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莽的虐政，新末动乱中又出现了“人心思汉”的舆论倾向。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汉远房宗室刘秀于公元25年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初期一度呈现兴盛局面，不久就进入外戚、宦官轮流专政的时期，统治渐衰。东汉正式结束于公元220年，但实际上在184年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爆发之后，东汉的统治已是名存实亡。本节简单叙述东汉政治，即以184年以前为限。以后的情况，将在下章结合三国的形成进行介绍。

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景帝子长沙定王刘发六世孙。家为当地大族，王莽时曾至长安习《尚书》。地皇三年（公元22），从长兄刘縯起兵于舂陵（今枣阳南），有众七八千人，号“舂陵军”，不久与绿林军合并。时绿林军势盛，由于“人心思汉”，议立刘氏为君主，号召天下。南阳豪强等欲立刘縯，而大多数绿林将领都主张拥立为人懦弱、无势力的另一名宗室刘玄，以便操纵。地皇三年二月，刘玄即位，定年号为更始，刘縯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任太常、偏将军。六月，绿林军获昆阳大捷，刘秀身先士卒，功居首位。更始君臣对刘氏兄弟的势力和威望感到疑忌，随即以谋反罪名诛杀刘縯。刘秀闻讯，深自韬晦，不敢服丧，态度益加恭谨，得免于难。是年绿林军攻灭王莽，刘秀奉命北上招抚河北地区，次年被封为萧王。他在河北获得了独立发展的良机，先后击败、收编了多支农民起义部队和地方割据力量，逐步脱离更始政权控制。更始三年（公元25）六月，刘秀被部下拥戴称帝，仍用汉国号，改元建武，不久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即为汉光武帝。

在汉光武帝建国的同时，进入关中的绿林军势力日衰。更始君臣生活腐化，不事远略，却在内部争权夺利。另一支农民军赤眉军在樊崇率领下西行攻入关中，立十五岁的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建武元年（公元25）九月，赤眉军攻克长安，更始政权灭亡。但赤眉军同样缺乏安定、建设能力，在关中四出抢掠，不为百姓所附。其军士思乡心切，日夜愁泣，盼望东归。建武三年，赤眉军撤出长安东返，在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遭到东汉军队截击，樊崇、刘盆子等被迫投降。至此反莽起义中两支最主要的部队均已瓦解，东汉政权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但全国各地还存在着多支割据力量，较大者有刘永据睢阳（今河南商丘），彭宠据渔阳（今北京密云），隗嚣据天水，公孙述据成都等。至建武十二年（公元36）汉军攻灭公孙述，上述割据力量悉数被削平，全国复归统一。

与西汉初年“布衣将相”的状况不同，东汉创业集团大都出自两汉之际的“士族大姓”。这一阶层形成于西汉后期，主要是“独尊儒术”的结果。独尊儒术使战国以来学说门派各异的“士”逐渐归于儒学一统之下，其数量大增，并且往往不再以个体“游士”的形象出现，而是与家族、宗族势力结合起来。一方面豪强大姓多遣子弟读经入仕，从而士族化，另一方面贫寒士人发迹后也会用政治特权扩张家族的经济实力，士族大姓因而产生。新莽末年的起兵者，除绿林、赤眉外，大都属于这一阶层。以汉光武帝君臣而论，基本都是南阳、河北两地区的士族大姓，往往同时具有“士人”和“大姓”的双重身份。他们虽然有“儒者气象”，^〔11〕并且光武帝等人也与王莽一样迷信谶纬，但毕竟经过政治、军事斗争的磨炼，对社会问题的认识比较清醒和全面，与西汉后期儒生迷恋复古、过分趋于空想不同。在光武帝君臣的统治下，残破的社会又进入一个较为安定、重新恢复发展的时期。

政治方面，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礼遇功臣列侯，予以优厚爵禄，但不任以政事。诸功臣与皇权产生矛盾的危险也因此大大减小，皆以功名自终，得享天年。对宗室外戚的权势，也都加以限制。与此同时，大力提倡儒学，表彰名节，重建太学，完善察举制度，擢用普通士人为官。标榜“以柔道治天下”，不尚严刑峻法。在中央，加重内朝官尚书台协助皇帝决策的作用，重大或机密事务多由皇帝与尚书台讨论决定，再交付外朝官僚机构之长——三公监督执行。时称“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指尚书台）”。^〔12〕地方上提高原监察区长官——州部刺史的权限和地位，使州部开始向郡以上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转化。

经济方面，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光武帝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又裁并冗散机构、官吏，提倡节俭，以缩减开支。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刑徒，对未被释放的奴婢的法律地位亦予提高，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杀奴婢者不得减罪，炙灼虐待奴婢也要依法惩办，并废除了奴婢射伤人处死刑的规定。大量奴婢放免为庶人，流民多返乡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建武十五年（公元39），针对豪强地主隐匿耕地数字，私占人口的行为，推行“度田”，即令地方丈量耕地、核实户口。此举引起豪强地主的反对，未能严格执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豪强势力的发展有所抑制。

光武帝去世后，明帝（公元57—75）、章帝（公元75—88）相继嗣位，东汉王朝的国势继续处于上升趋势。明、章二帝都勤于政事，注意整顿吏治，又提倡儒学，发展文教。仍旧奉行轻徭薄赋政策，招抚流民，奖励垦荒。明帝时王景、王吴奉命治理黄河，筑堤束水，使黄河与汴渠分流，改变了西汉末年以来黄河侵汴、泛滥为害的状况，使沿河大片土地重新得到开垦。边疆开拓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重振了西汉盛时的声威，详见下文。

章和二年（公元88）汉章帝卒，东汉统治渐衰，出现了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东汉自章帝以下诸帝享年皆不超过40岁（仅最后的献帝除外），更有几名皇帝数岁即夭折。皇帝早卒，嗣君年幼不能亲理政事，遂由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得以用事擅权。至嗣君成年，不甘心大权旁落，每依赖亲信宦官发动政变翦除外戚势力，宦官又因而主宰朝政。至下一任嗣君即位，则开始又一轮外戚、宦官先后专权。如此恶性循环，往复不已。外戚、宦官能够专权，主要是由于东汉专制皇权强化，外朝官僚机构的作用受到削弱，大权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外戚、宦官利用其特殊身份便于挟持皇帝，从而就掌握了朝政。外戚、宦官在本质上都是皇权的附属物，凭借皇权侵夺官僚机构的权力，但外戚、宦官的权势过度膨胀，也会对皇帝个人形成威胁。东汉中后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正是在这种复杂背景之下展开的。

章帝死后，年仅10岁的和帝即位，太后窦氏临朝，其兄窦宪时任内朝官侍中，内参机密，出宣诰命。窦宪出自功臣世家，其曾祖窦融于新莽末年割据河西走廊，较早归附汉光武帝，荣宠为一时之冠。至此窦氏兄弟皆据要职，党羽遍布内外。窦宪推荐“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从而操纵了尚书台。后北伐匈奴有功，进拜大将军，位三公上，更是恃势自傲，横行无忌，其家人党徒多行不法。永元四年（公元92），和帝在宦官郑众的协助下发兵消灭窦氏势力，窦宪自杀。郑众因功封鄛乡侯，“由是常与议事，中官（指宦官）用权，自众始焉”。^〔13〕不过郑众为人较正派，此时宦官势力膨胀还不很明显。

元兴元年（公元105）和帝卒，幼子隆即位，在位数月又卒，是为殇帝。和帝皇后邓氏定策立和帝之侄、13岁的刘祜为帝，是为安帝，邓氏继续临朝称制。邓太后是东汉开国元勋、位列“二十八功臣”之首的邓禹的孙女，较有政治才干，称制期间有一定的作为，但此时期天灾连年，社会形势已有动荡的迹象。外戚仍旧用事，太后之兄邓骘拜大将军，兄弟皆封列侯。永宁二年（121）邓太后卒，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诛除邓氏，邓骘自杀。李闰、江京皆因功封侯，擅权用事，同时安帝皇后阎氏家族也参预朝政，一度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这一时期，朝廷政治急剧腐败，一部分正直官僚自居“清流”，指斥宦官、外戚及其依附势力为“浊流”，受到后者迫害。“清”、“浊”的对立由此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线索。

延光四年（125）安帝卒，阎皇后无子，为便于专权，与其兄阎显合谋，不立安帝庶子、此前曾被立为太子的济阴王刘保，另选宗室济北王的幼子刘懿立为嗣君。但刘懿在位不满一年又卒，宦官孙程等19人发动政变，诛杀阎显，拥立济阴王保，是为顺帝。19名宦官皆封为侯。宦官势力比以前更盛，顺帝为照顾其利益，专门下诏规定宦官的侯爵可由其养子继承。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皇后梁氏之父梁商、兄梁冀为大将军。

建康元年（144）顺帝卒，幼子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秉政。次年冲帝亦卒，太后与梁冀定策，立宗室勃海王之子刘缵，是为质帝。质帝年少聪慧，因对梁冀专权表示不满，于本初元年（146）被梁冀毒死。梁冀又力排众议，拥立15岁的蠡吾侯刘志，是为桓帝。桓帝立梁冀之妹为皇后。梁冀连立三帝，长期把持朝政，权势大大超出此前专权的外戚。桓帝特许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赞不名，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机务皆听其决断。大臣李固、杜乔因不附和梁冀，均被诬陷罪名，下狱杀害。百官迁任后先要到梁家谒见谢恩，四方贡物上等者先送梁冀，宫中仅得其次。又大修宅第，广建苑囿，占夺平民数千人为奴婢。冀“一门前后七封侯，三皇后，六贵人，二大将军，夫人、女食邑称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将、尹、校五十七人。在位二十余年，穷极满盛，威行内外，百僚侧目，莫敢违命，天子恭己而不得有所亲豫”。^〔14〕至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宦官中常侍单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协谋，发兵包围梁冀府第，收其大将军印绶，冀即日自杀，家属皆被处死，公卿等高级官员受牵连被诛者数十人。官民鼎沸，莫不称庆。朝廷没收梁氏家财，发卖得钱30余万万，遂免收是年天下租税之半。单超等五人同日封侯，世称“五侯”。梁氏虽被诛灭，以“五侯”为首的宦官集团却控制了朝政，他们干预察举，插手司法，典领禁兵，亲属私党分布内外，势焰之嚣张，又远在此前专权宦官之上。与梁冀擅权时期相比，朝政的黑暗有过之而无不及。

针对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腐败日渐一日的情况，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形成了一个以比较正直的士大夫为主的反对派集团。士大夫是西汉“独尊儒术”以来由儒生、文吏融合形成的新兴社会阶层，皆受到儒家思想熏陶，具有共同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以“通经致用”、“济世安民”为人生目标。已入仕者进入官僚集团，为数更多的未入仕者则是官僚预备队。由于东汉朝廷重视儒学教育，太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人数累增至3万人。他们作为下层士大夫的代表，聚集于京师，其影响舆论、干预政治的潜在能量相当可观。士大夫中有若干经学世家凭借其学术成就和地位，世代有人仕至公卿高位，事实上也成为官僚世家。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四世中居三公位者多达五人。他们虽未必能掌握实权，却有很高的社会威望和影响。另外当时的选官制度也加强了士大夫集团内部的凝聚力。东汉沿西汉之制，士人主要通过察举、征辟入仕。察举已见前述，指地方向朝廷推荐人才以备擢用，在此过程中地方长官与其推荐人选通常会形成前者施恩、后者图报的密切私人关系。征辟指皇帝征召某人授职，及高级官员直接辟除某人为属官，其中被辟除者就成为辟除人（时称“举主”）的“门生”、“故吏”，一般都待举主以君父之礼，依附关系更为紧密。这样，东汉士大夫既有为数广泛、集中而活跃的下层成员，又有少数经学官僚世家作为核心、领袖，加上察举、征辟制度所造成的集团关系，的确已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

在外戚、宦官专权时期，固然有一些士大夫为了个人利益进行投靠、攀附，但更多的士大夫却从儒家伦理道德出发，对外戚、宦官专权进行抵制，他们也因而得到广大下层人民的拥戴。上文中提到的“清流”、“浊流”对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安帝时出自弘农杨氏、被誉为“关西孔子”的太尉杨震，即因与宦官、外戚进行斗争，最终被迫害自杀。被梁冀杀害的李固、杜乔，也是当时“清流”的代表。到桓帝在位后期，宦官专权，清、浊之争更加尖锐，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斗争的导火索，则是当时清流士大夫的“清议”活动。(www.daowen.com)

清议本来是士大夫们对当世人物的品评。东汉后期，一些士大夫专精此道，如时称“隐不违亲，贞不绝俗，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名士郭泰，就是这样一位清议专家，经他作出的人物评价往往“先言后验”，成为定论。^〔15〕汝南许劭、许靖兄弟定期评论乡里人物，称为“月旦评”。清议对时人的褒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左右舆论乃及选官，影响被评论者的仕途进退。其评价主要仍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标准，风气所至，士大夫纷纷作出让爵、推财、避聘、久丧等“孝义”行为，希望博得清议赞扬。但伪装“高行”以求名的现象也很常见，其中一些人因真相暴露而导致身败名裂。在腐败的政治形势下，品评人物的清议因其“激浊扬清”性质，很容易染上政治色彩。《后汉书·党锢传》序文概括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婢直之风，于斯行矣。”敢于同宦官作斗争的正直官僚李膺、陈蕃、王畅，受到清议的高度评价，被誉为“天下楷模李元礼（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字）”。清议的舆论品评又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行动。永兴元年（153）和延熹五年（162），由于反宦官的官员遭到处罚判刑，两次爆发太学生的集体诣阙请愿事件，迫使桓帝将受罚官员赦免。得到清议支持的官员因而更加积极地打击宦官势力。李膺任司隶校尉，闯入大宦官张让家中，捕得其弟罪犯张朔，审讯处死。宦官惧怕，连休假日也不敢走出宫门。双方的矛盾日益尖锐。

延熹九年（166），宦官集团终于发起了对反对派的镇压，使人诬告李膺等人与太学及郡国生员结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遂下诏逮捕李膺等“党人”，列出名单布告天下，共捕系200余人，逃亡者悬赏通缉。随后将“党人”一律放归故里，禁锢终身，不许出游并做官。史称此事为“党锢之祸”。但这次镇压并未完全震慑住清议舆论。“党人”被逐出政坛后，“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给有关人物又加上了“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君“言一世之所宗也”，俊“言人之英也”，顾“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言能以财救人者也”。^〔16〕有的官员未被列入党人名单，甚至上书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

永康元年（167），桓帝卒，12岁的灵帝即位，太后窦氏临朝，太后之兄窦武任大将军。窦武为东汉初功臣窦融之后，与和帝时专权的窦宪出于一族。虽出自外戚，但同士大夫集团素有交往，曾在党锢之祸爆发后为党人请求赦免。至此他与一向反对宦官的大臣陈蕃共同辅政，策划诛杀宦官，但事机不密，为宦官所知。建宁元年（168）八月，宦官曹节、王甫等抢先发动政变，挟持灵帝与太后，发兵攻杀窦武与陈蕃。宦官得胜后，将报复的矛头又对准了家居的党人。建宁二年，以“图危社稷”的罪名展开大逮捕，李膺等人皆被下狱处死，牵连受祸者六七百人。后来又下诏，党人的门生、故吏、亲属等一概免官禁锢。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第二次党锢之祸使反宦官的士大夫集团受到了沉重打击，其领袖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在对党人的残酷镇压浪潮中，党人仍然得到了社会上广泛的同情和救助。“八及”之一张俭逃亡在外，“困迫遁走，望门投止”，所到之处“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由于掩护张俭，“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17〕这反映出党人的活动在当时是人心所向的正义行为。随着两次党锢之祸，东汉王朝的腐败衰颓也终于陷入不可救药的境地。

东汉的北部边疆形势相对而言比西汉更加稳定。光武帝初年，匈奴仍为边患，并一度立三水（今宁夏同心）人卢芳为帝，与东汉对抗。不久匈奴遇到持续数年的旱蝗灾害，人畜都受到巨大损失，其贵族中又发生内讧，争斗不已。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匈奴日逐王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众内附于东汉朝廷。自此匈奴分裂为南匈奴和北匈奴。南匈奴驻牧于东汉北边诸郡境内，助汉戍守，东汉每年予以大量岁赐，并设“使匈奴中郎将”监护之。明帝时，又专门设置度辽将军，统兵屯扎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协助南匈奴单于抵抗北匈奴侵扰及镇压族人叛乱。至和帝初年，南匈奴领有3.4万户，23万余口，包括军队5万。他们逐步向南迁徙，一些人开始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至2世纪中叶，大多数已集中居于汾水流域。

北匈奴离东汉较远，但起初仍控制西域，并时常侵扰河西与北方边境。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分兵四路北伐，窦固、耿忠一路出酒泉，追击北匈奴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夺取伊吾（今新疆哈密），置官屯田。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窦宪、耿秉在南匈奴协助下再度北伐，大破北匈奴，追逐数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永元三年，汉将耿夔又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击败北匈奴军队，单于遁逃，部众破散。大部分北匈奴人向西迁徙，少数降汉或融入其他诸族，漠北渐被新兴的鲜卑占据。

西域诸国在王莽时与中原断绝联系，东汉建立后，一些国家前来通使，请如西汉旧制设置都护。光武帝因力量不及，予以婉拒，各国遂为匈奴所控制。明帝时征伐北匈奴，窦固等将东汉势力伸入西域。永平十七年，东汉重设西域都护。汉将班超率吏卒36人出使西域南道诸国，连定鄯善（今新疆若羌）、于阗（今新疆和田）、疏勒（今新疆喀什）。而北道的焉耆（今属新疆）、龟兹（今新疆库车）仍受北匈奴操纵，攻杀汉西域都护陈睦，东汉被迫撤回西域官兵。班超在南道诸国的恳请下留驻西域，统领诸国对抗匈奴，并降服匈奴在南道的属国莎车（今属新疆），保证了西域南道仍奉汉号令。窦宪北伐击败北匈奴后，龟兹降汉，汉廷遂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龟兹，又以徐斡为西域长史（都护副职），驻疏勒。随后班超率诸国兵讨平焉耆，西域50余国全部臣属东汉。安帝时西域一度发生动乱，北匈奴残余势力趁机寇掠，班超之子班勇奉命再定西域，以西域长史行都护之职。总的来说，东汉在大部分时间里维持了对西域的统治。班超在西域时，还曾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至波斯湾头，闻前路海阔难行，遂折而东还。此后在桓帝时，大秦王安敦曾遣使东汉，抵达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最早的正式接触。

两汉东北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居住着乌桓与鲜卑，它们都是被匈奴冒顿单于击败的东胡的支系。乌桓与汉接境，部落甚众，叛服不定，西汉中期到东汉皆设护乌桓校尉加以监领。鲜卑则在乌桓以北。北匈奴被东汉击溃后，鲜卑逐步向西发展，进入漠北，漠北残留的匈奴人亦皆融入其中。2世纪中叶，鲜卑部落“大人”（即首领）檀石槐统一鲜卑诸部，占有匈奴故地，并将其地分为东、中、西三部，各置大人，由自己总领。桓帝、灵帝时期，檀石槐多次南下侵扰，给东汉造成很大威胁。桓帝曾遣使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但遭其拒绝。灵帝光和四年（181）檀石槐死，鲜卑又趋于分裂，力量渐衰。

东汉中后期，与羌人的冲突成为当时民族关系的焦点。羌人很早就居住于青海一带，部落众多，不相统属，西汉时一部分内迁到陇西地区。因边地官吏处置失宜一度反叛，被汉将赵充国讨平。到东汉，内迁的羌人越来越多，由于受到官吏和内地豪强的压迫，多次掀起反抗斗争。羌人较大规模的暴动共有三次，分别发生于安帝、顺帝和桓帝时期，前后绵延60余年。暴动主要出现于河西、陇西、关中地区，甚至波及河东和蜀地。一些汉族百姓也参加了羌人的队伍，共同与官军作战。东汉朝廷为镇压羌人的反抗，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这也成为它走向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汉帝系表

注　释

〔1〕《汉书·食货志》。
〔2〕荀悦《汉纪》卷八《孝文二》。
〔3〕《汉书·鲍宣传》。
〔4〕《汉书·李寻传》。
〔5〕《汉书·王莽传》。
〔6〕《汉书·食货志》。
〔7〕《汉书·王莽传》。

〔8〕《汉书·食货志》。
〔9〕《汉书·王莽传》。
〔10〕《汉书·王莽传》。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东汉功臣多近儒”条。
〔12〕《后汉书·仲长统传》。
〔13〕《后汉书·郑众传》。
〔14〕《后汉书·梁冀传》。 
〔15〕《后汉书·郭林宗传》。
〔16〕《后汉书·党锢传》序。
〔17〕《后汉书·张俭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