般来说理应受诅咒，因为不论是命中注定还是其他原因，他们来世都注定要下地狱。借助于坏人先生这一形象，班扬对于这样的宗教理论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他向世人昭世，权贵们聚敛财富的手段卑劣残忍，他们在道德上更是劣迹斑斑。正是借助于寓言的形式，班扬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在宗教意义上代表广大社会底层人民发出他们的声音。因此，他的作品对引领民众意识觉醒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批评家林赛所指出的：

这场革命运动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就是群众坚持他们有思考和宣传自己的宗教的权利。这一要求破坏了专制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反动派最吃惊最愤怒的，莫过于看到工人登上布道坛。^〔60〕

无论反动势力如何阻挠，班扬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的宗教信徒是不会裹足不前的。也许他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多少透露了自己内心世界最本质的想法。他总是提醒人们，耶稣基督出生时被放在马槽里，后来靠劳动养活自己，他的职业是木匠。

班扬最杰出的作品无疑是名为《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1678）的宗教寓言。这部小说被约翰逊博士认为是读者们爱不释手的三本书之一，一问世便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与弥尔顿的诗作《失乐园》的主题相反，班扬借这部散文寓言来描写人类如何争取得到宽恕和拯救而最终回到上帝身边。天路客基督徒艰辛多难的历程集中体现了班扬作为一名宗教活动家的独特思想与视角。

《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走在通向天国的路上，就像一个普通人走在人生的路上，这种具有普遍性的寓意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受。表面看来，这个故事本身并无多少新意，其意义无非是劝诫世人此岸世界的生活是无意义的，彼岸世界才是人类真正的家园。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间前室，是灵魂走向永恒天堂和永恒地狱的必经之路。然而，林赛的评论的确给我们全新的启发：

这个寓言所表达的思想与字面上的意义恰恰相反。善与恶的梦境变成了现实世界。天路客经历的这些梦境，实际上都是班扬在特定时间、地点的亲身经历。他历险的方式、堕落和奋起、失和得、反抗与胜利、失望和欢乐，……这就是班扬紧张的生活方式。有朋友，也有敌人，有勇者，也有懦夫，有肝胆相照之人，也有贪婪胆小之辈，他们就是当代的英国人。^〔61〕

由此可见，那个升入天国的终极目标在《天路历程》中的重要性恰恰被淡化了，强烈的现实宗教情结与来自社会底层的天然领悟力促使班扬将他几乎所有的精力倾注在走向天路的“历程”的描述上。在通往天国的道路上，基督徒遭遇了懒惰、无知、臆断、虚伪等种种考验，也得到了谨慎、检点、虔诚、忠诚和仁慈的无私帮助，他与知识、经验为侣，和希望与诚意相伴。人世间的一切境遇浓缩成天路客一路走来的种种遭遇。班扬巧妙地赋予了现实生活丰富的宗教内涵，将平凡而又普通的现实生活描写得生动而逼真。这种现实主义的寓言文体绝不仅仅是班扬在文学上的重要特色，更是其深刻的、充满现实感悟的宗教观的集中体现。

然而，这种杰出的写作手法和观察视角并不单纯来自于他的心理洞察力或对道德问题的关注，更依赖于他对一个完全因循守旧的、是非颠倒的社会充满义愤的炽热的感情，依赖于他对占据社会权力和道德规范主导地位的统治阶层的尖锐批判。在这一点上，萧伯纳比一般批评家认识得更加深刻：

班扬认为正义是污秽的破布，他在道德村对法律先生的嘲弄，他对教会作为宗教取代物的挑战，他坚持勇敢是最高尚的美德，他认为一向备受尊敬的明智的世智先生的本质与坏人先生一样坏，所有者的一切全都被班扬用一个补锅匠的神学语言表达出来……整个寓言是对道德和有地位的人的有力抨击，反对不道德行为和罪恶的话却一个字也找不到。^〔62〕

如果说弥尔顿是代表英国精英阶层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旗手，那么，属于下层社会、一贫如洗的班扬则是这种革命思想的天然的批判者，因为，对于班扬等下层社会民众而言，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最后意义依旧是苦难与剥削。因此，那些“传统”的不道德的形象，诸如贪污先生、讹诈先生、粗鲁先生、醉汉先生和夜盗先生等，并不是《天路历程》加以谴责的对象，倒是那些像世智先生一样出生名门望族的绅士与公民和上流社会的中坚分子，成了班扬大加讨伐的对象。

班扬这种疾“贵”如仇的思想观念在他对法律的态度中可见一斑。他对立法者的邪恶十分关注，对犯法者的邪恶则并未给予太多讨论。在他看来，法律本身建立在不民主的权力基础上，并把压迫视为神圣；社会罪恶的主要根源是那些靠法律过日子的人，而不是那些被法律处死的人。这正是班扬的思想对于历代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秘密所在。站在当代哲学的立场上批判地看待班扬的观念，我们的确可以指认其中的偏颇之处。然而，如果置身于17世纪风云变幻的英国历史之中，我们就不难理解班扬为何如此强调“阶级国家的权力就是压迫者的权力”这一基本立场，因此，对于他从义愤之中铸造形成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宗教理念，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尊重和肯定。

正如上文中所指出的，与其他纯粹的宗教学家有所不同的是，班扬宗教观的基础在于“世俗生活”，他努力寻求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但这种生活方式不是纯粹个人的精神追求，而是一种群体性的、有组织的集体化过程。在自传体作品《上帝赐予最大恶人的无限恩惠》中，班扬描述了这样一个梦境：(www.daowen.com)

我仿佛看到，贝德福这些穷人坐在一座高山的向阳坡上，以舒适的阳光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恢复，而我却备受霜雪乌云之苦，冷得全身发抖，缩成一团。我仿佛看到，在我和贝德福这些穷人之间有一堵环山而筑的高墙。这时我的灵魂很想穿过这堵墙。最后我想，如果可以的话，我要径直走到他们中间去，以他们太阳的热量来温暖我自己的身体。^〔63〕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班扬的宗教观透着强烈的“世俗性”，人世间的友谊与对天国的追求在他的思想中和谐共存，与铭记上帝恩典的人同生共死，令他心满意足。与等级森然的主流宗教团体不同，小浸礼会既是宗教组织又是社会组织，与布鲁克农场、欧文的“新和谐区”等乌托邦式组织的生活极为相似，它几乎完全是由劳动人民，而不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这一宗教团体更加实际地扎根于当时当地的经济生活，却进行了一场反对现实经济生活的宣传战。这种扎根于现实生活、与阶级利益休戚相关的宗教斗争方式是英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300多年后的今天，任何一个重读班扬作品的人都会被其强烈的社会现实感所吸引，更会惊讶作品中存在着的与资本文化成熟时期的哲学思想遥相契合的特质。无怪乎现代剧作家萧伯纳一再指认班扬作品中包含着的马克思、尼采的哲学思想与现代剧理论家易卜生的创作风格，认为其作品体现了一种极富生机的哲思，体现了一种从根本上改造社会的革命理念。“所有在莎士比亚作品中丢失的东西，在班扬那里都可以找到。对于班扬而言，真正的英雄出现得如此真切而又自然”。^〔64〕

在萧伯纳看来，班扬作品《坏人先生传》俨然就是17世纪第一流的社会经济学手稿。“他鞭辟入里地刻画了一个资本时代典型商人的形象。这个坏人先生的宗教就是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入，再以最昂贵的价格卖出”。商品意识与它的道德基础早在马克思作品问世前的一个世纪就被班扬先生的寓言揭示出来了。萧伯纳惊喜地发现，这位被他誉为艺术哲学家（artist-philosopher）的思想者不仅善于创造生动的人物形象，还颇为具有经济思维。^〔65〕

在关于班扬思想的阐释中，萧伯纳尤其肯定了班扬作品中尼采式的超越善恶道德理念的闪光之处。依尼采所见，根本不存在道德事实。道德判断与宗教判断的共同之处在于相信“不存在的实在”。道德就其本质而言，是对一定现象的解释，确切地说是一种误释。^〔66〕深受尼采哲学影响的萧伯纳对此心领神会，“不道德并不总是指那些恶劣的、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行为，那些与流行的道德理想不相符合的行为往往被认定为不道德的。宗教在起初以反对某种道德原则出现，但最终却要为道德力量征服，将人的行为再次贴上善举或罪孽的标签，重新划为道德与不道德”。^〔67〕

正如前文中所引述的，在《天路历程》中，萧伯纳看到了类似思想的表达，一种对于道德文明的嘲弄和对于野蛮力量的歌颂居然出自一位虔敬的清教徒的作品。在此，萧伯纳试图将班扬关于社会道德的观点与尼采哲学相联系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整个寓言就是一系列一以贯之的对道貌岸然的社会道德的攻击，而对那些不能见容于世的罪过却不加一词。这正是尼采与易卜生所极力表达的，难道不是吗？”^〔68〕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基于“义愤”的批判是不是一种未经涤荡的宣泄呢？建立在直接生命感受上的私人经验又具有多少的科学性呢？在班扬的思想深处，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地同马克思与尼采比邻而居呢？

必须明确指出的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其卓越的前瞻性，更在于其严密的科学性。马克思一再强调：“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69〕因此，就理论阐释的角度而言，资本文化的到来可被视作未来社会摆脱异化生活的必由之路，因为异化与异化的自我扬弃走的是同一条路。比较而言，班扬作品中处处体现的阶级意识又具有多少历史性可言呢？当他本能地对现存的社会道德与法制口诛笔伐的时候，他是否认识到这一现存的资本文化模式内在的合理性了呢？

再进一步说，如果班扬作品还远未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洞见，那么它是否与尼采打碎一切价值偶像的哲学冲动若合一契呢？正如上文所言，尼采通过重估一切价值，打碎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道德偶像，并将人的自由确立在一种具有丰沛的创造性的强力意志（will-power）之上。然而，无论班扬在其作品中如何天才般地接近这种极具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理念，他的心中依旧居住着仁慈的恩主：

我完全为宗教思想所支配，对教堂的一切都怀有极大的虔敬之心，把教堂的一切都看做是神圣的。尤其是牧师和执事最幸福，他们无疑受到上帝的保佑，因为我认为他们是上帝的仆人，在神圣的教堂里是负责人，并在里面为上帝工作。^〔70〕

就此而言，班扬与尼采无论思想轨道多么接近，却永远无法相交。因为后者明确承认自己作为被俘的普罗米修斯，是代表感性与激情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的追随者，他是基督的天敌。^〔71〕归根结底，班扬最终还是要回归上帝的怀抱。然而，对于精神贵族尼采，任何形式的道德假定都不过是伪善而又虚假的幻想罢了，而这种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交相融合的人生态度则是班扬无法承载的。

虽然班扬的宗教观念来自社会底层，但是，如果读者认为他的思想由于学识有限而流于肤浅，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在反对专制、反对特权和宗教迫害的斗争中，班扬不仅有着明确的斗争目标，而且还是一个讲究策略的、富有远见的思想家。

1687年，英王詹姆士二世发现无法将英国国教收编、改造成为自己认同的天主教，因此他决定扩大君主制度的权力范围，谋求一直遭到迫害的异教徒的支持，以求在力量上与国教势力抗衡。信教自由令的公布意味着小宗教团体有了更为广泛的宗教活动权利。

表面看来，吃尽国教压制苦头的班扬有充分的理由仇视国教，并为它们日益衰败的局面幸灾乐祸。然而，作为一名富有政治远见的宗教活动家，他本能地看到，这种“自由”的局面的形成依旧是建立在专制统治的基础上的，缺乏真正能够持久的坚实基础。因此，班扬在行动上与主动靠拢的国王势力保持着明显的距离，用自己的行为表达着他的政治理念和宗教立场。

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必要的自我保护，班扬发表的作品少不了对国王尽忠的套词，但是他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对君主专制的思想家。对于自己言论上言不由衷的行为，他在未发表的《创世记》的评注中，明确地为圣徒在困难政治处境中的表面妥协辩护道：

因此请注意，一个人在教义上或在实践中对别人撒的谎不管多么离奇，都不应该认为他是犯了罪，如果教义和实践都是上帝的旨意的话……^〔72〕

对于班扬的良苦用心，批评家汀德尔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班扬的宗教小册子往往近乎效忠的表白，为的是对上帝的特选子民和喜欢寻根究底以外的一切人隐瞒自己的真实看法……他和当时任何正常的浸礼教徒一样，对国王和政府怀有深刻的天然仇恨。……他看穿了法律、监狱、治安法官、狱长的不义，对其深恶痛绝。这些人与基督徒是水火不容的。^〔73〕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什么才是这位卓有远见的宗教活动家一生追求的理想社会呢？在他死后发表的《论反基督和杀害证人》（1692）一文中，他畅想了自己信仰中的世界，即到了世界历史的最后一千年，世界上将会建立起某种太平盛世，那时人间将与天上一样秩序井然：

上帝将会在世界上建立起他的原始教会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把反基督者全部打倒。这样，活到那一天的人，就会看到新耶路撒冷打扮得像出嫁前的新娘一样从天而降。^〔74〕

对于班扬，英国宗教界与文学界一直保有浓厚的兴趣。多少年来，尽管对他褒贬不一，但人们至少在一点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这是一位用最为质朴、直接、现实的力量撼动整个时代的思想者。这种来自生命本源的义愤与冲动也许并未经过充分的淘洗和沉淀，但却充溢着鲜活的人格力量。历史也总是用令人惊异的方式一再告诫这个世界的人们，伟大的灵魂往往潜藏于平凡普通的外表之中，英国历史上的这个补锅匠不仅精通养家糊口的手艺活，在修补时代和社会的灵魂时也同样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