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起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随后影响了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运动对整个欧洲文明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时代。^〔12〕英国是最后一个兴起文艺复兴的欧洲国家，在文学方面，杰弗里·乔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的诗作代表了文艺复兴早期英国文学的最高成就，而莎士比亚的剧作则代表了英国文艺复兴中、晚期在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两位文学巨人遥相呼应，在英国文学史上写下辉煌篇章。乔叟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精彩，极具张力，本节重点从乔叟的爱情观、女性观、现时主义创作实践以及不囿旧法、大胆创新等几个方面讨论其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人文主义新思想所催生的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反封建、反神权、重视人的自身价值和人的自由意志以及尊重个性的健康、自然发展。为了反对宗教势力的压迫，代表欧洲新兴市民阶层利益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对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复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发动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这场运动使得人文主义思想逐步深入人心。人文主义对神权政治和神学权威进行无情鞭挞，主张人有追求尘世欢乐的权利，其实质是追求生命本质的复燃，特别是男女间爱情的复燃，因此，讴歌爱情成了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特征之一。

从12世纪起，西欧各国的手工业与商业有了很快的发展，城市市民阶层的力量逐步壮大，小手工业者、小商人与封建贵族之间为利益的重新分配不断产生矛盾与冲突。教会是封建社会的支柱，它控制了教育权。为了打破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新兴的市民阶层人士尝试开设私立学校，传播新思想，传统的基督教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教会竭力维护自己的地位，用原罪说、禁欲主义禁锢与麻痹人民的思想，鼓吹“人活着就是要受难，要不断赎罪以求来世永生”。欢乐、情爱往往被视为纵欲的同义词，肉体的快感是邪恶的，必须遭到压制。

乔叟曾经多次出使欧洲大陆，接触了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家反封建、反宗教的精神和人文主义思想对乔叟有巨大的影响。但丁的爱情观在当时颇具影响力。他把男女之爱视作上帝之爱的组成部分，具有某种神性。因此，但丁所歌颂、赞美的爱往往不是尘世间常人之间的爱，而是理想化、诗性化了的爱情。但丁少年时曾经爱恋过的美丽姑娘贝阿德丽采始终是他精神上的恋人，他的诗集《新生》（La Vita Nuova；The New Life）充满了对纯洁爱情的赞颂，他把贝阿德丽采看做是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一个被神化了的女性。在乔叟的诗作中，与爱情有关的题材俯拾即是，它们宣扬以人为本，赞美人的智慧与力量，讴歌世俗生活，鼓吹个性解放，宣扬爱情的崇高与伟大。与但丁的诗歌相比，乔叟的爱情诗更贴近生活，更世俗化，更多地取材于人世间的爱情经历。

《公爵夫人颂》（The Book of the Duchess，1369）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英语宫廷爱情诗，也是乔叟创作的梦幻诗中唯一一首纯粹以宫廷爱情为主题的长诗。这是一首悼念兰开斯特公爵的第一任夫人布兰茜的挽歌。诗歌的叙述者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一天，他拿起奥维德的《变形记》随便翻阅，借以消磨时间，不久进入梦乡。梦境中，他巧遇一位悲痛欲绝的骑士，便上前安慰。骑士倾诉了他的内心痛苦：他曾遇到一位美艳的女子，初次求爱遭到拒绝，他如同“死去”；后来终于获得她的爱情，“从死亡中复苏”，不幸的是她已被死神夺走。黑衣骑士对亡妻的忠贞体现了真挚爱情的力量与价值，深深地打动了叙述者的心，他劝诫黑衣骑士重振精神，直面现实。诗歌充满哀思与痛楚，但并不悲观，颇有中国古典诗歌倡导的“哀而不伤”的韵味。通过叙述者的劝慰，乔叟暗示得到这样的真情至爱是真正的幸福，而爱情带来的幸福与天堂里能够享受到的幸福是一致的。

《公爵夫人颂》的体裁形式是传统的宫廷爱情诗，但是它所表现的内容却突破了宫廷爱情诗所涉及的范畴。11世纪末，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地区出现了一种以歌颂宫廷爱情（courtly love）为主题的抒情诗，受到王公贵族的追捧，并迅速传播到法国南部、意大利和西班牙北部。从12世纪起，宫廷爱情诗同骑士故事相结合，成为欧洲中世纪的主要文学形式之一。法国宫廷诗人特鲁瓦（Chretien de Troyes，约1135-1183）大约于1170年写成的长篇浪漫故事《兰斯洛特》（Lancelot）是这两者结合的典范，它取材于英国历史上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的传说。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英国诗人也开始创作宫廷爱情诗，并用韵文撰写骑士传奇，它们歌颂对领主的忠诚和对高贵妇人的爱情，其中艺术性较高的有《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

骑士文学歌颂的爱情是发生在骑士与他所效忠的贵妇之间的精神之爱，属婚外恋情，为了得到贵妇人的爱，他可以牺牲一切。但这种对贵妇人的崇拜和追求往往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人们称之为“典雅爱情”。典雅爱情的产生同中世纪中后期妇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对圣母的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当时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拜占庭王国的圣母崇拜意识影响了西方文明，西欧人开始转变观念，将女性视为值得崇拜和保护的对象，因为圣母玛利亚对救世主有养育之恩。这种尊重女性的潮流在宗教和世俗社会都有所体现。在宗教界，就是圣母崇拜的流行；而在世俗社会则是典雅爱情的传播。可见，典雅爱情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自11世纪以来西欧社会出现的尊重女性的社会潮流在世俗的骑士阶层中的一种体现。^〔13〕

当然，典雅爱情并不是建立在男女双方平等相爱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男方总是比女方地位低下、卑微，他一切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取悦女方，获得贵妇人的赞赏，对女方提出的要求他要不顾后果地去满足：

这种不平等关系不只表现在恋爱双方地位上的不平等，也表现在恋爱过程中的不平等。作为产生爱情关系的男女双方，男子通常是地位比较低的普通骑士，他总是和粗鲁、鲁莽和谦卑联系在一起；而作为恋爱对方的女士一般出身高贵，举止文雅，声誉良好，值得尊敬，她们往往是大宫廷里高傲的女主人。就一般爱情意义而言，这种地位上的不般配使得爱情的产生非常困难，但这恰恰就是典雅爱情产生的首要条件之一。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作为恋爱一方的骑士往往会发疯似的爱上一位贵妇人，甚至不知道这位贵妇人的名和姓，就可以把自己征战所获得的一切都献给她，也可以为她牺牲自己的一切。但是，在贵妇人一方，却往往以高傲的和冷冰冰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甚至那位骑士已经为她历经磨难，她还全然不知或不屑一顾。^〔14〕

实际上，看似高贵、浪漫的典雅爱情是不真实的，它主要是一个为满足个人心理饥渴而编织的美丽的梦，是一种偏执与狂热的行为，恩格斯在批评这种爱情形式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应该成为婚姻的基础的爱情，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这段路程骑士们是走不到头的。”^〔15〕

《公爵夫人颂》可以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典雅爱情的一种反拨，它取材于现实生活，所表达的是一个丈夫对亡妻至真至切的思念之情，它所歌颂的不是超越现实、主要为满足人的爱情自由的心理渴望的宫廷爱情，而是夫妻间“齐眉举案”、相互敬重、相互关爱的真实情感，是建立在两者之间平等相爱基础之上的夫妻之爱，正如肖明翰所言：“乔叟要表现的是现实和人性中最深层、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就应该选择最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和材料，描写生活中最平常、最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乔叟创作思想的核心，是其作品的最基本特点。”^〔16〕

可以说，在中世纪诗人中，乔叟是第一个摆脱宫廷爱情诗歌之窠臼，将平等夫妻关系作为诗歌题材来讨论的英国诗人。《公爵夫人颂》克服了中世纪贵族的“典雅爱情”与传统功利主义婚姻互不相容的局面，巧妙地运用了当时流行的诗歌形式，对什么是幸福的婚姻与爱情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是“古为今用”的有益尝试，借用李安的话：“在这部作品中，中世纪基督教的伦理诫令虽然占有很大的成分，但诗人道德思考的中心和终点是人的现实生活，是人文主义的。”^〔17〕所谓的典雅爱情不可能在正常婚姻中存在，“因为根据典雅爱情的法则，婚姻和爱情根本就是两回事，婚姻的缔结就意味着爱情的结束。”^〔18〕乔叟的《公爵夫人颂》用宫廷爱情诗的形式叙述真实的爱情故事，其寓意十分明显：婚姻与爱情并不相互排斥，只要建立在互敬互爱的基础之上，它同样美好，令人回味无穷，难以忘怀。

乔叟的爱情观是现实的，充满对人性的关怀与赞扬。《百鸟会议》（The Parliament of Fowls，1377）也是一首有关爱情的长诗，它通过一群禽鸟之口，展开了一场有关性与爱两者之间关系的不同思想间的交锋与争鸣。在这首寓言求爱诗中，诗人托梦在情人节那天来到一座美丽的花园，园中阳光灿烂，生机盎然，“端坐在鲜花丛中的自然女神”正在主持自然法庭的一场辩论会。这一天是众鸟择偶的日子，它们全都集聚在自然女神面前。有三只雄鹰向一只美丽的雌鹰求爱，于是众多禽鸟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诗歌采用拟人化的修辞手法，将各类禽鸟描绘成性格迥异的人物，它们各自陈述理由以博取一只美丽雌鹰的芳心。长诗通过张扬平等对话、反对思想的独白，让不确定性和开放性代替决定性和封闭性，发展出一场有关男性择偶标准的大讨论。

几只身份高贵的鸟以典型的宫廷爱情的语言和方式诉说它们对爱情的忠贞，信誓旦旦地表达它们对雌鹰的爱慕，并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其他的鸟则发出不同的声音。鹰类鸟的代表崇尚力量与勇气，提出用决斗解决问题；水禽的代表——鹅——认为获得爱情的前提是彼此相爱，如果美丽的雌鸟不垂青于它，它宁肯另择佳偶；鸭子反对一厢情愿的爱情，认为没有必要刻板地认准一个对象，然后不顾一切地追求她，因为“天上多的是星星，远不止一对”。吃虫子的鸟类的代表——杜鹃——直截了当地说，空洞的争论毫无意义，它要的是得到配偶。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有关择偶标准的大辩论发生在由青枝绿叶构建的“神殿”之中，由自然女神掌管。在自然女神的国度里，爱情不再是骑士文化所倡导的、一种程式化的、非自然的、非情欲的情感，爱情是个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心理同时也是生理上的需求。

在中世纪，宗教不断向人们宣传，尘世生活是一种罪恶，人类的本能欲望是腐败和罪恶产生的根源，爱情不能与性欲有丝毫的关联，一位男子深深爱着一位女子，但这种爱只能是精神上的，绝不能产生与她做爱的念头，否则就不纯洁、不高尚。《百鸟会议》以讨论的方式提出爱情可以有丰富的内涵，其中包括自由择偶与婚配，包括正常的求偶欲望，人类繁殖的本能是生命延续的保证，没有必要羞于启齿；相反，我们应该尊重人性，肯定性爱在爱情中的作用，因为无性的爱只会导致人类的消亡，最终将使爱彻底毁灭。

乔叟的诗作讴歌尘世间的爱情，同时，对广大妇女充满同情与尊重。在英国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家中，包括莎士比亚，乔叟是最愿意真情赞颂妇女美德、最能宽容妇女过失的一位作家。西方主流文化历来歧视妇女。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妇女被视作祸水、男人的附庸，是弱者、他者，很少能与男人一样享有平等的社会权利，而乔叟则不同，他对妇女的同情是真诚的，对妇女的批评是善意的，他十分擅长用幽默、生动的笔触勾勒栩栩如生的妇女形象，他的不少诗歌肯定了妇女的地位，体现了女人的价值和尊严，令人难以忘怀。

在乔叟的全部诗作中，除了《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1387-1400）以外，《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1372-1384）最为优秀，它讲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在诗歌的开始，乔叟深情地写道：

细述之前我要表明，我讲述的

是特洛伊罗斯双重的悲痛，

他是特洛伊国王的儿子，

正坠入爱河，经历过悲痛，

品尝过甜美，又饱受哀愁。

给我力量吧，女神，让我蘸着泪水，

写完这些凄楚的诗句。^〔19〕

《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蓝本是薄伽丘的《菲拉斯特拉托》，但是，乔叟在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显然更胜一筹，特别是对克瑞西达复杂个性的描绘，充分显示了他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也充分展现了他善于将相互冲突的话语并行不悖地放置于同一文本之内的高超技艺。

特洛伊罗斯深深地爱恋着美丽的克瑞西达，但悲哀的是，她的父亲却是特洛伊的敌人，投入了希腊人的阵营，因此，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性的。希腊人用战俘换回克瑞西达，让她回到父亲身边。临别时，她许诺不会离开特洛伊罗斯太久，但是，她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最终选择了嫁给希腊将领狄俄墨得斯，而特洛伊罗斯则战死疆场，为国捐躯。

显然，乔叟创作《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意图是要歌颂特洛伊罗斯对爱情的执著追求以及他对祖国的献身精神，而他对克瑞西达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批评克瑞西达的软弱、多变与不忠；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为其最终的选择进行辩解。克瑞西达深爱着特洛伊罗斯，对他一往情深，这在诗文中有明白的陈述。但是，她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的女人，作为一个寡妇，她对未来总有一种不安全感，特别是她父亲叛逃后，四周的人对她充满怀疑与猜忌，她随时可能遭遇不测，所以她变得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当时，整个环境十分恶劣，希腊人包围了特洛伊城，战争一触即发，城池失守是迟早的事，克瑞西达也必须为自己的将来考虑。她复杂多变、充满矛盾的性格是寻求生存空间的本能反应，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特定社会环境所塑造的。她本质上不是一个邪恶的坏女人，正如美国评论家刘易斯所言：“如果在顺境中，克瑞西达会成为一个忠实的情人，或者忠贞的妻子，一个慈爱的母亲，一个善良的邻居——一个幸福的女人和一个为她周围所有的人带来幸福的源泉。”^〔20〕事实上，她不是特洛伊罗斯希冀她所应该成为的女人，但这不是她的过错，克瑞西达无法强迫自己成为一个殉情烈女，这是她的天性，也是她的弱点，但正是这种“可以原谅的”弱点使她变得鲜活、丰满，成为英语文学中第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生动活泼、令人印象深刻的女性人物。

乔叟对妇女的宽容与同情在巴斯妇人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印证。《坎特伯雷故事》里有一组专门探讨妇女、婚姻以及夫妻关系的故事，例如“巴斯妇人的故事”、“学士的故事”、“商人的故事”、“平民地主的故事”、“梅利别斯的故事”、“修女院教士的故事”，等等，其中，“巴斯妇人的故事”最具特色。巴斯妇人以其大胆的幽默、坦诚的语言，批评了扼杀人性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世俗的婚姻生活，提出女人不是男人的附庸，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必须由男性主宰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巴斯妇人一生五次结婚，这在中世纪是大逆不道的，并且，五个男人都先她死去，在众人眼里，她一定是“克夫命”，是个女巫。可是，巴斯妇人全然不顾他人的议论。她理直气壮地向同行的男香客们宣布：“上帝给了我嫁人的自由，我用不着羞羞答答，更不用怕人责骂我再婚，我的男人死了，我就可以改嫁。”不仅如此，她还大胆地喊出了“我不愿完全守贞”的口号。她声称：“结婚不是犯罪，出嫁比让欲火攻心好些。”她一针见血地质问道：“你们男人可以娶三房四妾，为何不允许女人再嫁？”巴斯妇人的话显得十分粗俗，却极为犀利。显然，她对父权文化对女性的偏见极度不满，并明确表示不愿意受传统的话语体系的束缚，她在故事“引语”中的第一句话就是：

虽然都认为文字才具有权威，

但是，我以为，经验最能

表述婚姻中的种种不幸。(www.daowen.com)

巴斯妇人清楚地知道，父权社会的话语体系没有给妇女留下说话的空间，所以，她坚持用属于自己的语言——经验，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乍读之，巴斯妇人俗不可耐，这位四十好几的中年妇女，身材高大，衣着艳丽，一双猩红色的袜子格外刺眼，戴着宽檐帽，就像在头上顶了一个大盾牌，裹头的饰巾足足有十多磅之重，最要命的是她的牙齿不整齐，间距宽，缝隙大。显然，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国淑女。但正是这种粗俗的外表给了她更多自由说话的可能性，因为人们容易把她归入“另类女人”的范畴，把她的话语当成痴人说梦。但是，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所言：“疯癫是从人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开始的。”^〔21〕巴斯妇人夸张的言辞、愤怒的话语、近乎骂街式的呐喊，是“正常的人”无法启齿的，而她却以这种“癫狂的语言”将自己的故事呈现在世人面前，痛快淋漓地道出了对封建伦理的极度不满，喊出了女人婚嫁应该自由、不应该受男人干涉的主张。伊莱恩·肖瓦尔特也提出：妇女与疯狂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父权社会给不顺从、不听话的女人贴上“疯狂”的标签，而女人则利用该标签，以“疯狂”作为武器，对抗、颠覆以理性、等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的秩序与束缚。乔叟的高超之处就在于他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疯女人”的艺术形象，并赋予她超常的话语能力，她说的话那么直白、犀利，却又不会让人听不下去。

巴斯妇人的故事其实是很悲哀的。她有过五次正式的婚姻，前三位丈夫都长她许多，无疑，这几次婚姻都是不幸福的，对于她来说，这三次婚姻如同生意场上的交易。她满足了他们的生理需求，反过来他们带给她土地和财产。正如她所说的，万事都有它的交换价格。渐渐地，她学会了如何对付男人。第四位丈夫是个浪荡子，在外面养有“二室”，于是，她耍手腕报复他，也同别的男人调情，使他妒火旺烧，内心焦虑不堪，终于一命呜呼。在此之前，她就已经和一个比她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好上了，这个小伙子后来成为她的第五任丈夫。对丈夫们的去世她毫不感到悲痛。对于她来说，这是极平常、极自然的事，最要紧的是赶紧找到下一位丈夫，才算没有虚度青春光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巴斯妇人是在报复所有的男人，她以偏激的语言、反叛的行为对抗父权社会的压迫，她没有什么深奥的理论，她一切行为的参照标准就是：你们男人能做的，我们女人为什么不能做？她直率地批评耶稣：你在《圣经》里责备一个叫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人家结了五次婚，现在同床共寐的不是她的丈夫。这叫什么话？我倒要问问你，为什么第五个男人就不是这撒玛利亚妇人的丈夫了？不是丈夫是什么？请看所罗门先生，那位贤明的国王，我相信他不止娶了五个妻子吧？愿上帝哪怕让我有他半数的滋润的机会也好啊！

在乔叟创作的无数个女性形象中，巴斯妇人最具个性，她是封建伦理的反叛者，她主张“女权重于夫权”，爱情建立在情爱的基础之上。只要两厢情愿，管他是高是矮，是穷是富，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丈夫。她的爱情观是对传统婚姻等级观的一种颠覆，是对禁欲主义者的有力的抨击。不能说乔叟完全同意巴斯妇人的爱情观，但是，他对这位敢说敢为的女性的同情之心则流溢于诗文之间。

乔叟的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就是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他的作品重视现世生活，紧紧围绕着现实的“人”这一重大主题，高度赞颂人的个性发展与世俗渴求。在激烈抨击腐朽的封建制度与黑暗的神权统治的同时，乔叟的作品充满了对普通人物的关爱和抚慰以及对人的内心世界的真诚关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乔叟是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开拓者。

概括地说，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能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作者期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对社会上的各类人物有敏锐的观察力，对人世间的不幸充满同情与关怀；第二，人物塑造具有典型性，能体现同类人物的共性特征；第三，将人物放置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客观摹写人在社会中的各类复杂关系。尽管乔叟的作品烙有中世纪文学的鲜明印记，但是，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在其主要作品中，特别是在《坎特伯雷故事》中，都有体现，这在同时代的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据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乔叟开创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之先河。

乔叟的《公爵夫人颂》明显受到宫廷爱情文学的影响。但是，中古欧洲文学中盛行一时的宫廷爱情诗以及骑士传奇诗都是专以王公贵族为主体而创作的，反映当时贵族社会的一种追求。它们的特点是内容抽象，脱离现实，而乔叟这首诗叙述的却是现实生活中兰开斯特公爵对亡妻布兰茜的哀悼之情。公爵是爱德华三世的四王子约翰，英国人通常称他为“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他是理查德二世的叔父，爱德华三世逝世后，理查德二世即位，当时理查德二世年幼，便由冈特的约翰摄政，他成为英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布兰茜是约翰的第一任夫人，他们生的大儿子亨利后来在1399年推翻理查德二世，成为英国国王，即亨利四世。乔叟的妻妹是公爵夫人的侍女，后来成为公爵的第三位夫人，因此，乔叟与公爵的关系比较密切。1368年，布兰茜染黑死病去世，年仅27岁，她和公爵情深意笃，彼此之间相亲相爱，她去世后，约翰十分悲痛，每年在她去世那天都要在圣保罗大教堂为她举行悼念活动，这一做法在他死后也未中断，由亨利四世继续主持进行。约翰1399年去世时，嘱咐后人将其葬在圣保罗大教堂布兰茜墓旁。乔叟的《公爵夫人颂》巧妙地将宫廷爱情诗的文学传统与现实生活题材相结合，真实地记载了约翰的丧妻之痛，情感真挚动人，从中可以看出乔叟努力超越传统的创新精神。在勾勒公爵夫人的形象时，乔叟也摆脱了传统的偏重“虚描”的创作技法，大胆采用写实手法，竭力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她的双肩匀称而秀美，身体和两臂长长的，四肢都丰满合宜，两手白皙，指甲鲜红，圆圆的乳峰，平直的背，两臀宽阔。在我看去，她周身上下找不出任何缺陷，四肢也没有任何欠妥之处。”^〔22〕正如肖明翰在“宫廷爱情诗传统与乔叟的《公爵夫人颂》”一文中所言：“在这部早期作品里，乔叟已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的端倪，而现实主义将是他一生的创作中不断发展的基本艺术倾向，并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坎特伯雷故事》。”^〔23〕

《坎特伯雷故事》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诗，它具备前面所述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三大特征，可以说《坎特伯雷故事》是乔叟一生丰富生活阅历的浓缩，是诗人对社会价值以及生存意义进行严肃思考的结晶。它成形于乔叟生命的最后时段，融合了诗人一生的经历和对社会的观察，全景式地再现了14世纪英国社会的风貌。在英国作家中，或许没有人像乔叟这样广泛地接触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

乔叟是在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开始后不久诞生的，他的父亲约翰·乔叟是伦敦的一个富裕酒商，是国王司膳官的代理人。1359年9月，国王爱德华三世大举入侵法国，年轻的乔叟随军前往，在王子莱昂内尔的军队中担任侍从，不久被法军俘虏，次年5月，他父亲筹款240英镑将其赎回。乔叟没有直接参与战争，但是，他亲眼目睹大片土地遭受战争蹂躏、士兵们挨饿受冻，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及其对人类尊严的摧残。乔叟时期的英国，社会动荡不安，他一生中经历了黑死病的可怕岁月、约翰·威克利夫对传统教会的戏剧性挑战、1381年的农民起义和理查德二世的被黜。严重的饥馑、屡次爆发的黑死病、连绵不绝的战争使得英国的封建制度摇摇欲坠。英国正在逐步从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向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过渡。

乔叟一生都与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切身感受到政治斗争的波谲云诡。频繁的外交活动使他接触并了解当时欧洲的先进思想与人物。在任伦敦关税总管期间，他接触到国内外各种类型的人。任副林务官时，他了解了农场雇工。任肯特郡议员时，他曾同国会议员们同桌围坐。任王室修建大臣，主管维修宫邸和国家建筑期间，他管理过木匠和石匠。乔叟既与宫廷达官贵人关系密切，又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因此，他对社会上的各式人物都相当熟识，十分了解他们的生活。《坎特伯雷故事》对当时的人情世故、社会风尚都有细致入微的描绘。

我们都知道《坎特伯雷故事》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的名著《十日谈》的深刻影响，而薄伽丘在创作《十日谈》的过程中，广泛参阅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印度、中亚和阿拉伯文学中的许多故事集的摹本，《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显而易见，因此可以说，《坎特伯雷故事》的叙事框架中有《一千零一夜》的影子。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十日谈》与《一千零一夜》的叙述者都是固定在一个地点陈述故事的，他们在相对静态的环境下完成叙事，而《坎特伯雷故事》的叙事环境是动态的，叙事者是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在从事真实的社会活动（朝圣）的过程中完成创作的。朝圣在中世纪是一种相当常见的宗教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往往结伴而行，各行各业的人们临时汇聚在一起，旅途中用讲故事消磨时间，香客们以各自的生活经历为基础，通过讲故事表述了他们对社会各类现象的看法。这一细小的变化给读者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使读者身临其境，似乎成了队伍中的一员，亲耳聆听香客们的故事，从而加强了作品的真实感与现实感。

故事发生在14世纪中叶的某个春天，地点是英国伦敦郊外，30名香客聚集在一个名叫泰巴的旅店，然后结群到坎特伯雷去朝圣，店主提议在朝圣旅途中每人讲两个故事，返回时每人再讲两个故事，对于故事讲得最好的人，朝圣回来后由大家出钱请他吃饭，以作嘉奖。按这个计划，一共有120个故事。可惜乔叟未能完成这一宏大的写作计划，最后只完成24篇，其中两篇未全部完成。《坎特伯雷故事》包括“总引”850行，各故事前后的小引、开场语和收场语共2350余行，此外便是各种类型的故事。朝圣客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由于是临时结伴，相互之间不需过多防范，每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讲故事，因此，他们所讲故事的风格、体裁都适合各自的身份和职业特点。

在“总引”里，乔叟几乎对每一位香客都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品质高贵、英勇善战的骑士和他的儿子见习骑士代表贵族阶级和骑士精神，伴随他们的是仆人，一名自耕农。接着是一群教会人物，为首的是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侍候她的人有一名尼姑及三名教士，她的奢华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她的几只小狗，天天都得吃新鲜的烤肉，或者喝牛奶，吃上等白面做成的面包。在其他教会人物中有一位和尚，他追求时尚，对传统的教规不屑一顾，“他闪亮的眼睛不停地转动，就像壶底下的火焰在燃烧，”他凡心未灭，给人留下一个不折不扣的“花和尚”的印象。其他社会阶层的代表有一位商人、一位牛津大学学生、律师、自由农民——一位富有的中等地主，还有一群城市中间阶层人物，如一名衣帽商、一名木匠、一名纺织匠、一名染坊工人、一名制挂毯的工人、一名厨师、一名船员或水手、一位医生。巴斯妇人是反叛新女性的代表，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控制男人，她经营织布生意，精明能干。乡村牧师是僧侣阶层中社会地位最低下的成员，但是，乔叟对他充满敬意，认为他是“天底下最尽职的牧师”。其他香客还有磨房主、教会法庭差役、伪造圣物骗人钱财的赦罪僧等。

赦罪僧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反面人物。乔叟在“总引”中对他的描写已经很生动，他长相怪异，“长着一头长长的、油腻腻的黄色头发，嘴上没有须毛”，他讲故事时需要以酒助兴，一路上哼着小调：“到我身边来吧，亲爱的。”他告诉同行的香客，在教堂里他是如何说教的，把那些骗人的把戏作为自吹自擂的素材。他滥用教皇的诏书，在说教中夹带几句拉丁语，让那些淳朴的村民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后拿出那些伪造的圣物，谎称他们有治病的疗效，并能帮助他们赎清罪孽，自己则从中牟利。他一再声明，他讲道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也毫不犹豫地坦言，自己在犯贪婪罪。然而，他不以此为耻，自甘堕落，骗取他人钱财已成为他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赦罪僧的故事描写的是三个贪财的恶棍在路边拾得一坛金子，各人意欲独自占有它们，于是相互谋害，最后全部死于非命。其实，赦罪僧与故事中的三个贪婪之徒都是一丘之貉。最可恶的是，他讲完故事之后，又来个现场布道，宣称自己具有合格的赦罪僧身份，盼望香客们解开各自的钱袋，让他赚上一笔。赦罪僧是《坎特伯雷故事》中形象鲜明的反面人物，通过他的言语、行为，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此类人对物质的贪婪、贪欲对人的危害以及宗教世界的堕落。

乔叟是文艺复兴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先行者，他擅长描写人物生动丰富的情感、欲望和感受，他的诗作在鞭挞、讽刺人世间各类贪婪、卑鄙、腐化、虚伪、堕落的行径的同时着力赞美人性的崇高，他作品中的一些人物性格复杂、有立体感、富有生活气息，这在中世纪其他英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

当然，乔叟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高尚、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也在于他能将自己的关爱、感受与批判思想用独特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达到艺术与思想的高度和谐、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乔叟是英国文学的奠基人，他努力从欧洲文学，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文学中吸取艺术营养，不断借鉴与创新，逐步确立了英国文学的地位，可以说，乔叟的诗作是源远流长的伟大英国文学的主要源头。乔叟的创作生涯是从模仿开始的，但是他一生都在努力摆脱欧洲文学传统的束缚，在文学的表现内容与形式上大胆突破与创新，他将英国社会现实作为文学创作的核心内容，开创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在艺术创新方面，乔叟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文学叙事形式的创新以及对诗歌形式和语言的创新上。

一、叙事形式的创新。在中世纪，梦幻文学传统（dream vision，又作dream allegory）相当流行。叙事者往往在春天的自然环境下，昏昏入梦，遇见一些奇特的人或事，梦醒后，将其记载下来，因此，叙事者是整个事件的参与者，前面提到的《十字架之梦》、但丁的《神曲》等都是梦幻文学的代表作。乔叟的《公爵夫人颂》、《声誉之宫》和《百鸟会议》也是根据梦幻文学的叙事框架构建的，但是，乔叟的叙事者往往以旁观者或知情者的身份出现。由于叙事者与故事主人公之间保持了一段距离，两者之间产生了对话的空间，这就使故事更加具有现实感与真实性。

《公爵夫人颂》的叙事者以劝慰者的身份劝诫黑衣骑士重振精神，但是他没有使用任何夸张的语言去安慰遭受亡妻之痛的黑衣骑士，而是一步一步引导黑衣骑士讲述他的爱情经历，通过对美好爱情的回忆，黑衣骑士再次体会到这段美好婚姻的价值，他的心灵受到安慰，他从而增强了生活的勇气。叙事者通过对话与倾听对方讲述的方式来缓解他的抑郁情感，情感真切，富有人情味。

在《声誉之宫》中，叙述者杰弗里是一个怯懦的书呆子形象。老鹰抓住他，飞向高空，吓得他“失去了知觉”，老鹰将他唤醒，并告诉他爱神朱比特请他去声誉之宫做客，在那里，杰弗里将获取“更多的关于爱的信徒们的信息”。在空中旅行的过程中，老鹰从哲学的层面告诉杰弗里声誉是变幻莫测的，没有稳定不变的内涵。值得注意的是，杰弗里扮演了一个受众的角色，他没有发表意见，只是简单地应答是或者否，使故事得以进行。乔叟巧妙地避免让叙事者正面陈述自己的观点，也就避免了中世纪文学作品常有的乐于“说教”的做法，于是读者可以有充分的自由去理解、评判老鹰对声誉含义的解释。《百鸟会议》里梦境中的叙述者也是一个局外人，他参加了一场有关爱情是什么的大辩论，但始终以一个列席者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显然，乔叟努力尝试摆脱第一人称叙事这一传统叙事模式的束缚，让叙事者从舞台的中心退到边缘，使不同的人物都有表述自己观点的权利，使文本更具开放性。

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叙事者在文本中的地位进一步弱化，乔叟本人也作为一名香客出现在朝圣队伍之中，但是他被描绘成一个平庸的、思维似乎有点迟钝的普通人。虽然，他是整个故事的叙事者，但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在权威的地位上；相反，他让香客们成了叙事的主体，让他们自由选择要讲述的故事，不受约束地阐发各自的思想。在《坎特伯雷故事》中，乔叟精心搭建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艺术平台，几乎容纳了14世纪英国社会所有阶层的各类人物，因此，他将高贵、低贱，美善、丑恶，高雅、粗俗，真诚、虚伪都纳入到一个平等的对话体系中来，让每个人都进入了一个巴赫金式的“狂欢世界”之中，在这里，他们可以坦率地表白自我，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思想，没有传统的压抑，没有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禁忌，每个人的真实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示。所以在《坎特伯雷故事》里，不同思想并行发展，相互冲撞，“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交织在一起，诸多“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在故事中进行平等的对话，充分体现了巴赫金所推崇的“复调”艺术特征。^〔24〕

《坎特伯雷故事》受到《十日谈》的影响是公认的事实，两部杰出诗作都以“故事集”的形式作为叙事框架。在人类的文化史中，故事集是一种较早出现的文学体裁，一开始，它是口口相传的，为了易于记忆，故事都有鲜明的特性，情节极度戏剧化，加之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经过千百万人之口，传播者不断对作品进行修改、加工，因此，故事集往往是多个单篇故事的汇集，故事与故事之间缺乏内在联系，缺乏整体性，如古希腊的《伊索寓言》、阿拉伯人创作的《一千零一夜》。薄伽丘在吸收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故事集的叙事功能，努力将所有的故事都有机地连接起来。

《十日谈》有一个完整的叙事框架。1348年，佛罗伦萨瘟疫肆虐，三名男青年和七名少女在诺维拉教堂邂逅，一起到乡村一处别墅避难，住了两个星期，为了度过这段时光，他们观赏风景，举行歌舞会，并提出要开故事会。在其中十天的时间里，他们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由轮流执政的“女王”或“国王”规定故事主题，用一人吟歌作为故事会的尾声。或许是难度太大，薄伽丘没有严格按照原来的构思进行创作，主题出现了多样化，宗旨是只要不违反消遣原则，各人可以随意讲述自己认为最有趣的事情。《十日谈》用序言及结语作为整个故事集的开篇与结尾。十天里他们总共讲了100个故事，故名《十日谈》。

乔叟在创作《坎特伯雷故事》时显然受到《十日谈》叙事框架的启发，他构思的叙事框架由“总引”、故事主体本身、各故事前后的引子和尾声以及故事集末尾的作者告别辞几个部分构成，但是，乔叟在总体构思上更缜密、严谨，更注重整个故事、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使它们形成一个互为映衬、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总引”是《坎特伯雷故事》的核心部分，是整部诗作的灵魂。乔叟用精美华丽的语言对所有香客的身份、趣味、爱好、职业和生活经历做了一番介绍，然后，读者又在故事中与他们相遇。由于有了前面的铺垫，读者在后面读到他们不同文体风格的故事时不会感到突兀，各人选择什么样的故事，采用什么样的风格都与他们各自的身份相匹配。在《坎特伯雷故事》里，各故事前后的引子与尾声基本用来表达香客们对故事的评论以及对当时人们所关注的各种社会、人生、家庭、婚姻、宗教、哲学问题的看法，而《十日谈》里的前言和结尾基本是从外部描写青年们的活动，与整个故事集的内容缺乏内在联系。在《十日谈》里，青年们讲述的故事之间并没有情节上的发展关系，而在《坎特伯雷故事》里，故事与故事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巧妙的连接。例如，有的故事引起香客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又引出新的故事；有时某个故事的主题引起香客们的争论，于是他们也用故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坎特伯雷故事》的艺术成就与乔叟努力突破传统、不断创新的精神密不可分，他总是在借鉴已有的叙事模式的基础上加入新的表现手法，增强诗歌的表现力。乔叟不但在诗歌所表现的内容上努力拓展，在诗歌的表现形式上也不拘一格、容旧纳新，有力地提升了诗歌的表现力与感染力。

二、诗歌形式与语言的创新。乔叟是伟大的英国文学传统的开创者。他生活在纷乱动荡的中世纪，当时的英国饱受各类战争的侵扰，国家分裂，连语言都不能统一。乔叟之前的文人基本用法语或拉丁语进行创作，英语只是社会底层的英国人的交流用语，没有社会地位，乔叟则坚持用英语写诗，他是将普通人的口头用语，将活生生的生活用语搬进文学殿堂的第一位英国诗人，是英国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英语的奠基人。

乔叟创作《坎特伯雷故事》时，从14世纪英国伦敦地区的各种地方用语中吸收了丰富的养分，同时，他也竭力对英语语言进行改革，以增强英语的表现力，例如，中古英语中有34个定冠词，乔叟用一个the取代了它们，使英语变得更简洁、流畅，另外，他使用a作为不定冠词，并借鉴法语语法，倡导用s作为名词的复数表现形式。乔叟的努力对英语使用逐步规范化、语法标准逐步统一有重大的贡献。随着英语语言社会地位的提升，后继的英国文人开始用英语写作，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乔叟奠定了现代英语诗歌的基本表现形式。一方面，他广泛借鉴法国、意大利、拉丁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他结合英语语言的特点，将英诗的基本形式从古英语诗歌的头韵体改造为音步体，确立了英语诗歌发展的方向。在古英语中，诗歌韵律基本采用押头韵的形式，最典型的是《贝奥武甫》。头韵的表现形式是在一个诗行中运用数个辅音相同的单词表达意义。例如，Now Beowulf bode in the burg of the Scyldings，辅音“b”在同一诗行中多次出现。头韵的特点是音义一体，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英国19世纪历史学家约翰·理查德·格林认为它犹如“古日耳曼武士的愤怒的刀砍声”。但是，头韵体诗歌的内部结构比较严格、刻板，容易束缚思想的自由表述，故英国现代诗歌基本采用音步体的形式，这一传统从乔叟开始，延续至今。

为了增强英语诗歌的表现力，乔叟对英语诗歌的诗行形式、诗节形式都作了大胆的创新与改革。他首次在同一首诗中大量使用五音步的诗行，使五步抑扬格成了英诗诗行的基本形式。他在《坎特伯雷故事》中大量使用的五步抑扬格的双行同韵对偶句，即英雄偶句，为后人所喜爱及模仿。乔叟还尝试使用不同的诗节形式，特别是七行诗节（它最为乔叟喜爱），韵式为ababbcc。这种诗节被称为“乔叟诗节”，是15、16世纪英语叙事诗中最常用的诗节形式。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及其他许多后来者都用过。

乔叟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诗人，他的诗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以及极高的艺术价值，他在努力用写作探究人文精神内涵的同时极其注重诗歌语言与形式的美学功能，他一辈子都在苦苦探究如何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说，没有形式和语言表达上的大胆创新，乔叟诗歌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不可能如此鲜活地传递给后世的读者，他的艺术成就也不可能赢得世人极高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