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死后，“昭宣中兴”结束，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此后半个世纪，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社会上下逐渐对西汉王朝失去了信心，最终将希望寄托在外戚王莽身上。公元8年，王莽篡夺帝位，改国号为“新”，随即接连颁布法令，附会儒家经书，托古改制，希望以此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然而，改制不但没有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相反却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动乱波及全国，致使新莽政权很快宣告灭亡。

汉宣帝在位后期，虽仍有“中兴”之称，统治危机也已开始呈现，社会形势外弛内张。元帝（前49—前33）、成帝（前33—前7）、哀帝（前7—前1）相继嗣位，危机不断加重。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就是土地兼并造成贫富分化严重，矛盾尖锐。随着汉初以来经济的恢复，这一问题很早就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武帝时董仲舒即针对“富者田连仟伯、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不合理状况，提出限田之议，希望以此“塞并兼之路”。^〔1〕西汉田租虽轻，但破产农民并不能享受到这种优惠，相反在地主豪强役使下受到非常沉重的剥削。是所谓“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2〕昭、宣时期，这种状况略有缓和，但并未根本改变。元帝以下，土地兼并更加剧烈，大批农民破产流亡，沦为奴婢，甚至铤而走险，聚为“盗贼”。加上官吏苛暴，天灾流行，西汉后期农民的遭遇被概括为“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3〕与此同时，政治的腐败也日益严重。外戚王氏（元帝皇后王政君家族）长期把持朝政，生活奢侈腐朽，恃势聚敛，广占土地，大小官僚亦争相效尤，使土地兼并问题又带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哀帝即位后，在大臣师丹建议下，一度计划限制王侯、官员、富人占有土地、奴婢的数量，但因损害了当权外戚官僚的利益，最终搁置不行。

在统治危机不断加重的情况下，神秘主义思潮愈加活跃，反映出人们面对危机的无奈心理。受认识水平所限，迷信心理在古代本来十分普遍，而在战国秦汉时期，经一些思想家的加工、改造，原始的迷信认识已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复杂和精致的理论体系，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加深刻。在这一过程中阴阳家扮演的角色最重要，大量吸收了阴阳家思想因素的汉代儒学所起作用也不可低估。西汉后期神秘主义思潮的主要表现是谶纬流行。谶是用诡秘之语暗示“天命”的一种预言，往往附有图，亦称图谶。由于其言玄妙隐秘，故而事实上可以穿凿附会地作多种不同解释，然后根据现实选择一种，以表明“天意”所在，作为政治活动的理论依据。如目前所知道最早的谶是秦始皇时流传的“亡秦者胡”，起初认为“胡”指匈奴，后来却被解释为秦二世胡亥。纬因与经相对而得名，专指假托孔子之名用诡秘语言解释经书的著作，其性质与谶相同，而产生略晚。谶纬大都出自方士之手，属于阴阳五行思想体系，内容虽荒诞不经，但在西汉后期直到东汉却极有社会影响，许多政治家都充分利用了谶纬为自己服务，同时自己对谶纬也深信不疑。儒生甚至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

谶纬的盛行与汉儒倡导的“天人感应”学说密切相关。在“天人感应”学说中，天已经具有很强的人格化色彩，“祥瑞”、灾异等自然现象都是其喜怒哀乐的体现。谶纬恰好也常常将自然现象作为“天命”征兆，从而编造预言。西汉后期天灾频繁，一些相信天人感应的儒者遂将灾异与若干奇怪的谶语联系起来，解释为“汉运”将终，建议皇帝选择贤人禅位，改朝换代以应天意。提议者虽因“大逆不道”之罪被杀，但类似的想法在社会上仍颇有市场。成帝时，齐人甘忠可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提出再受天命的观点。至哀帝建平二年（前5），下诏更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这一年改为“太初元将元年”，表示重新接受了天的任命，“再获受命之符”。^〔4〕当然这不过只是自欺欺人之举。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儒生寄希望于“奉天法古”，认为只要按照经书记载，恢复上古的礼仪制度，天下就会太平。易代和复古是西汉末年颇为流行的社会思潮，最终实现这两个要求的希望都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外戚王莽。

王莽是汉元帝王皇后（史书称为元后）之侄。元帝死后，成帝即位，荒淫怠于政事，大权渐落入元后家族之手。自元后之兄王凤任大司马大将军开始，王氏家族连续五人拜大司马辅政，权倾一时。与同族子弟大多恃势骄纵、奢僭不法不同，王莽自幼恭俭好学，尝从名儒沛郡陈参研习《礼》经，事亲有礼，恪尽孝道，在王氏一门中独享令名。成帝末年，王莽继诸叔之后出任大司马。其位虽尊，而好贤下士，自奉俭朴，朝野无不称誉。哀帝即位后，排抑王氏势力，擢用幸臣董贤和自己的外戚傅、丁两家，王莽免官家居，其间数百名官员上书为他鸣冤。元寿二年（前1）哀帝卒，年仅9岁的平帝即位，元后临朝称制，王莽复拜大司马之职，总揽朝政。他大力培植党羽，打击异己，牢固地控制了中枢权力。元始元年（公元1），进位太傅，加号安汉公。

王莽窃取权力的成功，主要是因其工于政治权谋所致。他为人深沉奸诈，尤其擅长按照儒家伦理道德标准做出各种矫情伪饰举动，从而笼络人心，博取舆论赞颂。数次将土地财物献官，请颁给天下贫民。又鼓吹复古，网罗天下学者及异能之士讲论儒家经典和古籍，按照经书所载礼制模式建造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明堂、辟雍、灵台，以示王道复归，制度隆盛。于是全国上下都把解决统治危机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很多投机之徒投靠王莽，为其附会经书与谶纬，制造“祥瑞”，引导社会舆论，推波助澜，将他的个人地位越抬越高。相传西周初年周公摄政，千里之外的越裳氏前来献白雉称贺，到王莽掌权，亦有塞外蛮族自称越裳氏进献白雉。汉平帝立王莽之女为皇后，即有人奏请以新野田地25000顷赐给王莽，以对应古礼中“后父封地百里”之制。王莽辞让不受，为此天下吏民48万余人上书称颂其功德。朝廷派12名使者巡行天下，察视风俗，带回歌颂王莽的谣谚3万余言。四夷诸族纷纷上表，“慕义”请求内属。元始四年，诏从古代名臣伊尹的官号“阿衡”、周公的官号“太宰”中各取一字，进王莽为“宰衡”。五年，又为其加“九锡”之礼，即在服饰、车马、仪卫等九个方面都使用准帝王的规格。是年14岁的平帝暴卒，王莽从宗室中找到一个2岁的幼儿刘婴（称为孺子婴）立为继嗣。在其党羽的鼓动下，元后诏令王莽仿效周公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称“假皇帝”、“摄皇帝”，改元居摄。至此王莽篡汉的野心已经暴露，一些汉朝宗室和忠于汉朝的官员在地方起兵反抗，但都被王莽镇压。

居摄三年（公元8），梓潼（今属四川）人哀章自制一只铜匮，内书伪造的天书符命，称“赤帝”之裔汉高祖奉天命将皇位传于“黄帝”之裔王莽。辅政大臣11人，包括哀章本人和王莽的八名亲信，以及临时杜撰的王兴、王盛二人。王莽闻报，遂以“迫皇天威命”为由逼孺子婴退位，自己正式登基，改国号为“新”，以次年为“始建国”元年。按“天书”名单封拜辅政大臣，在全国寻访实无其人的王兴、王盛，得同名姓者十余，最后挑选出小吏王兴和卖饼者王盛授以官爵。这样，在长期经营之后，王莽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王莽既正式即位，针对西汉末年十分复杂、严重的社会问题，实行“改制”以救其弊。始建国元年（公元9），首先颁诏，指斥西汉土地兼并给百姓造成的危害，宣布天下土地一律更名“王田”，奴婢一律更名“私属”，皆不得买卖。按照《孟子》所载井田制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规定一家男口不满八人而田过一井（900亩）者，应将余田分给无田或少田的亲族乡邻。原无田者亦按一夫百亩的标准授予土地。此举的实质内容是冻结土地、奴婢买卖，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但不顾社会环境变化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简单照搬古制，陈义甚高而脱离现实，又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操作方案，正如时人所评，“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弗能行也。”^〔5〕诏颁数年，地主官僚因买卖土地、奴婢获罪者甚多，纷起反对。迫于巨大的压力，王莽不得不于始建国四年取消前令，对买卖者不再追究。这样王莽改制中企图解决社会最主要矛盾的一项措施，很快就陷于失败。(www.daowen.com)

为限制商人、高利贷者对农民的盘剥，同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王莽推行了“五均六筦”政策。五均全称五均赊贷，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五均官管理市场，评定物价。如商品市场价格超出平价，五均官即将自己控制的商品平价出售，促使市场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则听任自由买卖。五谷布帛等重要民用商品如有滞销，五均官则平价收买，使经营者不致亏损。同时经办贷款业务，百姓因祭祀丧葬等事急需用钱，可无息借贷，称为“赊”。如系经营工商业缺乏本钱，则予低息借贷，称为“贷”。这项措施是汉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六筦（管）指朝廷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山泽土产收税和五均赊贷，基本上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个别（如酒专卖）后一度废止，至此统加整理颁行。上述政策虽多源自汉武帝，但执行效果颇有差别。武帝时国家机器尚属得力，运行效率较高，故其财经政策虽不无弊端，但终究为国家获取了不少利益。而王莽的国家机构承自西汉后期，腐朽程度已相当严重，靠这套机构对经济事业实施统制，弊远大于利。主管者与豪强富商并缘为奸，多方盘剥百姓，中饱私囊，且条法苛细，处罚严酷，中小工商业者下至普通百姓深受其害，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不安。

王莽对西汉币制进行更改。先铸造错刀、契刀、大钱、小钱等新币，又于始建国二年颁行“宝货”金、银、龟、贝、钱、布六名二十八品，汉五铢钱停用。此举刻意模仿古制，人为地使货币复杂化，甚至将早已失去货币效能的龟、贝也拉入流通领域，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徒然造成市场秩序的紊乱。百姓对王莽的货币毫无信任，多私用五铢钱。王莽严令禁止，“于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此后又数次变更币制，“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私铸钱者邻里连坐，皆没为官奴婢，槛车铁锁押送长安，“愁苦死者十六七”。^〔6〕社会矛盾严重激化。

王莽为表示“革汉而立新”，大规模改动官名、地名，其标准或依古籍经典，或依符命祥瑞，务求文辞之美，含义之吉，不厌其烦，往往一名行用未久，复更一名，甚至“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致使“吏民不能记”，除增加混乱外毫无实际作用。仿古制颁五等爵，滥加封赏，而同时又有大批官吏得不到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贿赂以自供给”。^〔7〕

在处理边疆关系方面，王莽同样大肆更张，强迫周边民族政权更换汉朝封赠的印绶，并贬其王号皆为侯。匈奴自汉宣帝以来臣服于汉，元帝时又以宫女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和亲，长期相安无事。王莽却将汉朝颁赐单于的“玺”更名为“章”，苛求细事，引起双方关系恶化，北边战乱再起。西域各国亦不满王莽的歧视政策，纷纷叛附匈奴，脱离与中原的联系。在东北，居于浑江流域的高句丽一直为汉藩属，王莽强征其兵伐匈奴，引起高句丽反抗，乃改其名为“下句丽”。西南夷也掀起反叛，王莽遣兵十余万往击，连年不克。边疆形势的动荡更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

总的来看，王莽的各项“改制”措施不但没有达到缓解社会危机的初衷，反而却使危机更加深化，新莽政权面临着更为凶险的局面。改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举措多流于空想，具体执行漏洞甚多，不切实际。王莽虽然精于政治权术和手腕，同时却又书生气十足，盲目迷信古书，不讲经济规律，不察社会现实，“每有所兴造，必欲依古得经文”。^〔8〕他认为“制定则天下自平”，陶醉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于是“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9〕而且性情躁动，各种措施同时出台，头绪纷繁，照顾不及，急求近效，朝令夕改。为强制推行，又不惜滥用刑罚，致使无辜百姓受害。另外，国家机构腐朽，措施执行不得其人，即使设想良好，也在贯彻中变形为扰民之举。凡此种种，都导致最初以社会救星形象出现的王莽，最后却成为西汉后期以来统治危机的总替罪羊，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在他在位时终于爆发了。

天凤四年（公元17），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等聚众起事，以绿林山为基地，称绿林军。次年琅邪人樊崇起兵于山东，皆涂眉为红色以与官军区别，称赤眉军。此先小股暴动已经频繁发生，绿林、赤眉两支农民军队则将事态扩大为全国性的反莽起义。对王莽不满的西汉宗室、地方豪强也纷纷起兵。王莽虽竭力镇压，但顾此失彼，局势日坏。地皇四年（公元23）六月，绿林军以少胜多，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大败号称百万的莽军主力，至此新莽政权覆亡的大局已定。有人根据“国有大灾，则哭以厌之”的理论，建议“呼嗟告天以求救”。于是王莽率群臣至长安南郊恸哭，并作告天策自述功德。百姓从哭者“为设享粥，甚悲哀及能诵策文者除以为郎，至五千余人”。^〔10〕十月，绿林军攻破长安，王莽被杀。此时距其篡位前后16年，统治时间与秦朝十分接近。两朝就政策包装而言区别明显，但同样因激化社会矛盾短命覆灭。正如班固在《汉书·王莽传》赞语中所总结，“秦燔诗书以立私议，莽诵六艺以文奸言，同归殊涂，俱用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