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在位时期，随着统治方针从无为转向有为，黄老思想也失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儒家学说取而代之，获得“独尊”。同时，在实际政策制定和人事任用上，又并非纯守儒术，而是大量吸取了法家的施政思想、手段，具有儒法合流的特征。汉宣帝将这种政治原则概括为“霸王道杂之”。

西汉前期朝廷崇尚黄老，但其他学派在社会上也都有流传，并在朝中立有博士之官。其中儒家学派因宣扬伦理道德，长期扎根社会，又注重文字记载和经典传授，最有发展潜力，渐有取代道家地位的趋势，博士官内亦以儒家最多。武帝即位后，《春秋》学博士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请求“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3〕其余儒生亦鼓吹尊崇儒术，贬斥道家，但因太皇太后窦氏（文帝皇后）好黄老而受阻。建元六年（前135）窦氏死后，儒家势力终于崛起。丞相田蚡奏请罢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又延揽儒者数百人做官。由于不治儒家经书的博士均被废罢，只剩下儒家的“五经博士”，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因此确立。史称此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与独尊儒术相关，这一时期还制定了以儒学为主要考察标准的人才选拔和教育制度。元光元年（前134），诏令郡国每岁向朝廷荐举孝者、廉吏各一人以备擢用，由此形成固定的“察举”之制。后孝者、廉吏合并为孝廉，它成为汉代普通士人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孝廉以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察举科目，如茂才（秀才）、贤良方正、文学等。察举实际上是与儒家思想相适应的一种选官制度，被举者一般都有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通晓儒家经书的共同特点。出身贫寒、40余岁始钻研《春秋》的公孙弘通过察举拜为博士，十年之内升至丞相，封平津侯，开创西汉建立以来以布衣身份拜相封侯的先例。在察举制度形成前后，武帝又在长安设立了太学。太学学生由五经博士负责教授，学成后经考试分等第录用，自此博士的主要工作由备顾问转向教学。同时推广蜀郡太守文翁的兴学措施，令郡国皆立学校。太学与郡国学皆以经学为主要教育内容，使儒学的社会影响进一步扩大。

正如汉初黄老之学并非先秦道家的简单翻版一样，汉武帝“独尊”的儒术，也在一些方面与先秦儒家不尽相同。当时儒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正是首倡“罢黜百家”的董仲舒，他以治《公羊春秋》知名于时，著有《春秋繁露》一书。董仲舒发挥先秦儒家的伦理观，将其概括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特别阐发了《公羊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董仲舒学说当中的神秘主义倾向十分浓重，大量借用了阴阳家的思想因素，这尤其表现在其“天人感应”理论上。他将天塑造为一个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宇宙最高主宰，主张天人合一，天的喜怒哀乐会通过人世间很多自然现象体现出来。君主受命于天，统治百姓，百姓如违抗君主，即是违逆天意。同时君主也要小心谨慎，顺天之命（亦即儒家的基本伦理、政治原则）而行事，如无道妄为，天就会降灾异以示警，终至大乱。这样他既以天保护皇权，又用天约束皇权，“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14〕另外董仲舒对法家思想也有所吸收，不否定刑罚的统治作用，认为天有阳、阴，故治有德、刑，德为阳，刑为阴，德主刑辅，不可偏废。上述思想特征，在西汉儒者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汉初崇尚黄老无为，故国家制度亦尽可能从简，或简单沿袭秦制，无所更作。儒生们对这种状况不满，鼓吹“改制”以表明禀受天命。他们的改制方案虽以“兴礼乐”为基本内容，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学说和封禅理论。独尊儒术之后，改制设想亦随之实现。元封元年（前110），武帝继秦始皇之后又一次登上泰山，亲行封禅之礼。由于是“始修汉家之封”，典礼非常隆重，从者皆以能参与大典为荣。太史令司马谈因故未能前往，乃至“发愤且卒”。^〔15〕太初元年（前104），正式颁布改制之令，按照“五德”次序，定汉朝为土德，颜色尚黄，数目用五，废弃秦以来以十月为每年岁首的《颛顼历》，改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又更定官名、音律等事。武帝时期，还根据各种被认为是“祥瑞”的自然现象、事件制定年号，开创帝王行用年号之例。根据种种“改制”之举来看，西汉儒学的迷信和宗教色彩较之先秦有了很大增加，很多地方明显带有方术的色彩。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在当时仅是将“百家”摈弃于官方尊奉的意识形态之外，对其在社会上自由发展则不予干预，未曾一概禁绝。在实际政策的制定上，仍然带有相当大的灵活性，用人亦不拘一格，并非教条地照搬儒家原则。具体而言，法家的一套施政思想、手段因最具实用价值，仍然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只不过由于法家名声不佳，往往暗用明不用，注意用儒术加以包装、“缘饰”。

汉武帝的为人，据大臣汲黯揭露，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16〕他重用酷吏和财利之臣，都与儒家基本原则相抵触。酷吏王温舒诛河内豪强，株连至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杜周为廷尉，专伺君主意旨为狱，以诏令捕人达六七万之多。张汤、赵禹等人条定刑法，内容比汉初大增，律令有359章，大辟（斩首）之罪409条1882事，死罪决事比（判例）13472事。由于刑法繁密驳杂，官吏容易舞文弄法，上下其手，“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故不久后有人评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17〕桑弘羊等人负责理财，则以“与民争利”大受儒者攻击。实际上即使是以儒术晋身的董仲舒、公孙弘诸人，也是因为“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才受到武帝赏识的。^〔18〕董仲舒曾用《春秋》经义判定疑狱，作判例200余则，称《春秋决事比》。另一方面，儒术的包装缘饰也并非徒为形式。正因有儒术的调节，汉武帝的统治政策才没有像秦朝那样过于偏执极端，而是留有一定的因时因地变化余地，且能“晚年改过”而得到后人的称誉。(www.daowen.com)

昭帝、宣帝统治时期，治国方针转向“守文”和“与民休息”，但这并不表明儒法合流的统治特征有本质变化。昭帝始元六年（前81），诏命大臣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作为来自社会基层的儒生，对武帝以来的财政经济措施提出强烈批评，要求废罢盐铁、酒榷、均输官，并进而就内外政策阐发了一系列主张。时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则为上述措施进行辩护，双方的争论十分激烈，史称此事为“盐铁之议”。贤良文学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当时辅政的霍光的支持，他们的言论有利于“与民休息”方针的继续贯彻执行，使桑弘羊等理财派官员在政治上受到一定挫折。但就具体政策而言，此后仅停罢了酒类专卖，其余垄断性的财经措施并未废止。宣帝在位时，仍旧尊崇儒学，但同时“所用多文法吏”，又常常“以刑名绳下”，一些大臣因言语等小过被杀。“柔仁好儒”的太子奭向他讽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即遭到宣帝训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19〕“霸王道杂之”一语，的确较好地概括了汉武帝以来统治政策的特征，即儒、法两手并行不悖而因时损益，用刑宽严、施政缓急、赋敛轻重，皆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执一端。这种统治精神以后长期为历代王朝所继承。

虽然王朝治国并非纯用儒学，但独尊儒术给汉代社会带来的变化却不可低估。由于形成了一套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选官和教育制度，下层平民有可能通过研习经书致身通显，故而儒家经学大盛于时，学者众多，派别区分亦愈加细密。俗谚至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20〕班固在《汉书·儒林传》赞语中概括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汉平帝年号，公元1—5年），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风气所及，连武帝时著名酷吏张汤、杜周等人之子亦皆以通经知名于世，形象文质彬彬，与父辈大异。西汉前、中期两个判然对立的社会集团——儒生和“文法吏”，日后渐趋合流，形成了一个全新而有长久生命力的社会阶层——士大夫。另外，汉儒鼓吹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上拥有巨大影响，一方面加剧了原已普遍存在的迷信心理，另一方面也使专制皇权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使君主专制制度有可能在一种相对合理的轨道内继续发展。

西汉帝系表

注　释

〔1〕《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2〕《新语·无为》、《至德》。
〔3〕《史记·萧相国世家》。
〔4〕《史记·曹相国世家》。
〔5〕《史记·曹相国世家》。
〔6〕《汉书·刑法志》。
〔7〕《汉书·王子侯表》序。
〔8〕《汉书·食货志》。
〔9〕《史记·酷吏列传》。
〔10〕《汉书·西域传下》。
〔11〕《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后元二年二月。
〔12〕《汉书·循吏传》。
〔13〕《汉书·董仲舒传》。
〔14〕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
〔15〕《史记·太史公自序》。
〔16〕《史记·汲郑列传》。
〔17〕《汉书·刑法志》。
〔18〕《汉书·循吏传》。
〔19〕《汉书·元帝纪》。
〔20〕《汉书·韦贤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