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文学思想体系中，经验主义对18世纪英国小说的崛起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洛克出生在索美塞特一个叫做灵顿的小乡村，他聪颖好学，20岁进入牛津基督教会学院，并在以后几年里迅速确立了他在医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并被授予高级研究员的称号。医学研究与实践为洛克提供了与莎夫茨伯利伯爵接触的机会，他在很长的时间里协助伯爵参与政府管理工作。由于莎夫茨伯利伯爵与复辟王朝政见不一，洛克遭受牵连，流亡荷兰，逐步成长为支持民主观念与进步运动的新政权的拥护者。动荡的流亡岁月不仅没有消磨洛克追求真理的意志，反而更加磨砺了他用理性的眼光观察与理解世界的精神。晚年的洛克更是老而弥坚、意气风发，连续完成了《论宗教宽容的信》（1689）、《政府论两篇》（1689）、《人类理智论》（1690）、《教育漫话》（1693）等一系列重要的哲学、教育学与政治学的书籍与文章。1704年，洛克在荣誉、友谊和平静中走完了他的一生。^〔12〕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约翰·洛克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式代表了英吉利作家乃至整个不列颠民族智慧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建立在纯粹的经验主义之上的、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思维特点。他作为经验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努力推动现代民主政治，并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早的理论指导。在近代史的开端，洛克的思想无疑为民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强大的理论基础。

约翰·洛克的一生是波澜壮阔的一生。从出生到离世，他的生命跨度恰好覆盖了英国革命从爆发到结束的整个过程。洛克自身的命运伴随着英国革命潮起潮落，起伏不定，他的才智与胆识注定要让他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弄潮儿。

与任何文化转世的时代一样，西方近代文明的到来在哲学上是以怀疑论的方式展开的。当笛卡儿用“我思故我在”的经典表达宣告理性时代的到来时，“认识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一问题悄然成为了欧洲思想界最重要的主题。笛卡儿不曾想到，紧随其后的学生却是来自海峡对岸的英国。洛克全面深入地阐释了经验主义的核心观点，确立了他在近代哲学经验主义流派中的绝对核心地位。

在洛克看来，哲学是关于事物的真正知识，因为它直接关乎我们人类究竟是如何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的根本问题。为了扫清自己理论上的障碍，洛克否定了“天赋真理说”。他认为人的心灵中没有理论或实践原则，所有一切都是以实践的方式得到的。千差万别的大千世界和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念，充分说明普遍承认的先天观念是不存在的。^〔13〕

洛克坚定地认为，人的一切知识来自于“经验”。心灵原来的状态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没有任何字样和观念。正是通过对客观世界的经验，人们通过“感觉”和“反省”，以触摸、观看、知觉、思考、怀疑、推理等多种方式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外在世界的观念，这就是知识的来源和根本。那直接获得的关于事物的观念是“简单观念”，通过重复、比较和结合得到的观念是“复杂观念”。与之对应的是，事物使我们产生观念的能力就是它的性质。因此，在洛克看来，观念和知识真实性的基础在于它同外在事物的实际存在和现实存在相符合。所以，我们不能超出我们的经验得出我们没有经验过的事物的任何观念与知识。^〔14〕

作为一位新旧文化交替时代的思想家，洛克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折中性，这集中体现在他对知识与信仰的区分上。洛克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中的确存在一些我们毫不怀疑的知识，它们极为接近于真理，我们只会予以赞同。他认为这种纯粹天启的佐证具有最高的准确性，它不再是知识，而是信仰。洛克一再强调，任何天启是不能被证明的，它没有理性的原则那么清楚。但是，作为一种超乎理性的存在，它属于信仰的范围，与理性没有关系。

洛克在认识论上的地位早有公论，我们不需赘述。倒是他在处理理性与信仰这一本质矛盾时表现出来的可爱的“两面性”非常值得后人深思。这些思想家能在他们的思维体系中给神秘的、非理性的力量留有一席之地，实属不易，这种可贵的谨慎态度与以后那些骄横的绝对理性的哲学态度相比，显得无比的睿智与深刻。这种二元思维为现代哲学思想的兴起埋下了伏笔。^〔15〕

洛克在英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贡献除了他坚定的经验主义哲学观，当属其以契约原则与权利制衡为核心思想的公民社会理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民主社会最为完备的政治理论形态之一，洛克的政治思想对近代政治改革与当代政治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洛克政治思想的起点是从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的定义开始的。在洛克看来，自然状态就是人们按照一定的方式生活在一起，没有一个共同体的代表能够在他们中间做出权威的判决。与霍布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定义不同，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好意与互助。然而，在纯粹的自然状态之中，人由于物质的匮乏、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来自天性的争斗意识，更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共同体作为权威实施有效的集体管理，经常会出现不正当使用武力的现象。因此，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往往会陷入战争状态。自然状态往往与战争状态不可分割，作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状况，它是战争状态的寓所。^〔16〕

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的进步与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稳定的、尽人皆知的法律，确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能够依照法律来裁决一切纠纷的全民代表机构以及一个科学合理的权利制衡体系，以保证正当、正确、公平、合理地使用权利，从而保障个人的基本权益不受侵犯。这就是公民社会得以产生的前提与条件，也是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

公民社会的最重要的本质特点就是组成社会的所有成员彼此定下契约，同意将每个成员在自然状态下所拥有的权利转移到“社会共同体之手”。自然状态下个人“保存自身”与“惩戒他人”的权利就是公民社会中立法权与司法权的源泉。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既然订立契约的公民同意出让自己的权利的目的是通过社会共同体的形式来保护所有订立契约的成员的权利，以完善自然状态下充满危险性与不确定性的社会状况，那么这一政治形式的首要宗旨就是“任何权利必须受到制约”。

洛克对权利制约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与霍布斯政治观点的重大分歧。他一再强调，绝对任意的权利根本无法去除自然状态的罪恶，恰恰相反，会比自然状态糟糕得多。在这一原则的基础上，洛克坚决反对君主制政体，认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公民政府所应采取的形式。那么，洛克所推崇的是怎样的政治体制呢？洛克明确地将合理的政治统治形式确立为契约原则下的多数人的统治。我们不妨关注其以下严密而又精彩的论述：

因为当任何数目的人在每个个人的同意下成立一个共同体时，他们也就使那个共同体成了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只有借助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决心才有权力像一个团体那样开展行动。因为充当共同体的任何东西只能是它的每个个体成员同意的结果；而如果一个团体有必要以某种方式开展行动时，这个团体就要在更大的力量的带领下照此行动，这也是大多数人同意的；要不然它也就不能作为一个团体而行动或存在下去，这是联合进入该团体的每个个人都同意的事实；因此，那个同意迫使每个人都要由多数人来决定。^〔17〕

政治社会的真正形成，离不开一个相应的政府。在洛克看来，成立政府是政治社会得以为继的条件，只有通过建立政府，才能实现政治权利的制约与平衡。洛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形式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谁掌握立法权以及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对于公民社会，立法权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无疑是全体公民所拥有，这是公民“没有权利放弃”的权利。因此，无论是以代议制的隐性方式还是以特别社会状况下的直接形式，公民社会立法权是由全体公民与他的代议机构来行使的。^〔18〕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洛克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权力分立的基本原则。他指出，就人类的弱点而言，人类有极大的欲望掌握到这样的权力——不仅能参与法律的制定而且能参与法律的实施。因此。要避免出现权力垄断与政治独裁，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权力分立。虽然洛克在具体内容上只是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但这种极为先进的政治思想对于近代历史与当代社会无疑是一个极为伟大的创见。^〔19〕

总体而言，洛克的政治思想非常突出公民个体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角色。他力求通过赋予公民立法权的方式，确保人民是一切政治生活的最终法官，从而保证人民反抗暴政的政治权利。这种极为可贵的民本思想不仅在18世纪的英国小说中得到充分展示，而且使洛克成为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屈指可数的伟大人物。

对于教育的关注一直贯穿着洛克的一生。洛克常年从教于牛津大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且对心理学研究有浓厚的兴趣。结合自己的实验与理论，洛克晚年创作了《教育漫话》与《人类理智论》，奠定了他在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洛克的现代教育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www.daowen.com)

一、白板说

作为一名典型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洛克在其教育思想中也非常强调后天习得的重要性，这就是其著名的“白板说”的教育理念。在洛克看来，人的心灵在刚刚出生时有如白板或白纸，空无所有，毫无色彩可言，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先天观念。人性在起初是未定型的，可塑性甚高，也没有什么先天的善恶之分。正所谓近朱者赤而近墨者黑，心性的善恶均为后天的产物。他明确指出，孩童的心灵就像水一样是可以随意变化的。因此，教育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个由外向内的“注入”或“灌输”，而不是由内向外的“引导”或“诱发”。

众所周知，先哲柏拉图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回忆”，就是一个人将本已在灵魂中存在的被遗忘了的东西唤醒；中国的圣人孔子也强调学而知之不如生而知之，圣人就是不学便知天下至理的人。洛克从自身的经验论哲学立场出发，以一种绝对的态度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毫无疑问多少有些偏颇了，但是，考虑到洛克生活在一个近代科学与民主理念蓬勃发展的时期，为了鼓励民众接纳全新的思想观念，这种夸大经验的观点是不难理解的。

二、培养德才兼备的绅士

作为一个代表新阶级的知识分子，洛克的教育观集中体现了社会变迁时代全新的道德理念与价值标准。在《教育漫话》中，洛克强调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一个17世纪英国社会需要的标准绅士，一个集德性、理智、才干与修养于一体的人，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阶级人物。试看以下洛克的观点：

德，是实实在在的德，乃是教育所应追求的坚实而有价值的部分。不趋向鲁莽，不施狡赖伎俩，其他任何考虑及成就都应退居其后。这就是最具体的善。

智慧……使一个人有能干和远见，能去处理他的事务。

没有好教养，则虽然有好成就，但却会变成骄傲自负，浮夸而又愚蠢。

有勇气而无教养，难免不被人说是鲁莽；有学问而无教养，则变成迂阔，有机智也就变成滑稽可笑；平实变成陈腐，善行变成阿谀奉迎了。

我们不难看出，洛克的教育目标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其一，他非常强调德行的重要性。在具体论述中，洛克倡导要“依理而行”，用理性主义的态度驾驭欲望、约束行为，这正是法制社会的核心道德理念；其二，洛克特别强调，一个真正的绅士要具有经世致用的才干和高瞻远瞩的见解。他应该不局限于玄思与清谈，要掌握各种技能与手艺。洛克对于一个合格的绅士的要求体现了新兴的中产阶级与平民阶层的人生价值理念，无疑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三、教育内容的多样化

作为一名近代教育理念的奠基者，洛克不仅从原理与目标上确立了英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方向，而且在《教育漫谈》中非常细致地探讨了教育的内容。

就教学内容而言，洛克的思想突破了古典教育的樊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近代教育的本质要求。洛克认为，教育应该为学生提供语文、数学、社会科学、手工技艺、体育活动、艺术、职业性学科、游戏或休闲等多种学科和技艺的学习机会。这种教育内容改革了古典教育的基本框架，淡化了以神学为核心的教育理念，取而代之以既强调人文修养的重要性又强调经世致用的实用性的近代教育方针，为近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在教育领域扫清了障碍。^〔20〕

值得一提的是，洛克对于母语教学给予了高度重视，可谓深谋远虑，用心良苦。他一再告诫同时代的人：能够正确地书写与言说母语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它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无尽的益处，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自身的修养。对于上流社会喜好卖弄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不重视英语的恶俗风气，洛克不无讽刺地说：

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人在使用英语这方面比大多数人更加娴熟准确，这一定只能归功于偶然因素或者他与生俱来的天赋，与他接受的教育和他的老师则毫不相关。在那些据说是在希腊语与拉丁语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教师眼里，学生使用英语水平高低于他们自身的荣誉毫无增损，尽管他自己其实对古典语言也是知之甚少。

这种略带悲愤的表达充分体现了洛克对英国本土文化的热爱与尊重。他引经据典，一再强调从古到今，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都非常注重本国语言的使用，通过增强使用本国语言的能力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与理念，提升国家的凝聚力与民族的自信心。时代嬗递，洛克400年前对英语前途的忧虑对于当今的汉语文化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警醒作用。所不同的是，400年前在本土都没有地位的英语今天却成了世界文化大家庭里的主要语种。可见，洛克的母语观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站在当代哲学的背景下考察洛克的理论体系与基本主张，我们的确有理由对其进行深入的批判。从哲学角度看，洛克以经验主义为基本立场的近代哲学观遭到了当代方兴未艾的现象学与哲学阐释学的尖锐批判，人们似乎早就遗忘了认识论的哲学历史。以“契约论”为主要观点的政治思想虽然是现代社会政治理论的重要源头，但由于它丧失了历史的维度而纯粹纠缠于抽象的、空洞的人性观，为当代政治学界诟病。

然而，任何一个有志于深入研究现代社会生活模式的发展轨迹的学者都无法避开洛克的思想，因为他以其直接、明晰而又完整的思想体系道出了人类对现代文明最初的理想与梦想。就此而言，洛克不仅是时代的先行者，而且对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繁荣产生了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