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分四方面简要介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的发展状况。

经学即对儒家经典《易》、《书》、《诗》、《礼》、《春秋》进行研究的学问，在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中长期占据着核心地位。在先秦诸子百家当中，儒家最重视文字记载和经典传授，故虽经秦火焚毁，至汉初即又重新开始活跃。汉代经学根据所据经书版本、解释的不同，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所据经书为师徒、父子口耳相传，到汉代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笔录下来，故称今文经学。另一派根据的是汉代渐次重现于世的先秦典籍旧本，皆用秦以前文字书写，故称古文经学。在西汉大部分时间里，流行的都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诸经的传授又有不同的门派、家法，其中《易》分四家，《书》、《诗》、《礼》皆分三家，《春秋》则有公羊、谷梁两《传》。武帝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所治即为《春秋》公羊学。“独尊儒术”之后，今文经各门派大都在朝中设立了博士。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曾亲自在石渠阁主持会议，召集儒生讨论诸经各门派的异同。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讲求“通经致用”，借用阴阳五行等学说来发挥经书的“微言大义”，鼓吹大一统、正名分、天人感应等思想，但不免空疏之弊。随着谶纬的广泛流行，今文经学亦与其相结合，趋于迷信、荒诞。

与此同时，儒学的发展带动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成帝命刘向等人校勘朝廷征集到的图书，每书校毕皆撰写提要。后来刘向之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分《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六艺即六经）、《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部分，共著录图书13269卷。刘歆将整理图书时所得古文经篇目上奏朝廷，请求将其与今文经一样立为官学，并因此与今文经博士们进行了激烈争论，由此展开了近200年的经今、古文之争。王莽当权时刘歆得势，将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毛《诗》、《周官》（即《周礼》）等古文经立为博士。王莽托古改制，又多以《周官》记载为范本，古文经学的社会影响大增。东汉建立后，取消古文经博士，官学仍用今文经。章帝于建初四年（公元79）又一次主持了讨论经书异同的白虎观会议，将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德论》一书，更系统地将阴阳五行说和谶纬与今文经学融为一体。但此时今文经学弊病已相当明显，而古文经学解经重在“通经识古”，考索经文字句本义，不胡乱穿凿比附，其传播反而愈益广泛。古文经学家许慎精研文字训诂，编成古代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说文解字》，共收小篆文字9353，相关异体古文字1163，是文字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遍注群经，皆以古文经为主而兼采今文经之说。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参校诸体文字经书，以隶书书写经文及校勘记，镌刻石碑，立于太学，后世称为“熹平石经”，这是古代最早的官定经书版本。

曹魏时期，今文经学早已衰落，古文经学亦因训诂繁琐呈现僵化趋势。思想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以道家老、庄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和名家逻辑学，形成玄学。因其探讨玄理，立言玄妙，故有玄学之名。早期代表人物何晏、王弼以《老子》、《庄子》的思想解释《周易》（此三书在当时合称“三玄”），认为天地万物以“无”为本，各种具体存在的“有”都是“无”的体现，然去“有”亦不能体“无”。又以道家的“自然”为无，儒家的“名教”（指由名分尊卑决定的礼教和道德规范）为有，从而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提供了道家的哲学依据。通过探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玄学在以后的发展中分化出激进、温和两派。曹魏后期的嵇康、阮籍充分发挥何晏、王弼的“贵无”思想，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蔑弃礼法，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已带有异端色彩。当时司马氏行将篡权，每标榜“名教之治”以笼络人心，嵇、阮的激进言论实际上是针对司马氏，嵇康以至为司马昭所杀。与嵇、阮同时的向秀和入晋以后的裴頠、郭象则属温和派。他们提出“名教即自然”，致力于论证两者的同一性，并抬高名教的地位。裴頠著《崇有论》，认为“至无者无能以生”，万物“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体有”，^〔17〕对早期玄学“以无为本”的观点进行质疑，更多地回归于传统。除有无本末问题外，玄学讨论的重要论题还有才、性离合同异，圣人有情、无情等，总体来看思辨性较强，其命题和论证方法受先秦名家影响较大。东晋以下，随着佛教的传播，玄、佛趋于合流，独立的玄学逐渐消失。

玄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士族阶层的文化风貌。玄学家讨论问题的方式称为“清谈”。作为一种名士活动，清谈源于东汉的清议，但其内容重点已不再是臧否人物，评论时事，而是抽象的玄理。清谈一般有相对固定的形式，分为宾、主两方。主方提出命题并阐述见解，称“竖义”或“立义”，客方加以问难，反复辩论，以概念清晰，语言简练为上。清谈时往往手执麈尾（一种拂尘）为道具，久之麈尾成为名士身份的标志。玄学家不仅口谈玄理，出言玄妙，行事亦多玄远旷达，出现了流于奇诡以表现个性的倾向，尤以嵇康、阮籍等激进派为最，其末流则发展为嗜酒颓废，放浪形骸。讲求审美也是玄学名士中的普遍现象，崇尚仪表端庄，风度潇洒，“望若神仙”，甚至变为薰香涂粉的病态女性美。日常行事处处追求气质、风度，言行迟缓，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这种“魏晋风度”一直为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所继承。

另一方面，在曹魏西晋，玄学的流行主要限于朝廷和上流社会，传统经学（主要是古文经学）仍然在地方上长期传授。晋室南渡，将玄学思潮带到江南，此后南方经学颇受玄学影响。北方则传统经学根基深厚，继续承袭汉代遗风。到南北朝后期，南北方的学风差异已相当明显，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人深芜，穷其枝叶”，^〔18〕究其原因，就是由于魏晋新思潮对汉代传统的影响程度各自不同。

佛教产生于印度，经中亚传入中国。其始入华年代不详，据称在西汉哀帝时。东汉佛教已有一定的传播，光武帝之子楚王英即是佛教信徒，明帝亦曾遣使至西域求佛法。但时人对佛教的认识有限，往往将其当作一种方术。佛学为世所知者主要是清虚无为、省欲去奢等内容，近于黄老之说，故浮屠（佛）每与老子并祭，甚至出现了“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闻。东汉后期安息（古国名，在今伊朗）僧人安世高和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谶来华，在洛阳翻译佛经，扩大了佛教的影响。东汉末，佛教已开始造像和大量招集信徒的活动。

汉魏之际，士人的精神风貌有较大变化，失去了评论时政、激浊扬清的热情，更多地转向对个人生命的关怀，由感慨时光流逝、人生短促进而产生对生命和万物的怀疑，或饮酒以逃避现实，或服药以企求长生，旷达奇诡之风，于是而盛。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理论对生死问题提供了一种解答，颇能满足士大夫的心理需求，加上大乘佛教当中的般若学说与玄学有相通之处，故佛学传播渐广。十六国时期，战乱和动荡的局势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百姓更易于皈依佛教，以为精神寄托。很多胡族统治者也尊崇佛教，以佛为“戎神”，一些西域高僧如后赵的佛图澄、后秦的鸠摩罗什、北凉的昙无谶，都极受敬重。鸠摩罗什主持译经，数量宏富，译文精确达意，将佛经翻译推进到新的水平。本土高僧的代表人物为佛图澄弟子道安，前秦时在长安主持佛事，整理经录，制定僧团法规仪式，寺院制度由此渐备。道安的弟子慧远入东晋，居庐山，为南方佛教领袖。鸠摩罗什弟子众多，其中僧肇、道生都是一代佛学宗师。后秦僧侣法显西行至天竺取经，历时十余年，由海道归至东晋。此后又有不少人西行取经。

南北朝时期，佛教更盛，寺院经济发达，拥有大量的土地和依附人口，还经营商业和高利贷，聚敛财富。南北佛教的发展各有特点。南朝偏重义理，学派众多，各自著述，互相辩难。如以佞佛著称的梁武帝也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阐释佛教教义。北朝则崇尚修行，广泛建寺造像，还开凿了云岗、龙门等规模巨大的石窟。反佛势力与佛教的斗争，在南北方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南方为论战，北方为灭佛行动。南朝一些士大夫就佛教与儒家伦理的矛盾发起攻击，与僧侣及其信徒争论沙门是否应敬王者，以及夷夏之辨。范缜著《神灭论》，从形神关系的角度出发，论证神为形之用，形亡神亦灭，从而驳斥佛教的因果轮回之说。北朝则由于寺院经济膨胀过速，损害了国家利益，引发了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大规模灭佛行动，均使佛教受到沉重打击。不过，上述反佛的言论和行动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佛教流行并在中国扎根的趋势。

道教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假托老子为始祖，实际上是黄老学说中某些思想概念与民间巫术、神仙方术的结合。其早期经典为《太平经》，内容十分庞杂。东汉末，有太平道、五斗米道两大流派。张角通过太平道组织黄巾起义，事败后太平道之名逐渐消失。此前张陵在蜀地和汉中宣传道教，入教者纳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后来张陵之孙张鲁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割据约30年，为曹操兼并。此后五斗米道长期流传，成为道教的主要教派，亦称天师道。

西晋灭亡后，社会动荡，道教趁机发展了不少信徒，既有士族、官僚，也有下层百姓。百姓的反抗活动仍往往以道教为号召，如东晋末年孙恩、卢循即利用五斗米道发动起事，一度声势甚大。与此同时，信奉道教的上层士大夫也开始对其进行改革，尽量使它适应统治集团的要求。东晋前期人葛洪著《抱朴子》，讨论道教修炼之术，同时力图将道教信仰与儒家纲常伦理相结合，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19〕主张神仙养生为内，儒术应世为外。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为齐、梁时期的陶弘景，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是北魏前期的寇谦之，他们在改革道教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制作教义，清理道规，各王朝也对道教组织进行了整顿。至南北朝末期，道教已基本成为一门比较正规、得到统治者崇奉和利用的宗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其传播较之佛教本来应有优势。但它思想内容贫乏，缺乏深度，虽以“道”为名，与道家哲学的关系却不很大。在道教改革的过程中，很多道士不得不设法抄袭、改编佛经，以杜撰道教经典。另外道教宣扬通过修炼长生不老，也不如佛教的轮回转世之说易于使人信服。由于上述原因，道教势力的发展不及佛教。魏太武帝灭佛是在道教信徒的怂恿下进行的，而周武帝灭佛则连道教一并禁断，后仍与佛教同时恢复。

汉代史学的主要成就，是出现了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西汉武帝时任太史令，本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撰成《史记》130卷，52万余字，记事上起传说时期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当朝，首尾3000余年，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周密的通史著作。《史记》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以人物传记为主，兼具编年、记事诸体之长，开创了以后2000年历代王朝编修“正史”的基本体裁。其内容全面，文笔生动流畅，编纂技巧高超，而且“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20〕班固是东汉前期人，继承其父班彪的工作，续写《史记》至新莽时期，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专记西汉一代历史的《汉书》100卷，80万字。《汉书》基本沿用《史记》创立的纪传体体裁，分12纪、8表、10志、70传，编纂体例更为严密，文赡而事详，进一步奠定了以后历朝纪传体断代“正史”的编修规范。东汉史学发达的程度高出西汉，史臣编有官修当代史《东观汉记》。赵晔《吴越春秋》和佚名《越绝书》开后代编写地方史志之端。荀悦又将《汉书》改编为比较简明的编年体史书《汉纪》。(www.daowen.com)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更加繁荣，私人修史之风尤盛，史著众多。关于东汉、三国的历史出现了多部著作，其中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刘宋范晔著《后汉书》，质量最高，与《史记》、《汉书》并称“前四史”，为历代正史中之佼佼者。有关两晋、十六国、南北朝的断代历史著作各有约20种，纪传、编年诸体皆备。其余体裁的史著也十分丰富，包括地方史志、地方人物传记、典章制度、地理、谱牒等等。由于史著的大量涌现，史学从附属于经学转向独立。西汉目录书《七略》中无史书一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则将史书附属于“六艺”类“春秋家”之下。而到南北朝后期，文献整理已形成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史书单为一门。成书于唐初的《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史书数百种，下分13类，各有源流，集中地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成果。

汉代的文学形式主要为赋、散文和乐府诗。赋是一种介于韵文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讲究文采、韵节，通过铺陈文辞以“体物写志”。西汉前期赋的形式与楚辞相仿，韵文特点明显。随后开始出现更为散体化、结构庞大、气势恢弘、辞藻华丽的大赋，其中多铺叙宫殿、都城、苑囿之盛，描述帝王行猎、出巡之壮观，也往往有文辞过于雕琢、冷僻之弊。西汉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扬雄《长杨赋》，东汉班固《两都赋》、张衡《东京赋》、《西京赋》，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东汉后期，抒情写物的小赋代之而起，以格调清新见长。散文作品中，西汉前期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成就较突出，司马迁《史记》更是以叙事生动精辟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朝的中央音乐机构称为乐府，掌管采集民歌配曲入乐，兼以了解风俗民情。乐府配乐的民歌就是乐府诗（其中也有少量文人作品），其内容丰富、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情感真挚细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乐府诗以五言为主。东汉后期，一些文人吸取乐府诗的技巧，创作了反映士大夫内心世界的《古诗十九首》，对后世的文人五言诗有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以诗歌最突出，文人诗创作有明显的进步。曹魏建立前夕的汉献帝建安年间是文人诗创作的一个高峰，代表作家有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三曹”和孔融、王粲等“建安七子”，还有女诗人蔡琰。曹魏时期的重要诗人为阮籍、嵇康。西晋则以左思、陆机、潘岳等人为代表。东晋末年陶渊明的田园诗风格清新自然，独辟蹊径，卓然为一大家。南朝谢灵运、鲍照、谢朓的成就较突出。上述作家的创作以五言诗为主，其中曹丕、鲍照等已开始写作七言诗。南朝谢朓、沈约归纳总结了诗歌创作声律运用的特点，自此古体诗开始向格律化的近体诗过渡。乐府民歌在这一时期继续发展，并且逐渐形成了南方婉约柔美、北方粗犷豪放的不同特征，分别以南朝《西洲曲》、北朝《木兰辞》为其代表。文章写作则以骈文最盛，要求对仗排比工整，声律协和，典故运用纯熟。散文写作亦有可观。东晋干宝《搜神记》和刘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分别是古代志怪小说和文人轶事小说的早期代表性著作。

随着文学的进步，文学批评也在魏晋南北朝发展起来。曹丕的《典论·论文》是古代最早专门探讨文学创作规律的作品。其中称“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了文学的社会价值。陆机作《文赋》，区分了十种文学体裁，分别归纳其创作要旨。南齐刘勰著有《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著作，对历代重要的文学家及其著作进行广泛评论，并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技巧。梁朝钟嵘《诗品》是一部诗学批评专著。梁昭明太子萧统（梁武帝长子）编纂了周、秦以来的文学作品选集《文选》，共分文体39类，也反映出编者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尺度。

艺术与科技

汉代绘画艺术已有一定成就，但今天所见主要是民间画匠的作品，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各处墓室壁画，以及一些画像石刻。魏晋以下开始出现以画知名的画家，东晋顾恺之、刘宋陆探微、梁朝张僧繇皆以人物画著称于世。传说张僧繇作寺院壁画，画四龙，二龙点睛后即飞去，可见其点睛传神之功力。还有一些画家擅长山水画。书法艺术亦随绘画而进步。东汉末年蔡邕以工书著称。汉、魏之际张芝善章草（隶书的草体），钟繇善真书（即楷书）、行书。魏晋以下楷书、行书流行，逐渐取代了汉朝的隶书。东晋王羲之集此前诸家之大成，兼工各体，而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飘若浮云，矫若惊龙”，^〔21〕后人尊为“书圣”，其代表作《兰亭集序》被称为书法史上的极品。其子王献之亦擅长书法，有“小圣”之称。汉代除画像石刻外，石雕、陶俑存世或出土颇多，皆有艺术价值。随着佛教的流行，十六国北朝的石窟艺术大为发展，其中兼有雕塑、绘画，主要代表有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以及平城（大同）云岗石窟、洛阳龙门石窟。汉朝的宫廷娱乐活动主要有乐舞和角抵之戏，魏晋以下继续发展，已初步出现了戏剧的萌芽。

两汉天文学比较发达，已通过观测星辰运行推算出二十四节气。关于天体结构，有宣夜说、盖天说、浑天说三种理论，其中浑天说认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黄，天外地内，比前两种更近实际。东汉太史令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著有天文著作《灵宪》，改进了演示天体运行的浑天仪，并发明候风地动仪以测定地震。天文学的发展使历法制订工作逐渐进步，历法制订又带动了数学的发展。西汉已出现古代第一部天文历算著作《周髀算经》，从天文观测中概括出一些数学定理。东汉时出现数学专著《九章算术》，汇集246道数学应用题及解算方法，已涉及开平方、开立方、二次方程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并提出负数概念，系统地总结了先秦以来的数学成就，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已形成体系。魏晋之际刘徽注《九章算术》，对圆周率计算法进行修正。到南朝宋、齐时，祖冲之已将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与3.1415927之间，分数值则以355/113为密率，22/7为约率，达到极高的精确度。

中医学的体系在汉朝已经建立。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医书是佚名的《黄帝内经》，其编写可能在战国，至西汉最后写定。其书分两部分，《素问》用阴阳五行之说阐释生理病理现象及其治疗原则，《灵枢》记述针刺之法。东汉时问世的《神农本草经》，记载药物365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药物学著作。汉、魏之际，张仲景著有医疗专著《伤寒杂病论》，分《伤寒论》、《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论伤寒诸症，后者论杂病。书中讨论了据以诊断病症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八纲”，以及有关治疗药方300余种，皆长期为以后的中医所继承，张仲景也被尊为“医圣”。同时期另有一位著名的医学专家华佗，精于方药针灸，并发明了用于外科手术的麻醉剂“麻沸散”。西晋时，王叔和著《脉经》，专论切脉之法，将临床常见病脉区分为42种，由此判断病情。一些道教信徒因研求长生之术，在医药学方面作出了成就。如东晋葛洪著《肘后卒就方》，南朝陶弘景又进一步修订为《肘后百一方》，皆用常见之药配方，简明切于实用。陶弘景又有《本草集注》，著录草药700余种，比东汉《神农本草经》多出近一倍。

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是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先秦以来，书写材料或用竹简木简，以绳联册成编，或用绢帛，曲而为卷。但是简编笨重，绢帛价贵，都不能充分适应文化发展的需要。西汉末，已出现纸的雏形，称“赫蹄”，用飘絮时积留在箔上的残丝制成，但价格仍贵，难以大量制造使用。两汉之际，开始用麻等植物纤维造纸。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进一步改进造纸术，用书皮、麻头、破布、鱼网之类低成本原料造纸成功，价格便宜且宜于书写。自此纸的使用逐渐推广，世称“蔡侯纸”。到东晋末，纸的使用已完全普及，并逐步传至周边各国，在世界范围内为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注　释

〔1〕桓宽《盐铁论·禁耕》。
〔2〕《史记·货殖列传》。
〔3〕《汉书·食货志》。
〔4〕《史记·货殖列传》。
〔5〕《晋书·食货志》。
〔6〕《魏书·食货志》。
〔7〕《汉书·贡禹传》。
〔8〕《史记·萧相国世家》。
〔9〕《宋书·周朗传》。
〔10〕《晋书·慕容德载记》。
〔11〕《汉书·食货志》。
〔12〕《汉书·食货志》。
〔13〕《后汉书·仲长统传》。
〔14〕《晋书·王沈传》。
〔15〕《宋书·王弘传》。
〔16〕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勉学》。
〔17〕《晋书·裴頠传》。
〔18〕《北史·儒林传》。
〔19〕《抱朴子·明本》。
〔20〕《汉书·司马迁传》。
〔21〕《晋书·王羲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