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文化的载体，在人类文明初期尤为如此。自基督教传入英国，她的文学就与《圣经》有着无法割裂的关联。徐葆耕用十分朴素的语言评价了宗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欧洲的文学之源不是单一的，是由希腊文明和基督文明两个相互对立而又互补的源头构成的。世界上，任何一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都具有两个以上由冲突而构成互补的源头。单一型的文化恒定要灭亡或转手于其他文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的精神世界至少存在着两极，单一型文化不可能同时满足两极甚至多极的要求。”^〔8〕在古英语诗歌之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俗文化价值观经常与基督文化理念融为一体，形成早期英国诗歌的一大鲜明特征。

开德蒙是第一个古英语基督教诗人，他的短诗《上帝颂》（“Hymn to God”）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英国宗教诗歌。有关他的生平，除比德所著的《英吉利教会史》中有简短介绍外，我们知之甚少。开德蒙是个不识字的牧人，性格敏感、内向。由于不会现场赋诗，他总设法逃避寺院中的聚会。有一天，他梦见一天使前来教授吟唱之技能，他随即唱出“从未听到过的歌词”。后来他进入修道院学习《圣经》，开始作诗，并将旧约和新约中的故事翻译成英语。据说他是《创世记甲》（Genesis A）与《创世记乙》（Genesis B）以及《出埃及记》（Exodus）的作者，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极小。

甲乙两本共2935行，讲述的是旧约中的故事。《创世记乙》中对撒旦的描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并非一个狰狞的恶魔，而似乎是一个具有反叛精神的英雄。他号召部下与他一起反对奴役，为自由而战。这个反叛者的形象在弥尔顿的著名长诗《失乐园》中有更充实的描绘。人们普遍认为《失乐园》中撒旦的形象要比上帝的形象更为丰满、生动。或许，政治上失败的痛苦、生理上失明的不幸使弥尔顿感到愤懑不平，他潜意识地站到了“大无畏的反叛者”撒旦的一边。“上帝不公”的情绪在短诗“当我想到……”（“When I Consider ...”）中有明显的流露。实际上，英国文人的作品中时常反映出作者痛苦地在世俗思想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的努力。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约翰·多恩，他的一些诗中充满矛盾：一方面是对基督教禁欲思想的反叛，另一方面是要顺从基督教的自我告诫，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灵与肉之间的冲突。

琴涅武夫（Cynewulf）是生活在9世纪的一位诗人，大约居住在昔日的诺森布里亚，即今日的英格兰东部地区。他的四首宗教诗——《艾仑那》（“Elene”）、《使徒们的命运》（“The Fates of the Apostles”）、《基督之二》（“Christ Ⅱ”，又名《基督升天》，“The Ascension”）、《裘利安那》（“Juliana”）——被保存下来。除此之外，有关他的生平，我们一无所知。从他的诗歌中人们推断他受过教育，懂得拉丁语，熟悉基督教史。曾经有人认为他是《十字架之梦》（“The Dream of the Rood”）的作者，但是现代学者经过考证，推翻了这一说法。(www.daowen.com)

与开德蒙相比，琴涅武夫所写的诗要多得多，也长得多。《艾仑那》最长，有1321行，《裘利安那》731行，《基督之二》427行，《使徒们的命运》122行。《使徒们的命运》和《基督之二》都是演绎《圣经》故事；《艾仑那》写的是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及其发现十字架的经过；《裘利安那》的主人公是一位殉教的圣女，异教徒艾利修仕要强娶她，把她关进牢房，折磨她，但是她宁死不屈。这四首诗的基本来源是拉丁文的圣经故事。可以说琴涅武夫是英国翻译史上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我们注意到他在译介具有浓郁基督教色彩的《圣经》经典故事的同时，把自己对这些作品的理解、感受融入解读过程之中。例如在《基督之二》中有对大海以及大自然的描绘，显然，这与他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经历有关。约瑟夫与玛丽亚在耶稣诞生时的对话也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看法。《艾仑那》是琴涅武夫最富想象力的诗作。女主人翁艾仑那被刻画成一个有见识、有胆量的“斗士女王”，在男性面前，她表现出自信与能控制他们的超凡能力。

在古英语基督教诗歌中，《十字架之梦》最具特色，其巧妙构思令人叫绝。基督受难的十字架出现在诗人的梦中，向他讲述自己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它为自己被迫做了置救世主于死地的工具而羞愧；也为自己成为光荣之树（十字架）而感到自豪。它是一个镀金的、装饰着珠宝的、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十字架，但它同时又是曾经沾满鲜血的、让耶稣受难的帮凶。它成为无数悖论的载体，或者可以说成了人类的象征。根据基督教的释义，人既可爱又可恶，既罪孽深重又充满希望。十字架的卑贱与骄傲暗示了人世间一切男女都具有的双重（或多重）人格属性。显然，诗中也揉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世俗的英雄主义价值观。诗中，耶稣基督被刻画成一位青年战士，勇往直前，拥抱死亡与胜利，而那善良的十字架则承受着基督所有的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