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中产阶级家庭，这一伟大的心灵一生最为悠闲恬静的时光无疑是他的少年时代与青年时代。父亲为他请来了最好的家庭教师，并将他送入剑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大学毕业以后，弥尔顿在父亲的庄园里独立研究经典典籍长达6年，这段恣意随性的精神生活涵养了诗人伟岸、深邃而又无比坚定的灵魂。^〔44〕

弥尔顿在17世纪英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文学领域，更体现在反对王权的革命事业中。从英国内战爆发的那一年起，他就永远告别了自由惬意的求学生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革命事业之中了。作为一名坚定的清教徒，他竭尽所能，呼吁宗教信仰自由，并在公民的言论权、婚姻自由和个性解放等社会领域提出了极富影响力的改革观点。凭借一支如椽巨笔，弥尔顿用檄文与诗歌引领着英国人民奔赴一个自由、平等的全新时代。

“我有一个坚定的看法：对于一个立志描写高尚的事物并且拒绝平庸的人，自己就应该是一首真正的诗，也就是说，他应该是最优秀和最高尚品质的集合，并且代表这种品质。除非自己有过可歌可泣的事迹与实践，否则绝不轻易书写歌颂英雄人物和名城重镇的诗行。”^〔45〕

这段大约在而立之年写下的誓词可谓是约翰·弥尔顿自己一生最好的写照。

毫无疑问，弥尔顿既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又是一名不屈不挠的勇士。一种源于生命本能的冲动与执著，一种对于真善美的天然渴求，铸就了弥尔顿波澜壮阔的一生。

弥尔顿的一生从他在1639年放弃欧洲旅游返回祖国参加“主教之战”起，就与英国革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然而，他义无反顾地参与的这场革命在一开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参与革命的诸方力量并不完全明确自己的目标与宗旨就仓促上阵了。虽然表面看来，实际的冲突是国王特权与议会权力的斗争，但是最为反动的特权堡垒却是以英国国王为最高领袖的英国国教体制。保守消极的旧贵族与举棋不定的新教徒市民阶层在革命伊始就表现出了明显的妥协性。于是，为英国革命在理论上披荆斩棘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充满着民主思想与人文精神的弥尔顿身上。正是在与来自主教团体、英国国王和清教团体内部的论敌的理论论战中，弥尔顿系统地阐发了他的革命理念与斗争原则。

对于以宗教为精神主导的欧洲国家，开启近代自由民主的道德生活大都是从争得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开始的。在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历程中，弥尔顿首要的敌人无疑是极为保守的、依附于旧体制并享有广泛特权的主教体系。与其他革命参与者不同的是，弥尔顿似乎在革命初始就意识到英国革命的不彻底性。因此，在早期的辩论短文《论教会政体反对主教统治的理由》（1642）一文中，他就毫不隐讳地表达了自己推动改革的决心：

无论是害怕异端教派还是发生叛乱，都不能成为制止改革的托词，而应该尽一切努力，以最快的速度推进改革。

所以我认为，只要我觉得需要我捍卫这种热情时，我应该尽心尽力地捍卫它，这是最崇高的事业，不管别人会编造出什么恶名来对我的诚实意图进行歪曲和诋毁。

我们不要让这些东西（异端教派和不正行为）成为耽延改革的障碍或借口。改革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权利，它激励我们以更大的荣誉和快乐继续前进：因为如果没有反对力量的存在，怎么谈得上对真正的德行和高尚行为的考验呢？^〔46〕

这些振聋发聩的呼声充分表达了弥尔顿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也似乎预示了这个保守国家的激进主义者的必然命运。在英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是否处死国王查理一世成为核心问题。毫无疑问，弑君罪如果在未来一旦被追查，肯定会遭到极为可怕的报复。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弥尔顿又一次扮演了革命的急先锋。在《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1642）一文中，弥尔顿写道：

显而易见，国王和官吏的权力不是别的，而是接受人民的委托，为全体人民谋利益。权力基本上仍然掌握在人民手里，如果剥夺他们的权利，就是侵犯了他们生而有之的自由的权利……所以，只要人民认为合适，就可以决定他的去留任免，虽然任何暴君都不会仅仅因为生来自由的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俯首听命于他们……^〔47〕

如果在处死国王这一事情上的态度足以表明弥尔顿作为一名具有先进的民权理念的革命者的可贵精神的话，那么，对克伦威尔政权的一系列忠告则显示了他对革命复杂性的高度敏感。毫无疑问，任何有可能威胁到自由社会的政治势力都是弥尔顿的对手和敌人。

革命进入1653年，由于国会中保守势力日益强大，克伦威尔被迫解散国会，就任护国公。对于这一迫于形势采取的独裁统治方式，弥尔顿在政治策略上予以高度肯定，并为克伦威尔进行了有效的辩护：

当你看到人民由于几经失望和受到空洞诺言的欺骗而怨声载道，人民成了少数作威作福的人的愚弄对象时，你毅然结束了他们的统治。在这个凋敝的国家里，唯有你，克伦威尔啊，始终不渝地指导政府，拯救祖国。……国家受到派系斗争风暴如此巨大的震撼，迄今余波未平，不允许我们采用更完善、更可取的政府形式。^〔48〕

但是，弥尔顿对于独裁统治的根本危害洞若观火，他在《为英国人民申辩续篇》中毫无保留地一再告诫克伦威尔道：

你应该常常想到：你亲爱的祖国给予你的信任是多么宝贵。除非我们也获得自由，否则你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的，因为事物的本质就是如此：谁侵犯了他人的自由，自己便首先失去自由，变成一个奴隶。

你应该尊重自己。为了自由，你经受了许多痛苦和危难，现在自由既已获得，你自己就不应该去侵犯它，同时也千万不要让别人侵犯它。^〔49〕

从一个坚定的宗教改革的支持者到一个坚强的民主革命的实践者，弥尔顿伴随着英国革命的深入发展在思想上也日益成熟。尽管自由民主政治理念并不是他的专利，但他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却罕有其匹。毫无疑问，弥尔顿代表了复杂多变的英国革命进程中最为先进的政治理念，是对“不自由，毋宁死”的自由精神的最好诠释。

毋庸讳言，弥尔顿的婚姻观与其个人的婚姻生活密切相关。身为革命派的弥尔顿，妻子玛丽·鲍威尔一家却是保皇派。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与妻子在政治立场上的严重分歧无疑对本应和谐美满的婚姻生活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正是在这种跌宕起伏的婚姻生活中，弥尔顿逐步形成了自己率真、大胆的婚姻理念。

天性敏感热情的弥尔顿自然将婚姻当做生活中的一大快乐之源，不和谐的婚姻是诗人无法接受的。不同于一般民众的是，弥尔顿不仅用行动，而且用严整的理论提出了自己关于离婚的看法。他坚决主张，夫妻之间政治观点水火不容构成了离婚的充分理由，因而是合乎法律与道德的。毫无疑问，在17世纪的英国，离婚还是一个对大多数人而言古怪的、令人无法接受的字眼。但是，弥尔顿在《离婚的原则和戒律》（1643）中明确指出：

在夫妇情谊中，双方都有一种纯洁天然的愿望，要求得到一个能交流思想的合适伴侣。这种愿望可以适当地称之为爱，它比死更强烈。^〔50〕

在弥尔顿看来，美好的婚姻对于一个人拥有完美的人生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心灵的休息、志趣的涵养都离不开美满的婚姻。心理上的厌恶、彼此不合或对立，是由不易改变的天性引起的，这是比天然缺乏性感更加充分的离婚理由。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弥尔顿甚至借用了《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

如果在堕落之前，人类本身还十分完美之时就有了这种需要，那么到了现在，面对现世的一切忧伤和灾难，找一个能说话的亲密助手，一个随时准备帮助你恢复精神的朋友，结为夫妻就更加必要了。

然而，弥尔顿在婚姻问题上的开明态度并没有停留在仅仅支持离婚的行为，他在分析离婚的原因时更充分地体现了一名人文主义者宽广的心灵。在论及婚姻关系中女性的地位时，弥尔顿认为：

如果她比她的丈夫更加深谋远虑，更加聪明伶俐，而他又心悦诚服，甘拜下风，这就用得着一条更合理的高级法则：比较聪明的应该支配对方，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

即便是对于通奸这样的事情，弥尔顿的态度也是极为通达：

玷污床笫之所以会成为如此严重的灾害，其原因是它造成感情的中断；因此，由于夫妇之间互生异心和不和睦而造成的感情长期中断，更应当成为离婚的充分理由。^〔51〕

毫无疑问，从现代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弥尔顿的婚姻观可谓无甚高论，但是，在一个具有浓重的宗法社会色彩的17世纪的英国，弥尔顿提出如此开明的近乎现代文化生活的言论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作为一位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的作家，他的婚姻理念超越了时空的界限，依然影响着当代人的生活理念与幸福观念。

此外，弥尔顿还是现代社会言论自由的积极倡导者。言论自由作为现代民主生活的核心内容之一早已为现代民主国家广为接受。在一般意义上，言论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发表言论以及听取他人陈述意见的权利。在当代民主社会，言论自由是发现真理的根本途径，是人格自主性最必要的内容。如果追溯要求言论与出版自由的理论史，我们将会惊讶地发现，弥尔顿早在17世纪初期就明确提出了这一伟大的思想。

1644年，为了抗议议会恢复全面检查出版物的法令，弥尔顿写下了他所有散文中最为著名的《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1644）他直言不讳地说道：

真正的自由，是生来自由的人

有话要对公众说时，便能畅所欲言，

能说又愿意说的，博得高度赞扬，

不能说也不愿说的，尽可保持缄默；

还有什么比这更公平的呢？^〔52〕

这段欧里庇得斯的格言开启了弥尔顿对言论自由的全面诠释。在《论出版自由》中弥尔顿用文学的笔法写道：“圣经里把真理比成涌泉；如果泉水不能持续涌出，它们就会成为浑浊的水池。”因此，他大力倡导不同观点的争论：“哪里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哪里就必然有大量的争论、大量的作品、各种各样的看法；因为好人的看法就是正在形成中的知识。”这种倡导言论自由的观点无疑可以视为现代民主生活的源起与开端。

然而，弥尔顿并不只是一味提倡言论自由，他更为注重思想言论的道德意义与社会价值，对那些刻意逃避现实、远离社会疾苦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同样进行了公开的谴责：

我不能赞赏既未透露又未实行的遁世隐居、韬光养晦之美德，它从不出击寻找敌手，而是悄悄退出艰苦夺取不朽荣冠的竞争。我们确实不是清白无辜地来到世间，而是沾着许多不洁。试炼可使我们臻于纯洁，但试炼必须有敌手。不谙世故的年轻人考虑罪恶时，不知道罪恶的追随者可能达到的极限，遽然否定罪恶。这种美德不过是一种空白的美德，它的白净不表示纯洁，而是排泄一空所形成的空白。^〔53〕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弥尔顿关于言论自由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近现代自由观所一再强调的人权意义上的自由理念。这位有着强烈的悲悯情怀的思想者将自由表达不仅看做一种权利，更看成是一个有着社会责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义务。表达自我，为社会的发展与改良贡献自己的思想、激情与智慧，这是一个良知未泯的思想者应该恪守的道德原则与人生理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弥尔顿完成了他的言论自由的民主观。

弥尔顿诗作等身，其中最为著名的传世巨著当推《失乐园》（Paradise Lost，1667）、《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1671）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s，1671）。在这一系列以圣经和古典神话为题材的作品里，弥尔顿展开了他对生命本质的全面、深入的思考，完成了他对诸如原罪、人性、道德、自由等生命主题具有创造性的诠释。

关于原罪这一主题历来是西方思想史上不断探讨的命题。众所周知，整个基督教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是生而有罪的”这一基本命题，因此，有意义的人生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赎罪，而人性中一切芜杂混沌的欲望都是应该被彻底否定、抛弃的。当代西方哲学中存在主义一派改装了原罪的理论，将其改造为“人是被罚为自由的”，人生就其本质而言是毫无意义可言的，人是上帝的一个蹩脚的玩偶，欲望正是上帝用来折磨人的方式。

与这些否定世俗人生的理论相对的是以“理性”为核心的积极人生态度。无论是苏格拉底至柏拉图构想出的“纯粹理念世界”的观点，还是从“我思”出发的近代理性哲学，以肯定理性、发展知性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在此岸世界建立一个想象中的天国。人的意义在这里被加以肯定，但仅仅是在理性的意义上。

弥尔顿的《失乐园》在内容上并无多少创新，整个故事就如题目所暗示的那样是在伊甸园中展开的。但是，诗中魔鬼撒旦的形象却一反常态，新意迭出。当撒旦被上帝打入地狱后，他并没有一蹶不振：

打败了又有什么？

并不是一切都完了！不屈的意志，(www.daowen.com)

复仇的决心，永恒的仇恨，

绝不低头认输的骨气，

都没被压倒，此外还有什么？

……

既然天神的力量，

和神仙的体质命定不灭，

又经过这场大变的教训，

武器依旧，见识却大为增加，

胜利的希望就更大了……

……

心自身就是家园，从心里就能

变地狱为天堂，天堂为地狱。

至少在这里我们是自由的。^〔54〕

我们惊奇地发现，在弥尔顿的笔下，撒旦不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魔鬼，恰恰相反，在与上帝的战斗中，他不屈不挠，英勇异常，屡败屡战。更为可贵的是，撒旦还是一个颇有哲思的形象，他对命运和生命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宁在地狱为王，不在天堂为奴”，这一极具叛逆性的口号正是魔鬼撒旦的真实写照。

毫无疑问，弥尔顿为撒旦的形象注入了全新的内容。上帝与撒旦之间的斗争是善恶之战，是正义的道德与邪恶的欲望之间的战争。但是，在弥尔顿的笔下，那个向人类颁布真理、撒播希望的上帝似乎并未受到人类的爱戴，也许他太过完美，对人也过于苛责，令人无法亲近，他对人类的爱是空洞而乏味的。倒是魔鬼撒旦更能理解人的世界，洞悉人的本性的要求与愿望。可见，撒旦的魅力集中体现在他对于人类感性生活的尊重与肯定，而《失乐园》中夏娃的形象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撒旦存在的意义。在这一史诗的第四章，弥尔顿用柔情似水的语言借夏娃之口讴歌了人类伟大的爱情：

同你谈着话，我全忘了时间。

时辰和时辰的改变，一样叫我喜欢。

……

雨后大地的芳香也好，温柔的黄昏也好，

安静的夜晚和低唱的鸟，

游行的月亮和闪亮的星光也好，

没有你，什么也不甜蜜。^〔55〕

在弥尔顿的笔下，夏娃不仅温柔多情，而且敢作敢当，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接受惩罚：

你从何处来，将到何处去，我全知道。

……只管带我走吧，我不会拖延的；

与你同行，等于同住此地；

你对我是天底下一切事物，一切地方，

只怪我任性犯了罪，你才被赶出此地，

但我将从此地带了确实的安慰离开：

虽然一切由我而失，我却有幸，

无行而承天恩，能凭

未来的子孙将一切恢复。^〔56〕

无论是悲壮的魔鬼撒旦还是坚定的亚当夏娃，对上帝的惩罚都没有采取一种全然接受的态度。这种强烈的叛逆性格在弥尔顿的笔下获得了肯定。作为一名伟大的人本主义者，弥尔顿对人的天性洞若观火，行文饱含着深刻的同情和认同。他认识到人的天性与生俱来就是多面的，理性与欲望、顺服与叛逆同时并存在人类天性之中。虽然冲破道德的束缚往往带给人们灾难，但是，人也正是在这种充满张力的生命感受中获得了真正的自我，获得了尊严与高贵。弥尔顿对魔鬼撒旦和亚当夏娃的全新诠释令所有《失乐园》的读者耳目一新。正如批评家雷克斯·沃纳所言，《失乐园》以成圣结尾，但是当你回顾它所描写的伟大事件时，不禁感到，撒旦失去天堂、亚当和夏娃失去乐园的象征意义，比原先旨在成功地证明上帝的正确安排要来得更加伟大、更加深刻。

在后代诗人布莱克和雪莱等人看来，弥尔顿作为一名真正的诗人，“不自觉地与魔鬼为伍”。作为一种褒奖，这种说法无非是将其归入放荡不羁、愤世嫉俗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为保持道德的完整性而采取反抗和叛逆的态度。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社会始终是弥尔顿矢志不渝的追求。

在弥尔顿看来，理想社会之所以未能建成，是由于偶然的失败，而不是必然的结果。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要建立公平的法律和经过改善的共和国秩序，而不是毫无目标地进行反革命的暴力反抗。因此，弥尔顿的偶像不是撒旦，而是大天使押比叠。这个为上帝所肯定的天使不愿与撒旦一起堕落，始终保持着对正义和道德的忠诚。弥尔顿以此自居，可见他在感情上更加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建设共和国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被放逐的远离尘嚣的浪子。

归根结底，弥尔顿对人类饱含着深情，对于人的潜力充满信心。虽然人的天性中必定有其野蛮、任性的一面，但是正因为人具有种种缺点，才显示了追求美德的重要性和可贵之处。人类的堕落使人远离美好的生活，但是也开启了他的回归之路，将自我完善的责任赋予人类。正是基于这一原则，弥尔顿赋予魔鬼撒旦与亚当夏娃以全新的意义，开启了关于人性探讨的全新视角。

可是，自由真的最终可以获求吗？亚当与夏娃真的最终可以回到那个早已向他们关闭的乐园吗？在其晚年的伟大诗作《力士参孙》中，弥尔顿似乎给出了他最终的答案。在这部用英文撰写的希腊式的悲剧作品中，诗人刻画了一个为以色列的自由而斗争的战士参孙及其极富悲剧色彩的战斗人生。作为自由的战士，参孙被胆怯的同胞出卖，又无可救药地被自己对大利拉的痴情出卖，他惨遭酷刑和苦役，对重见光明和恢复自由充满了渴望，最终以一种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奔向自由的最后一跃。在这部极富象征意义与自传色彩的诗作中，一切人世间的悲喜苦乐随着舞台的轰塌化为乌有，无所谓成功还是失败，无所谓正义还是邪恶，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结束的终究还是结束了。对自由的追求与自由的敌人一起走向毁灭，也许这就是自由的事业最后的结局吧。

弥尔顿在英国历史上的身份是多样的：不屈不挠的学者，严肃的教育家，反教权主义者，自由的预言者，一个赤胆忠心的爱国主义者，一个深邃的人文主义者。但是，抛开这一切美誉，我们不应该忘记决定弥尔顿一生命运的根本因素——他是一个真诚的、善良的、疾恶如仇的斗士。当我们凡人为英雄弥尔顿的痛苦遭遇扼腕叹息的时候，也许下面这一段诗文可以帮助我们更接近这一伟大心灵的深处，领略其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

虽然我遭到不幸，

不幸我虽然遭遇到了，和恶人的口舌；

并身处黑暗之中，周围尽是危险，萧条寂寞；

然而当你每夜访我梦境，

或朝霞映红了东方，

我并不孤单。^〔57〕

伟大的诗人思想家弥尔顿晚景凄凉，但是想到自己在生命的黄金岁月曾经单枪匹马地在思想上引领自己的祖国跃过一个又一个沟堑，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向真理的大门，他一定可以含笑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