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繁荣不仅表现在戏剧上，也体现在诗歌方面。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诗歌创作呈现出百花齐放、花团锦簇的繁荣局面，展现了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而开创这一诗歌繁荣局面的则是被伊丽莎白女王称为王冠上最璀璨之明珠的菲利普·锡德尼爵士，一位具有超凡脱俗的气质的诗人。长期以来，锡德尼受人敬重的原因并非是他的诗歌创作，而是因为他对英国诗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诗学思想。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诗辩》（The Defence of Poesie，又名An Apologie for Poetrie，1595）之中。这篇论文是英国人文主义文学的宣言，开创了近代英国文学批评的先河，菲利普·锡德尼也因此被奉为英国文学史上第一位重要的诗学思想家。

美学以艺术为研究对象。亚里士多德为诗人辩护、创立“诗学”以后，美学便一直在探讨艺术的真理和价值，《诗辩》因此成为西方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继承和发扬了古希腊美学以现实世界为研究主体的传统，聚焦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崇尚自然美，歌颂人体美和人性美，主张艺术反映客观现实生活，强调艺术对美的创造。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诗人和文学评论家，锡德尼摆脱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思想，为诗辩护，阐释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阐述自己的诗学思想。他认为，文艺创作既要模仿客观自然，又要抒发主观感情；既要继承和发扬古典文艺传统，又要推陈出新，不断创造；既要强调道德教化和理性作用，又不要压制感性快乐和世俗幸福等等。锡德尼的这一文艺思想显然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神学色彩。它尊重客观世界，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人追求道德完善和快乐幸福的权利。这些观点构成了锡德尼诗学思想的精髓。

锡德尼的诗学思想深受古希腊、古罗马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等人的影响，同这些思想家探讨的艺术与现实、艺术对社会之作用这一西方文艺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诗辩》中，锡德尼广泛融汇了他们的文艺思想。锡德尼的诗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些思想和观念的结晶。

首先对锡德尼的诗学思想产生影响的是柏拉图的文艺理论。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和文艺理论的鼻祖之一，人们普遍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只是他的理论的一个注脚而已。讨论诗学理论，不提柏拉图是不完整的。柏拉图认为，神祇在文艺创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根据他的观点，诗人是依附于神祇而存在的，并从神祇那里获取灵感和力量从事创作。诗人的创作过程就是这种神灵启示附身的过程，这种启示再同诗人的灵魂融为一体，进入一种神圣的境界，在这种启示下诗人才能创作出优美感人的诗篇。没有神灵的启发，便不可能有优美的诗篇问世，伟大的诗人也不可能产生。因此，来自神祇的这种灵感是诗歌创作的关键，是判断诗歌是否具有艺术魅力的重要元素。柏拉图认为，灵感源于上帝，通过文艺女神缪斯传递给诗人。神启的灵感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是文艺作品的魅力所在，是吸引读者的重要原因。柏拉图强调，艺术必须真实，必须与模仿的对象一致。在柏拉图看来，诗歌的灵感比其创作技巧更为重要，决定一首诗成败的是诗中闪烁的熠熠生辉的灵感之光，而不是整齐完美的结构或娴熟过人的技巧。柏拉图的神启是其理念的重要内容。根据他的观点，所谓的理念存在于客观世界之外，存在于人心之外，是冥冥之中某种不可知的神秘东西，看不见，摸不着，由上帝创造而成。理念是真实的，而世间万物只不过是理念的幻影，唯有理念美才是真正的美。柏拉图的理念说既是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又是其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基石。柏拉图的神启论，对锡德尼的诗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论点同下文即将阐述的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和贺拉斯提出的诗歌应该“寓教于乐”的诗艺思想，共同孕育了锡德尼诗学思想的雏形。

此外，对锡德尼产生影响的是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亚里士多德在其重要的美学著作《诗学》中阐述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通过观察，认识艺术，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是一种“模仿”过程，模仿自然，模仿现实，模仿“行动中的人”，模仿现实的人生。诗歌也不例外。诗歌创作必须采取这种临摹的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文艺思想在古希腊时期十分盛行，对古典美学影响甚深，对锡德尼也是启发甚大。锡德尼在这一影响下提出诗歌是“模仿”艺术的思想。

人天生具有一种模仿的本能，十分善于模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文学艺术都是一种“模仿”艺术。艺术家通过模仿生活创作艺术作品，观众模仿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各种不同的动作，展示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类成长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模仿、认知、再模仿、再认知的过程，从而推动世界向更新、更高、更完美的阶段发展。“模仿”作为一种艺术手段，渗透到了西方文化的各个角落，构成了西方文艺美学的重要内容。需要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这里使用的“模仿”基本上是就诗学而言。

锡德尼认真研究、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丰富自己的诗学思想。通过比较，他发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艺术是客观真理的直接表现，是自然的再现，是自然的摹本，但这种模仿又不是对生活的机械刻录，而是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从而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这种模仿可以说源于自然，但又高于自然。然而，锡德尼发现，柏拉图的观点与此恰好相反。柏拉图认为，艺术必须低于自然。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艺术可能是理想化的自然，是对自然的色彩和形态的描述。作为一种手段，“模仿”帮助艺术展现了自然及其规律。艺术必须忠实于自然，忠实于生活。在模仿的逼真性方面，锡德尼通过对比发现，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所持观点大相径庭。不过，亚里士多德又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模仿”是一种手段，更多的是要在模仿中进行创造，创造是艺术的灵魂。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重视细节的逼真，而是强调发掘事物内在的普遍真理，强调模仿中的创造性。

锡德尼还对比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柏拉图认为，世间万物由神主宰，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万物之主是人，而非神。亚里士多德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认识和肯定，与柏拉图的思想相比，是人类史上认识论的一大进步。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得到了锡德尼的积极认同。锡德尼认为，诗歌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模仿、对现实的阐释，而且是高于自然、高于现实的一种艺术再现，是一种再创造。换句话说，诗中的自然是高于现实的自然，诗中的现实是超出我们生活的现实。他创作《诗辩》的主要目的是要表明，诗歌作为认知世界的一种形式，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然、认识现实世界。

贺拉斯是一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和诗人，他对锡德尼诗学思想产生的重要影响仅次于亚里士多德。他在自己的诗体信简《诗艺》（Arts Poetica）里集中讨论了自己的诗意论、诗法论、诗人论。作为古典主义的奠基人，贺拉斯奉行古典主义诗学原则，主张以古希腊的文艺为典范，学习和借鉴古希腊文学。这个观点是其古典主义诗学的精髓。贺拉斯借鉴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论”，强调文艺要模仿古典的原则，不论是在题材、语言，还是在格律方面，都要继承和发展古典文艺。《诗艺》曾经被看做是对《诗学》的评论。贺拉斯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主张诗人要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汲取养料。贺拉斯同时提出艺术创作的“得体”原则。这是他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确立的具体原则。所谓“得体”是指艺术上要协调一致，得体恰当，合情合理，符合艺术规律，符合观众审美心理。文艺的“得体”或曰“合理”是贺拉斯对艺术形式的要求，语言要符合身份，性格要切合年龄，人物要吻合传统。这种思想同古希腊的诗学美学传统一脉相承。此外，他还认为文艺必须高贵优雅，文艺应该表现文艺者的高贵事业。他对高贵的要求被新古典主义吸纳和发展，对文艺的“雅”、“俗”之分产生了重要影响。

贺拉斯诗艺思想中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诗歌应该具有“寓教于乐”的社会动能。诗歌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良师益友。贺拉斯深谙诗歌对社会所具有的这种积极作用，同时注意到诗歌模仿现实和人生的特点与规律，因此提出“寓教于乐”的诗艺思想。他认为，诗歌应该给读者带来乐趣，使读者受益，诗人的创作应该给人以快感，对生活有所帮助。所谓“寓教于乐”，就是既劝谕读者，又娱乐读者，这样才能赢得读者，使读者在娱乐中受益。这一诗艺思想的精华是倡导诗歌应该是思想性与艺术性、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提供艺术享受的同时，必须承担教育、感化的作用。由此可见，“寓教于乐”的诗学理论描写了文艺的审美作用和认识作用及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贺拉斯在《诗艺》中阐述的这些文艺思想，奠定了古典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对艺术模仿现实的肯定，是对艺术所具备的社会功能的认可，是对包括锡德尼在内的一大批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时期的作家及文艺评论家产生重要影响的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

显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理论是锡德尼诗学思想的直接理论源泉，对他形成完整的诗学思想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帮助作用。这种影响首先体现在他对诗歌本身的认识上。在《诗辩》中，锡德尼一开篇就给诗定义道：“希腊人称诗人为普爱丁，而这个名字，因为是最优美的，已经流行于别的语言中了。这是从普德恩这字来的，它的意思是‘创造’。在这里，我不知道是由于幸运，还是由于聪明，我们英国人也称他为创造者，这是和希腊人一致的。”^〔9〕

锡德尼认为，诗人是“创造者”，诗是一切人类学问中最古老、最原始的文艺形式，没有一个有学问的民族鄙弃它，也没有一个野蛮民族没有它，无论是罗马人还是希腊人，都认为诗是一种创造。诗歌之所以被称为诗歌，是因为其本身具有创造力，它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道德素养、文化基础、生存环境关系密切，我们通常称之为原创性。锡德尼在《诗辩》一开始就给诗歌注下这样的定义，足以看出他对诗歌创造性或曰原创性的高度重视。

称创造性也好，叫原创性也罢，它们都离不开“创新”二字。锡德尼深知创新对诗歌创作意味着什么。诗歌的创新首先源于诗人的创作欲望和冲动，而能够触发诗人创作欲望的是神启，是来自上帝的灵感，这是柏拉图的诗学思想。锡德尼认为，依赖神启从事诗歌创作的诗人是预言家诗人。他称这类诗人创作出的诗为预言性诗。预言家诗人只是在上帝的直接启发下进行创作，诗人自己只是作为一种媒介，把这种启示传达给人间读者。这类预言性的诗歌庄重、神圣，令人肃然起敬，在锡德尼的心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大卫创作的《诗篇》、所罗门创作的《雅歌》、《知道书》和《箴言》等。锡德尼的这一诗学观念可以说是柏拉图诗学思想影响的直接结果。

然而，锡德尼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的思想。他认为，激发诗人创作欲望并提高其创新能力的，除了神启之外，更多的是波澜壮阔、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是诗歌创作的关键。锡德尼认为，通过这种途径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称得上是创造者诗人，他们创作的诗歌源于生活，源于自己的头脑，而非来自上帝的启示。锡德尼认为，创造者诗人或许像预言家诗人一样，充满神圣的激情，但他却是自己诗歌的真正创造者。创造者诗人观察生活，了解生活，然后跳出生活来审视生活，创造出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诗歌作品，这样的诗歌作品才具有普遍意义，才具有新鲜、新意的效果，才能从审美的意义上慑服读者。新颖是诗歌作品的审美评价的一项重要标准，不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的诗歌作品难以称得上是优秀的诗歌作品。这里所说的新颖就是创新的概念，是锡德尼倡导的创作者诗人进行创作的原创性思想的核心，是对柏拉图诗学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它构成了锡德尼诗学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锡德尼认为，人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学问都与自然密切相关，但诗歌创作是一种较高的思维活动，具有自己的特点和性质。诗人不喜欢任何限制，而是追求驰骋的想象，进行无拘无束的创作，创造出的东西比自然孕育出的更好，或者创造出自然中没有的、全新的东西，如英雄、半人半神、独眼巨人库克罗普斯、喷火怪兽喀迈拉等等，创造出种种流芳百世的传统和神话。诗人通过创作，创造出自己的“金色世界”，犹如上帝创造的伊甸园理想世界一样。在这个理想的“金色世界”里，诗人能够尽情抒发自己的灵感，展现现实世界。对锡德尼来说，诗歌创作要具有充分的自由，这样诗人才能超越现实生活的诸多限制，通过想象来探索和揭示万物中存在的普遍真理。

诗歌揭示事物的普遍真理，是锡德尼从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而来的思想。在锡德尼看来，诗人是仅次于上帝的伟大的创造者。他认为，普通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制于自然，唯有诗人能够超越这种限制，创造出新生事物，缔造出优于现实世界的新的理想世界。自然孕育了人类，赋予人类以创造力，但诗人却能够超越自然，创作出超出自然的种种意象和形象。锡德尼认为，诗人创造的生活对读者影响甚深，人们会不自觉地模仿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模仿他们的言行举止、生活方式、思想观点等等。因此，锡德尼认为应该采用隐喻的方式。隐喻是形象比喻的语言，表达与字面意义不同的事物，使得比喻的本体和喻体能够完美融合，两者的意思可以相互关联，彼此转化。隐喻可以把抽象的事情变为具体，把精神变为物质。锡德尼因此认为，诗人比哲学家更容易使人理解，更受人欢迎，因为诗人创作的诗歌具体，而哲学抽象、晦涩。同历史学家相比，诗人的地位也是更高，因为诗歌具有普遍性，可以净化人的灵魂，而历史则具有局限性。在锡德尼看来，人间的一切学问都以传授德行为目的，而诗人最能启发德行。诗人可以发挥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功能，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进行教育，传播知识。而以传播知识为主要功能的诗是锡德尼认定的三种诗歌形式中的第二种。

锡德尼的《诗辩》认为诗有三种，而第三种诗是为了教育和怡情作用而进行模仿的诗。他坚信，只有为了教育和怡情目的而创作出的诗歌，才称得上是最好的诗歌。锡德尼赞扬这种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他认为，这类诗人“是真正为了教育和怡情而从事模仿的；而模仿却不是搬借过去、现在和将来实际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渊博见识的控制之下进入那种神明的思考，思考那可然的和当然的事物。”^〔10〕

这种观点明显带有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影响的痕迹。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能够引导人认识生活，并给人带来快感。艺术既有审美价值，能提供美的享受，又具有道德教化作用。贺拉斯同亚里士多德一样，也强调文艺的教育作用，认为应该“寓教于乐”。贺拉斯强调创作诗歌的目的是教育、愉悦读者。这一点同柏拉图的观点截然相反。柏拉图认为诗只能起教诲作用，而娱乐性将破坏诗的教育性。在贺拉斯看来，诗既然具有教育、愉悦读者的作用，诗人应该加强人格修养，这样才能给读者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锡德尼认同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的观点，认为诗歌既可以向读者传授知识，净化读者的灵魂，提高读者的品行，也可以娱乐读者，简言之，就是“寓教于乐”。锡德尼诗歌批评的重点从分析、模仿自然、社会和个人的言行举止，转向诗歌对读者所起的教育和娱乐作用。这是他对诗歌批评做出的重要贡献。

在这种诗学思想指导下，锡德尼在创作诗歌时时刻不忘教育、怡情和感化这三个要素。他指出，诗歌必须给人带来快乐，只有快乐的诗歌才能吸引读者，而只有当读者被吸引时，诗人才能通过诗歌的形式教育读者，向他们灌输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在《诗辩》中，锡德尼还结合乔叟以后的英诗，分析了语言、词汇、语法等语言要素，提出了他对诗歌的认识和理解。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诗歌创作空前繁荣，新诗不断涌现。与此同时，英语也在急速地发生变化。语言的变化对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和思考。在这些人中，锡德尼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诗辩》中积极探索英语的诗性，从语言上探索英语诗歌的创作，为自己的诗学思想寻求根据和支持。因此，对英语特性的认识成为锡德尼诗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后人深入了解英国新诗的兴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所谓诗性，意指语言的诗歌品质，指语言在声音、节奏和意义上能够以特定的结构唤起人们的某种想象。诗歌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具有自己的特性，与日常生活语言大相径庭。这些特性使诗歌创作成为可能。到了锡德尼生活的时代，英语已走过中古时期，正向现代时期发展。历史的演变带动语言的变化，使其更加简洁、丰富、完善。与此同时，英国社会和文化也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国家越发强大，英语的影响与日俱增。伴随英国对外侵略的不断扩大，海外殖民地越来越多，英语的世界性影响也越发明显。因此，历史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国家的强盛是促成文艺复兴时期英语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而语言的发展往往使其更优雅、更规范、更简洁明快、更富表现力。这一切变化在其语法、语音和词汇上往往都能体现出来，英语的诗性也随之得到不断加强。英语发展的简洁化帮助诗人摆脱了诸多束缚，尤其是繁琐的语法束缚，使其可以自由地运用英语语言，尽情地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有利于英语诗性最大限度的发挥。时代的发展还催生了许多新的英语词汇，使英语的词汇量迅速增加，而许多古老的词汇也增添了新的含义。词汇量的增加和词汇含义的丰富，使诗人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除了词汇的变化，英语语言也更加丰富，乐感更强，发音更富规律。这些词语、词汇和语音上的变化，无疑大大增强了英语语言的表现力，增强了英语诗歌的表现力，英语的诗性也随之增强。而诗性的加强必然带来诗歌的繁荣。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的繁荣便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具有丰富诗学思想的文艺批评家，锡德尼对英语诗性自然十分关注。他在《诗辩》中多次对此进行了论述，表明了对英语诗性的理解和认识。他对诗性的论述主要通过语法和词汇等展开。他首先肯定了英语语法的简洁性。简洁的语法使得诗人能够无拘无束地、正确地表达思想，而自由、正确地表达思想是使用语言的重要目的。英语诗歌之所以优美，与简洁的英语语法不无关系。锡德尼认为，简洁的语法是构成英语诗性美的重要元素之一。构成英语诗性美的另一重要元素是语音。锡德尼发现，英语的双元音在诗行里能够产生非常美妙动听的效果，大大地增强了诗歌的乐感，使得诗歌更易于朗读和背诵，更增强了诗歌的艺术魅力。锡德尼分析的构成诗性美的第三个元素是词汇。他认为，英语词汇拥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就是它的构词法。这种构词法，一种是词与词的组合构成不同的词组，产生新的含义，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另一种是通过词缀构词，产生了大量含义不同的词汇，也极大地丰富了英语的表现力，增强了英语的诗性。(www.daowen.com)

锡德尼认为，英语的这些特点大大地增强了英语诗性，非常适合诗歌创作。在16世纪英国新诗刚出现时，锡德尼就如此敏感地注意到英语的诗性问题，这为他的诗学思想提供了理论支持。锡德尼对诗性的认识、对诗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英国诗歌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为英国诗歌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锡德尼生活在诗人辈出的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把1580年以后的这一时期称为“黄金时代”。锡德尼生活在这样一个诗歌创作繁荣兴盛的时代，不仅形成了自己丰富的诗学思想，而且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创作了许多作品。锡德尼一生共写了一百多首十四行诗，收入《爱星者和星星》（Astrophel and Stella，1580-1584）之中，他还写了长篇传奇《阿卡迪亚》（Arcadia，1593）、文论《诗辩》以及其他诗体的一些诗篇。其中，诗集、传奇和文论这三部分作品是他的传世之作，对英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爱星者和星星》开创了英国十四行组诗的先河，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都是在他的影响下完成的。他的十四行诗秉承了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传统，同时又进行了革新，采用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语言，为英国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阿卡迪亚》是用散文和诗体写成的传奇，带有浓郁的田园牧歌色彩，开创了英国田园文学的先河，对英国小说的发展颇有影响。在《诗辩》中，他一直致力于为诗辩护，为诗正名，竭力批判诗歌是“谎言之母”之类的奇谈怪论，用优秀的诗歌作品教育人、娱乐人，培养人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诗辩》的核心思想就是“诗人是创造者”，诗人给人们创造了一个金色的美好世界。锡德尼的诗语言朴实，节奏明快，韵律自然，感情炽热，风格雄浑。这些特点在他的短诗《公平交换》中展现无疑：

我的忠实情人占有我的心，

我也占有他的心，

我们两人公公平平

彼此以你心换我心，

我和他的心亲密无间，

他也不会失去我的心，

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交换。

我的忠实情人占有我的心，

我也占有他的心。

他的心在我体内

使他和我成为一体，

我的心在他体内

引导他的思想感官，

他爱我的心，因为以前原是他的，

我爱他的心，

因为他在我体内安眠；

我的忠实情人占有我的心，

我也占有他的心。

这是一首典型的爱情诗，情真意切，缠绵悱恻，主人公渴望用自己的心换取情人的心，和情人心心相印。在诗的一开始，主人公就坦言，她心非她心，而是情郎心，她和情郎互换了彼此的心，相互珍视，彼此真诚，两颗心亲密无间。她和情郎都用整个生命呵护、珍爱对方的心，“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交换”了。在第二节中，诗人写道，公平换心之后，她的心在情郎体中，情郎的心在她体内，彼此已经完全融合，难解难分。通过她在情郎体内的心，她影响他的思想，指引他的行动；而情郎通过在她体内的心，把他的思想感情融入她的体内，同她的喜怒哀乐化为一体，同呼吸，共命运，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对有情人心心相印到如此地步，难分彼此，可以说是天下理想爱情的最佳典范，是每一对有情人渴望进入的最高情感境界，是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和追求之男女冲破封建和宗教樊篱、大胆追求人类美好情感——爱情——的最佳例证。该诗以“心”为主要意象，不停地重复，反复强调，一再重申换心之后恋人之间你心知我心的美妙境界。全诗感情极其炽热，语言十分简朴，通篇充满了浓浓的爱情蜜意，几乎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锡德尼通过该诗抒发了对理想爱情的向往，表达了对平等爱情的期盼，展现了超凡脱俗的爱情思想，具有柏拉图式爱情的影子。锡德尼赞美柏拉图这种高尚的精神之爱，但又不拘泥于柏拉图思想，而是同时提倡世俗爱情，反对禁欲主义。他认为，只有肉体之爱，爱情显得过于粗俗；而仅有精神之爱，爱情又显得过于空灵、虚无。只有两者结合起来，才构成美好爱情的全部含义，也只有这种爱情才最符合人性。锡德尼对爱情的理解和诠释，反映了他对人性的准确把握，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爱情观。

锡德尼在《诗辩》中阐述的诗学思想是英国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它虽然没有形成严密的美学体系，但对英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它对基督教神学否定文艺的思想予以了沉重的打击，使诗学完全摆脱了神学的羁绊。《牛津英国文学史16世纪卷》指出，锡德尼的《诗辩》被公认为是德莱顿以前最好的文学批评文章，而且德莱顿也未必写过这样好的文章。这样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