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琼森（Ben Jonson，1572-1637），是一位地位显赫的苏格兰贵族的遗腹子。他先后入西敏寺、剑桥等学府接受教育。青年时期，琼森尝试过一些职业，但终因旨趣不投而放弃。为了维持生计，供养家庭，琼森于1592以后陆续为剧院撰写剧本，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完成了《人性互异》（Every Man in His Humor，1598）、《狐狸》（Volpone，1606）、《炼金术士》（The Alchemist，1610）和《巴托罗缪市集》（Bartholomew，1614）等一系列具有开创意义的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英国道德剧的发展。琼森死后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中著名的“诗人角”，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以能够成为“本的儿子”而自豪。

恐怕只有莎士比亚可以与琼森在英国文艺复兴戏剧史上的地位比肩，而他对后代英国戏剧发展的影响力却无人匹敌。这是因为，琼森不仅是一位多产的戏剧作家，更是一位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明确的创作标准的理论家。16世纪末，文艺复兴的风潮吹遍英国文坛，琼森义无反顾地号召坚守古典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持文艺对于民众的道德教化作用，特别强调关于戏剧中人物的癖性研究，富有创造性地继承了西方戏剧传统，开创了英国戏剧的新局面。

琼森一生完成了18部戏剧，除两部罗马历史悲剧《西亚努斯的覆灭》和《卡塔林的阴谋》之外，大都是社会讽刺喜剧。他的作品遵循古典主义原则，带有极为强烈的道德倾向，可谓是英国戏剧史上道德剧的集大成者。由于对当时恶俗的社会风气的批评过于尖锐，且有抨击时政、扰乱视听的嫌疑，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由此可见，道德问题始终是琼森在文学创作中关注的焦点。

琼森自幼饱读诗书，钻研欧洲古典文化，对于古希腊至中世纪的文学非常熟悉。然而，琼森习古却不泥古，古典文化的修养不仅培育了他雅好文艺的兴趣，更促使他养成用历史与传统的眼光审视当下社会文化的视角。他一再强调，“古典的精义与思想要为我们当下所用”，“任何道德训诫必须依赖于一定的天然环境”，“任何有生命力的表现形式都无法脱离作家深入细致的观察”，“没有艺术，世界永远不可能完美。没有世界，艺术永远也不会存在”。^〔29〕正是在这一系列创作原则的指导下，琼森开启了自己的戏剧之路。

如果琼森上述一系列言论还有些语焉不详，那么在阐述艺术语言的标准时，他的道德立场和用意就非常明显了。琼森认为，优雅和准确不仅适用于文体，而且同样适用于人的行为；凭借一个人使用的语言便可认识其本人。一个人的语言表达了他的道德倾向，是其内在道德理念的集中外化。就此而言，文学语言与道德教化是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他非常形象地说道，“一个没有语言修养的君主就像一个失去眼睛的舵手”，而贴切地使用语言是统治者必需的一种道德修养。因此，一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极为具体的“言与行”就是他内心道德理念的一面镜子。作为一名社会批评家与作家，琼森不仅在文体上严格要求自己，更以通过文学改造社会道德风尚为己任，其文学创作的立意较同时代的人要明显高出一筹。^〔30〕

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一名古典文化精神的继承者，深受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的琼森始终关注着社会文化的道德现状，艺术娱人耳目的特点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更为重要的是，琼森始终乐观地相信艺术作为一种改造社会文化的力量，具有不可估量的教化作用，有助于社会风尚的改造和提升。正是在这一道德理念的指引下，琼森提出了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戏剧理念，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塑造“癖性人物形象”的写作技巧上。

琼森生活的时代，浪漫主义创作风格日益盛行。作为一种戏剧风格，浪漫主义坚决反对并努力冲破一切古典主义文艺原则的束缚。从创作思想来看，它崇尚主观，强调艺术家的激情、想象与灵感，既无视艺术程式的束缚，也不受真实生活的局限；从艺术形式上看，它常用强烈的对比和夸张，舞台效果自由多变、充满机巧和突转，处处出奇制胜。

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以奇突瑰丽的想象、鲜明强烈的个性、大开大阖的传奇性情节和多彩多姿的民间情调为濒于僵死的戏剧艺术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由于浪漫主义戏剧家往往过于注重个人主观激情的抒发，过多地运用乔装、巧合和机关布景等造成的表面戏剧效果，他们的作品缺乏对社会的冷静深刻的剖析，在艺术手法上也常常是奔放洒脱有余而准确细腻不足。在剧本《人性互异》的前言中，琼森毫不掩饰地批评了这种创作方法的拙劣：

让一个现在仍在襁褓中的婴儿，

在一瞬间变成老态龙钟的老人，

跨越了六十年的时间。或者

凭借三把锈剑和音步不全的诗句

来描述约克和兰开斯特王朝的争端。

针对这种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琼森提出了自己的写作原则：

没有开场白的致辞者带着你飞跃海峡，

也没有摇摇欲坠的王位来博得孩子的欢心，

不用巧妙的讽刺小品来吓唬贵妇人，

也不用炮声和鼓声来模拟雷电风暴。

有的只是常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喜剧通常描写的人物，

用以展现时代的缩影

来鞭挞人的愚昧而不是罪恶。^〔31〕

从“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描写人物，这种通俗、直接的表述点出了琼森写作的基本思路。在古典道德剧的发展过程中，琼森的作品将道德意识融入人物的细致刻画之中，将抽象的道德观念表现为一系列具有典型性格和行为特征的社会形象，成功地展现了道德剧发展的最高形式。

琼森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情结与强烈的善恶、是非道德观念决定了他的作品必然带有极为浓重的道德剧色彩。他擅长用讽刺和寓言的方式描写人物的最主要的特征，这种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在《人性互异》这一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该剧中琼森刻画了多达14种具有鲜明特点的人物形象，每种形象都代表了社会生活中某种邪恶或愚蠢的人物类型。作家通过世俗生活中最为寻常的场景之间的转化，巧妙地借助于具体而又充满讽刺意味的故事情节，完美地表达了自己对当时社会风俗尖锐的批判与鞭挞。事事不放心的老爱德华、嫉妒成性的凯特利、轻信他人的凯特利夫人和好吹牛的军人博巴迪尔，这一系列典型的形象既体现古典戏剧精神，又为琼森深入思考人性的本质、行为与性格之间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极佳的素材。

关于人的性格特征及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在西方文化中由来已久。早在古典文化的开端时期，希腊哲学家噶仑（Galen）就人的性格倾向与特点给出了颇为有趣的希波克拉底式的生理学解释。在噶仑看来，身体的平衡与健康是由四种元素的平衡状态决定的，它们分别是血、痰、黄色胆汁和黑色胆汁。人体作为一个小世界，它的构造与外界自然界相吻合，后者恰恰是由水、土、空气与火构成的。在这里，土代表干与冷，水代表冷与湿，气代表热与湿，而火则代表热与干。噶仑认为，大自然通过各种活动将这些元素分配给人体，如果分配得当，人的性格就温和稳定；一旦分配失衡，人就表现出嫉妒、多虑、胆怯、贪婪等不同的癖性。^〔32〕

自噶仑以降，至中世纪末期，通过身体的构成、季节的演变、年轮的更替等方式解释人的性格特征的理论不一而足，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具有非常浓重的宿命论的色彩。随着文艺复兴与科学主义时代的到来，这种噶仑式的性格解释理论受到了来自以培根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尖锐批判。培根认为，中古性格论的根本问题在于没有实验的、科学的方法，只是凭借空洞的想象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种观点希冀一劳永逸地解释问题，缺乏自我修复和改进的维度。一言以蔽之，现代科学主义者要求一种更为全面而又科学的解释。^〔33〕

琼森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通过戏剧创作参与了人的性格研究的讨论。深受古典宿命论与近代科学主义双重影响的琼森对人的癖性研究的观点同样是多面的、矛盾的。一方面，人似乎比他看起来还要无知与被动，他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一种宿命式的安排与身体特征的规定；与这种较为悲观的人生态度相对的是琼森同样认同的较为乐观的一面，他始终心存希望，认为人是可以被改造和教化的，他尊重人的精神生活的自由性，认为通过净化社会道德风尚可以改善和提升人的道德素质。这种貌似对立但又内在统一的癖性观在琼森的代表性作品《人性互异》、《狐狸》、《炼金术士》和《巴托罗缪市集》中都有所体现。

在《人性互异》一剧中，生性妒忌、多疑的凯特利是琼森创造的一个非常成功的角色。凯特利拥有一位天姿美丽的妻子，但这却成了他忧心忡忡的缘由。一听说家中来了年轻俊朗的青年人，他就认为妻子背叛了他，发展到最后，竟然以为妻子不仅企图毒死他，而且又有了第二个情人老爱德华。这种捕风捉影的怀疑心牢牢攫住了凯特利的灵魂，这是他无法克服的心理冲动。非常有趣的是，琼森似乎还让这位嫉妒狂多少带有一些自我反省的行为。在作品的第二幕第三场中，凯特利对于“病”的问题发表了一通颇为富有哲理的言论：

新的疾病！

我不知道是新病还是老病，

但对凡人来说这可谓是一大瘟疫。

因为就像传染病一样，它侵袭着三大脑室。

首先，它开始全力干扰人的想象，

使其充满了一股邪恶之气，

人很快就丧失了判断的能力。

然后，像病毒一样，它又转向记忆，

而受感染的部位又互相影响，

就像是一股稀薄的雾气(www.daowen.com)

在混乱中延伸到每一个敏感的部位，

直到头脑中的每一个念头

都无法摆脱这种黑色的毒气——猜疑。

这段出自凯特利之口的关于“疾病”发展的描绘极为形象生动地道出了剧作家本人对癖性的诠释：当一种性格力量成为主导性的性格特征的时候，它具有极为强悍的绝对霸权，人在这种内在的宿命性的力量面前是没有自我的，他只能成为这种力量的俘虏与傀儡。

如果说凯特利的猜疑多少带有一些哲思的特点，那么戏剧《狐狸》中的主人公伏尔蓬涅的形象就是夸张、讽刺手法的典范。这个夏洛克式的人物在看到金子时赤裸裸的灵魂深处的表白可谓是贪婪本性的极致：

早上好，新的一天；早上好，我的金子。

打开我的神龛，让我朝见我的圣人。

欢呼吧，世界的灵魂，同时也是我的。

……

啊，炼金士手中金石的儿子，

你比你的父亲更加光彩夺目，

让我满怀敬意地给你一个吻，

以及这座圣殿中每一件无价的宝藏。

……

亲爱的圣人——财富，

你默默无闻，却教人说话，

你一动不动，却指使人干出各种勾当。

你是灵魂的代价，

有了你，地狱也变成了天堂。^〔34〕

这种极富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在《人性互异》中多达14种，而在琼森的代表作《巴托罗缪市集》中数量更多。这部优秀的作品俨然就是一个世俗生活万花筒。在琼森看来，这些人物的荒诞丑陋、无知可笑既是他们自身的命运使然，也是社会道德文化的产物。一言以蔽之，他们的悲剧既是个人的，同样也是这个社会的和时代的。在此，琼森用自己的创作回应了当时关于人的癖性解释的历史性争论。

也许是其作品中的道德感过于强烈，琼森在戏剧《巴托罗缪市集》中选择了一种局外人与旁观者的目光，打量着那些市井生活中平凡而又真实的小人物。比起早先的极尽嘲讽之能事的戏剧，这部作品不失幽默与戏谑，但却成熟温和了许多。琼森试图用自己的作品与他的时代达成和解，这是他思想上日渐成熟的标志。

综上所述，琼森在人的癖性的解释上，希望在后天习得的知识与先天的性格、在人体的偏性与精神的自由性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这种综合性的判断基于他对人性的天然领悟与其自身的生活经验。琼森本人的道德实践与心理冲动造就了他对人的癖性的复杂态度与深入洞察。换言之，琼森对决定人性格的多方面因素的不确定性了如指掌。尽管在有些文本中，琼森多少对生理决定论的观点有所偏好，但是，他一以贯之地拒绝用单一的理论解释人性的复杂问题，这种对于单向思维的拒绝态度成就了琼森作品的伟大和不朽。^〔35〕

纵观本·琼森的一生，他总是处于各种纷扰与争论的漩涡之中。在早期创作生涯中，由于创作思路相左，他与同时代的剧作家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他对莎士比亚等人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不屑一顾，公开在自己的剧作中对其严厉批评；晚年的琼森似乎血气日盛，不满其他作家与他共同分享王室的俸禄。即便是对于附庸风雅、毫无见识的观众，他也直言不讳地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在剧本《辛西娅的狂欢》的开场白中，他谈到了自己对观众的态度：

如果今天还能有通情达理的安静，

令人愉快聚精会神的观众……

心有疑虑的剧作家希望这就是他寻找的地方。

他因而把自己展现在这些可爱的观众面前，

而对那些低俗的人他不愿意浪费自己的精力。

……

他不喜欢也不害怕不学无术的观众，

并不想去赢得大众的掌声，

或俗人唾沫四溅的口中的赞扬，

他头上戴的花环将来自

那些能够理解、欣赏他的艺术的人。^〔36〕

应当指出，琼森好斗不羁、过于自负的脾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战斗的一生，但是如果将这一系列的恩怨纯粹归为个人的喜好和性格那就错了。从根本上说，琼森是一个对待艺术极为严肃的人，他也许有时过于尖酸刻薄，但他绝不趋炎附势、迎合低俗。

琼森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了自己热衷的艺术风格与道德生活。任何错误的判断与虚假的评说都是他公开的敌人。在古典与现代结合的现实主义道路上，琼森是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就此而言，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天才般的人物将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