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出生于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富商家庭，幼年时父亲亡故，母亲随即改嫁。在天主教日益衰亡的英国，他的天主教徒的身份使其在很多方面都遭受歧视，他虽然成绩优异，但却未能获得学位，因此无法担任律师。也许是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了信心，多恩在年轻时一度放浪形骸，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直至而立之年，才颇为浪漫地与年仅17岁的掌玺大臣厄格顿的内侄女安莫尔秘密成婚。步入中年的多恩生活一度贫病交加，异常窘迫。但天生其才，终究要让他脱颖而出。1615年，多恩终于正式皈依国教，并担任了国教牧师，在林肯法律协会宣讲神学。自此，他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演说才华得到世人肯定，并于1621年被任命为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

多恩既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又是一位极富感染力的布道者。他的布道文情感真挚炽热，文辞生动优美，大有“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的风采，许多布道至今仍是英国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然而，这位充满感染力的宗教大家，恰恰又是一位以玄思见长、将哲理与诗才巧妙结合的伟大诗人，被誉为玄学诗的集大成者。他那饱含怀疑主义与虚无主义的诗作，处处透出在他的心灵深处，在广袤的宗教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更为值得探索的灵魂。

16世纪末的英国和欧洲大陆，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入持久的思想革命。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运动不仅解放了文学艺术创作，更推动了西方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造。在自然生活领域，自亚里士多德发展而来的具有浓重的神学气质的托勒密宇宙体系理论受到了伽利略等天文学家的深刻批判，一种全新的以数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悄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在社会伦理领域，伴随着“社会契约理论”的产生，以基督教价值体系为统治地位的社会伦理陷入了空前的信任危机。种种迹象表明，一种全新的文化已经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而所有旧的社会矛盾集中体现为基督教的存在。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满探索精神与冒险精神的时代。正当疯狂的探险家与喜爱赌运的军人扑向一片又一片新陆地时，诗人与哲人们也在绞尽脑汁，试图在行将轰塌的精神废墟上建立新时代的道德基础与价值体系，多恩以其名闻遐迩的玄学诗回应了这一复杂多变、新旧交替的时代。

然而，尽管任何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都无法回避日益逼近的新文化，深受传统天主教道德理念浸染的多恩始终无法放弃那早已植入其心灵深处的价值理念。多少由于形势所逼，多恩在詹姆士一世的一再逼迫下，公开放弃了他的天主教信仰。但是，正如批评家考特洛浦所言，“多恩的学院教育在其一生的职责之中，为他的诗歌提供了形式与色彩，为他坚如磐石的灵魂提供了牢不可摧的信仰，直至他生命的终点”。^〔37〕因此，可以说，来自新思潮的影响与旧传统的教育这两种对立的现实力量主宰了诗人多恩的心灵世界，他对信仰的执著追求也因此被深深地打上了怀疑主义的烙印。伴随着宗教的腐败堕落，哲学上怀疑主义滋生蔓延，生活在日益物质化的世俗世界里的多恩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慨与困顿，他反复质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居然可以与宗教生活的价值相提并论？为什么世人总是蝇营狗苟于哪怕最微不足道的财富、利益和荣誉，却对精神生活的敌人——世俗世界、肉体和魔鬼——置若罔闻？

多恩的深刻思考并没有止步于此，他进一步追问，人究竟应该如何找寻真正的宗教生活？这样的宗教究竟在哪里？他注意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就信仰而言早已分崩离析了。有些人从早已成为遗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中寻求生活的道德标准；有些人投身于新教运动，以求为自己世俗化的生活确立一个宗教的基础；有些人则公然抛弃了所有的宗教生活，因为这种生活已毫无意义可言，而更多的人却无动于衷，俨然一副“无可无不可”的人生态度。显然，这种冷漠淡薄的宗教态度是饱受天主教文化熏染的多恩无法接受的。

在对时代的文化现象反思的过程中，多恩追本溯源，他认为人的罪恶从人的祖先在伊甸园中偷食禁果时就已经注定了。在多恩的诗作中，堕落的力量腐蚀了自然中的一切，包括人类的行为与道德。它化作了妓女的灵魂、恶狼的灵魂与一切异教徒的灵魂，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加尔文。正如本·琼森总结道，多恩最终将时代的罪恶归于新教徒加尔文等人的出现。^〔38〕

毫无疑问，作为一位敏感的诗人和基督徒，多恩深刻感受到时代信仰的缺失与价值体系的崩溃，他在诗作中的一系列表述是其关于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刻反思。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囿于自身的宗教情结与时代环境，多恩无法对这一问题做出历史性的阐述与评价，因此，他不得不将所有的罪过最终归于新教的出现。

笼罩在17世纪怀疑主义的巨大阴影下，多恩不仅对信仰的缺失忧心忡忡，而且对于人生的爱情也表达了自己极为悲观的态度。多恩年轻时一度放荡不羁，但在与安莫尔结婚后，却对妻子忠诚不渝。多恩个人爱情婚姻的历程，折射出在那个价值观分崩离析的时代他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古典精神与现代生活的斗争在他的生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自漫长的中世纪起，具有牺牲精神的骑士爱情观一直是被社会精英阶层大加肯定的道德理念。作为一种中世纪特有的文化现象，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骑士文化孕育的骑士爱情观，无疑为极富英雄色彩的骑士文化添加了浪漫的情调。这种骑士爱情往往发生在勇敢刚毅的骑士与出身高贵且有着良好教养的贵夫人之间。这种爱情虽然无法脱离生理的要求，但是被赋予了持久、忠贞、耐心与自我牺牲的种种美德，在精神层面上被中世纪的道德观大加肯定。在中世纪后期，骑士爱情一直是吟游诗人宣讲的主题，他们用诗歌在各地歌唱，对以后的欧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种柏拉图式的理想主义的爱情模式在近代文化的步步紧逼下面临空前的危机。在多恩的诗作中，这种理想化的爱情被无情地撕毁了。

多恩认为，爱情的法则毫无疑问需要两个人都必须对对方保持持久的爱与忠诚。然而，这一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要求恰恰是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的。

多恩对于爱情的怀疑，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女人天性的极不信任。在多恩看来，女人是天性善变的、伪善虚假的动物。他在诗作中问道：“真诚美好的女人在哪里啊？”在诗作《歌》（1596）中，他经常提到女人的不忠：

说美人儿忠心，世界上可没有。

你万一找到了，通知我一句；

向她千里进香也心甘；

可是算了吧，我决不会去，

哪怕到隔壁就可以见面；

尽管你见她当时还可靠，

到你写信了还可以担保，

她不等我到门

准已经对不起两三个男人。^〔39〕

这种赤裸裸的对于女性本性的怀疑态度在多恩的诗作中屡见不鲜。然而，作为一个玄学诗人的多恩发此感慨，绝不是随意之语。对于多恩而言，爱情多变的本性恰恰反映了宇宙间事物总是处于变动不拘的状态之中这一根本的道理。人的情感世界变化无常，这正是宇宙的至理与本质。具有浓重的哲学气质的诗人多恩正是借助对宇宙的玄思完成了他对爱情本质的解释。在这方面，他的想象力与灵感发挥到了极致。(www.daowen.com)

多恩认为，“变化是音乐、快乐、生命和永恒的温床”，那么他本人的爱情和婚姻生活是怎样的呢？饶有趣味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多恩并没有他在玄思世界中那么超脱淡定，他对妻子和婚姻无比忠诚。史料表明，多恩与自己的爱妻安莫尔可谓恩爱有加，相濡以沫，生活美满幸福。婚后的多恩在诗歌创作的情感基调与体裁选择上都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尽管怀疑主义的声音并未消失，但他已经在试图寻求一种严肃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准则。

多恩利用为恩主已经去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拉里小姐撰写颂词的机会，刻意描写了一位极为完美的理想化的女子形象，寄托了自己关于人生的意义与责任的更多严肃思考。在这篇题为《世界的剖析》（1611）的作品中，诗人认为这位女子的去世令整个宇宙都失去了活力，生命只剩下阴影，一切都失去了秩序，天国也不复存在。正是借助于这篇被同时代的批评家诟病为满是阿谀逢迎之词的作品，多恩又一次更为严肃地表明了自己的生命哲学。正如批评家考特洛浦所言，伊丽莎白在多恩的文学意识中，早已成为完美的精神生活的载体。她的离去是物质世界走向堕落的开始。多恩竭尽溢美之词，正是要向世人昭示，现代生活中，人类正从原本完美的生命状态走向它的反面。^〔40〕由此可见，尽管多恩的人生态度充满了怀疑主义的色彩，但是，那一直深潜在他灵魂深处的宗教情结与道德诉求始终是他无法割舍的人生理想。

此外，多恩还被不少批评家视为现代虚无主义的先声。虚无主义在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视野里早就不是什么新名词了。在大哲学家尼采看来，肇始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现代文明的本质，正是价值虚无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就是欧洲历史一步步迈向虚无主义深渊的过程。“上帝死了”之后，基督教作为最高的价值源泉丧失了它的社会基础，一切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全都破碎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已不复存在。尼采因尖锐地指出现代文明虚无主义的本质而闻名于世，但是，我们不难发现，早在17世纪，多恩就在他的诗歌中不断提到“虚无”的概念了。多恩在诗作中写道：

新哲学怀疑一切，

火的元素已被扑灭，

太阳消失，地球也不见了，

非人的智慧所能寻到。

人们直爽地承认世界已经死亡，

而在星球和天体上

找到了多种新事物，他们看这里

已被压碎成原子一般

一切破碎，全无联系，

失去了一切源流，一切关系：

君臣、父子，都不存在……^〔41〕

我们不得不钦佩多恩慧眼独具的观察能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世中的一切对于生命本身而言都是虚幻而毫无意义的渺小之物。^〔42〕来自生命本能的强烈的虚无感将多恩引到了一个他无法回避的人生主题面前，那就是死亡。然而，有趣的是，在多恩的世界里，死亡恰恰是与爱情紧密相连的。将爱情与死亡相提并论，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多恩看来，也许爱情是世俗世界最为美好的事物，享受这种天国般的情感对于人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大的奢侈，正所谓“此物本应天上有”，这不由令人产生生命的终极感悟。在纯美至善的事物面前，蝇营狗苟的世俗生活的虚妄荒诞就毫无遮掩可言了。因此，多恩总是以一个“very dead thing”自居，将自己视为“the grave of all that's nothing”。他甚至自认为自己是“虚无中的虚无”。

概括地说，作为一名怀疑主义者，多恩并未对自己所处的世界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认识。作为一名诗人，他只是将自己生活中的点滴所感以一种悖论或比喻的方式揭示给世人，这其中未必就富有永恒的价值。然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多恩极为敏感的天性使他在现代文明萌芽之初就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两百年后为西方思想界广为讨论的“存在与虚无”的哲学命题。因此，多恩是一个天然的先历史而动的存在主义先行者，他的诗作是虚无主义自我表达的先声。

在论及玄学派诗人时，塞缪尔·约翰逊说道，玄学派诗人只是一群有才学的人。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炫耀自己的知识。如果我们本着公允的态度考察多恩的创作历史，就知道这种说法不仅偏激，而且狭隘。回顾英国文学思想的历史，不难看出这种诗歌风格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为同行所诟病。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玄学诗人的内心深处，与他们共同呼吸那个时代的文化气息，就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玄思与巧喻会在17世纪进入英国诗歌之中。在一个封闭了近千年的文明中，刚刚获得肯定的科学知识也许正是想象与联想最好的源泉。

多恩的一生是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缩影。对一个灵魂早就只属于上帝的人来说，17世纪初的英国世俗文化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折磨。然而，正是来自宗教信仰的悲悯情怀与救世精神点燃了多恩的一生。约翰·多恩将他的整个生命献给了崇高的灵魂的事业，他用自己真诚的思考与不懈的探索力求“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作为他一生的写照，以下两句诗也许是最好的总结：

Be then thine own home, and in thyself dwell;

Inn anywhere: continuance maketh hell.^〔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