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在位时（前141—前87），西汉王朝的统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无为转向有为。文、景以来，社会在复苏、繁荣的同时也趋于复杂化，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原来以不变应万变的“无为”方针已渐不适用，同时国家经济实力的积聚也为“有为”提供了可能。汉武帝本人富有政治才略和抱负，好大喜功，积极推动政策转变，在内务、外事、政治、经济诸方面都建立了显赫的功业。这一时期，汉政权开始以一个高度文明、富强的国家闻名于世，其主体居民也由此在很久以后确立了“汉人”、“汉族”的固定名称。

汉武帝大力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首先是进一步强化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具体有以下措施：

削弱诸侯势力——针对部分诸侯王国辖地仍然较广的现实，汉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于元朔二年（前127）颁布“推恩令”，允许并鼓励诸侯王“推私恩”将王国土地再行分封给子弟为列侯。此举没有像削藩那样招致反抗，效果则异曲同工，“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7〕此后又颁行“左官律”、“附益法”，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以示歧视，又限制士人与诸王“附益”交游。汉制：每年八月祭祀宗庙，王侯皆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斤两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即夺去106名列侯的爵位。在一系列分化、打击措施下，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基本解除。

打击地方豪侠——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贫富分化愈益明显，地方上出现了一批倚仗财力、结党营私、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的豪强。同时“任侠”风气流行，游侠活跃，以义气信用相标榜，横行郡县，蔑视法律，擅生杀之柄。豪强和游侠在很多场合下属于同一类势力，其不法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治安，威胁到统治秩序的稳定。武帝一方面对地方豪侠采取强制迁徙的措施，迫使他们离开本土势力范围，同时又起用一批“酷吏”任地方官，对犯法的豪侠实施严厉镇压。很多豪强游侠遭到夷灭之祸，其势力大为削弱，但也有不少无辜平民牵连受害。

设刺史监察地方——汉初以来郡国数目不断增加，至武帝时已达百余，中央控制有一定难度。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将全国划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分别监察若干郡国。刺史定期在辖区内巡行，年终赴京奏事。其监察工作以诏书规定的“六条问事”为加强中央军力——西汉前期地方有郡国兵，中央有南、北二军，兵士大多来自各地轮流征发服兵役的平民。且南北军人数不多，相对于地方并无优势。武帝先设置中垒、屯骑等八校尉，每校尉统兵数百或千余，皆为常备兵，隶属于北军。后来又增设期门军、羽林军，作为隶属于南军的常备兵。这样就建立起一支人数相当可观的中央常备部队，居重驭轻，对地方的控制更有保障。

此外，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有一系列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措施，下文将分别述及。

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汉武帝还尽可能将中央权力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汉初以来，丞相作为三公之首、百官之长，位高权重，对皇帝形成一定约束。武帝改变了以前专用功臣列侯及其子弟为相的传统，开始擢用没有政治背景的一般士人为相，拜相后始封侯。这样就加强了丞相对皇帝的依赖性，使其渐渐完全为皇帝所控制。武帝在位后期，丞相动辄因故免职、下狱乃至被杀，自保不暇，已失去了汉初的显赫威风。另外，武帝还从中央各机构中选拔了一批资历较浅但有才能的官员，入宫侍从左右，参与决策，形成一个称为“中朝”或“内朝”的小团体，丞相为首的原有政务机关则相对称为“外朝”。皇帝通过中朝更方便地实施统治，中朝则恃皇帝之宠凌驾外朝，君主的权力因而也明显地加强了。

在对外政策方面，汉武帝不再像此前数帝那样专取守势，而是变为主动地开拓进取，并且获得了显著的成就，疆域拓展，国威远播，在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北伐匈奴——当时匈奴依然是汉朝边疆上最强劲的对手。元光二年（前133），武帝用诈降计，设伏于马邑，企图诱匈奴主力至而歼之，未遂。元朔二年（前127），汉将卫青继秦朝蒙恬之后又一次夺回河套地区，汉于此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徙民10万口居之。元狩二年（前121），霍去病率军出陇西，进攻匈奴右翼，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降汉，汉朝在河西走廊先后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分兵大举北伐，击败匈奴主力，前锋直抵瀚海（今贝加尔湖）。经过这一战役，匈奴被迫向北远徙，很长时期内不能再对西汉边境构成威胁。汉军损失虽也很惨重，但夺得了朔方向西直至河西走廊的大片土地，开渠屯田，修亭障烽燧以驻守。武帝在位后期，汉与匈奴之间还发生过一些小的战争，互有胜负。

通西域——汉时将玉门关、阳关以西之地称为西域，包括今新疆以及中亚的部分地区。当时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分布着几十个小国，较重要的有楼兰、焉耆、龟兹、疏勒、且末、于阗、莎车等。天山以北有乌孙人建立的游牧政权。汉初匈奴强盛，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被其征服，被迫缴纳赋税。由帕米尔高原向西，则有大宛、大月氏、大夏等国。大月氏早先居于祁连山，被匈奴击破而西迁。汉武帝欲伐匈奴，计划联络大月氏自西夹击，遂于建元二年（前139）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西行途中被匈奴俘虏，羁留十余年始寻隙逃脱，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放弃向匈奴复仇并还居故地的打算，张骞不得要领而归，历经艰险，终于在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此行虽未实现初衷，但在西域传播了汉朝声威，并获得了前所未闻的当地资料，故被誉为“凿空”之举。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这时匈奴已被击败，故第二次西行比较顺利。此后汉朝与西域来往更加频繁，并与匈奴展开争夺西域诸国的斗争，包括与乌孙建立“和亲”关系，以钳制匈奴。张骞通西域使天山南北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与中原连为一体，中原与西域乃至更西地区的交通路线逐步开辟，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中西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意义十分重大。

南平百越——东南沿海的百越地区原已被秦朝平定，但在秦末动乱当中相继形成东瓯（在今浙江）、闽越（在福建）、南越（在广东）几个半独立政权，为汉藩属。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东瓯为闽越所攻，举国内徙。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相吕嘉杀其王反汉，武帝遣将讨伐，于次年灭南越，以其地置九郡。闽越亦与南越同反，汉军分水、陆进击，至元封元年（前110），闽越诸将杀其王降。至此百越地区全部纳入汉朝的直接统治。

通西南夷——在四川南部、西南部和云、贵地区，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汉时统称为西南夷。武帝即位之初，相继派唐蒙、司马相如前往招抚。张骞第一次从西域返回后，曾建议经西南夷开辟道路以通身毒（即印度），受阻未遂。但汉廷仍以征伐、招抚相结合的手段，迫使大批西南部族内属，设置郡县，同时亦授当地酋长以王、侯等衔，进行双重统治。(www.daowen.com)

东定朝鲜——朝鲜为汉初形成的政权，由燕人卫满所建，据有朝鲜半岛北部，都于王险城（今平壤）。元封三年（前108），汉将杨仆、荀彘击破朝鲜，陷其都，以其地设乐浪等四郡。

在财政经济领域，汉武帝改变了汉初以来偏于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大力加强专制政权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控制，并通过有关措施聚敛了大笔财富，为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诸多举措进一步创造了经济条件。

统一货币——西汉前期，币制十分混乱。钱币袭秦形制，文曰“半两”，法定重量当为十二铢。但铸造时通常实重不及其额，前后铸造的钱币大小、轻重亦不一致。诸侯、达官、豪富多私造牟利，私铸钱低劣者薄如榆荚，号为“荚钱”。不同时期、来源、质量的货币同时流通于市场，折算困难，交易非常不便。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改铸五铢钱，使重如其文，同时严禁私人盗铸。元鼎四年（前113），取消郡国铸钱的权力，五铢钱统一由朝廷铸造。各种旧币一律销毁，将铜料输至中央铸新币。新币铸造较精，选料严格，式样规范，重量、成色皆有保证，私人铸造难度较大且无利可图，故盗铸之风一时衰息，币制得以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此后五铢钱大量铸造并长期行用，流通于世700余年。

盐铁官营与酒类专卖——盐、铁、酒是西汉时期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和销售量极大的商品，并称“三业”。起初皆可私营，武帝始由朝廷加以垄断。盐铁官营的工作由大农（中央财政机构，九卿之一，原名治粟内史）丞东郭咸阳和孔仅主持，此二人一为大盐商、一为大铁商，他们与出身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同受武帝重用，是当时财政经济新措施的主要策划者。元狩四年（前119），在各盐铁产区设立盐官、铁官，隶属于大农。盐官负责组织盐业生产，备置煮盐用的“牢盆”，募民制盐，然后将产品统一收购发卖，未经盐官组织而私煮盐者有罪，更不得私售。铁官主管铁矿开采冶炼、铁器铸造及其销售，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比制盐更加严密。西汉盐官设置遍及28郡国，共35处，铁官设置遍及40郡国，共49处。盐铁官营使朝廷获得重利，打击了富商大贾和大手工业者，但也有产品质次价高之弊，损及百姓。天汉三年（前98），又实行酒类专卖，郡国设榷酤官垄断酒类销售，其生产或出自官府作坊，或由私人向官府承包。

均输与平准——均输、平准是国家运用其经济力量，干预乃至经营商业贸易的措施。均输的本义，是指政府在征收地方贡输物品时，按照距离远近增减所贡物品数量，以均劳费。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在桑弘羊主持下普遍推行均输法，郡国设均输官掌其事，受大农节制。均输官负责将各郡国应缴贡物统一折价征收当地土特产品，一部分运往京师，一部分运至价贵地区出售，有时还在出售地将出售所得继续收购特产，易地辗转贩卖。此举在保证朝廷得到所需贡纳物品的基础上，节省了某些不必要的贡品远程运往京师的耗费，又从贩运贸易中获取大量利润，加强了各地经济联系以及与边疆民族的贸易，可谓一举多得。同时又实施平准法，在京师设平准官，集中管理各地运至均输货物和大农所掌握其余物资，根据市场价格涨落卖出或买进，达到调剂供需、平抑物价的目的。西汉朝廷通过均输、平准控制了许多商品的购销，增加了财政收入，并大夺商人之利。

算缗与告缗——算缗是主要针对商人征收的财产（动产）税，汉初即曾征收，但未严格执行。元狩四年（前119），武帝下诏算缗，规定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必须向朝廷申报现金财产，每2000钱纳税一算（120钱），车、船等亦相应纳税。有产不报或少报，罚戍边一年，财产没收。元鼎三年（前114）又实行告缗，即鼓励告发算缗不实，告发者可得到没收财产的一半作为奖赏。其时“告缗遍天下”，没收资产“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8〕

此外，汉武帝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旨在增加收入的财政措施，如募民缴纳钱、粟、羊、奴婢以拜官赎罪，设置“武功爵”11级用于出卖等。

汉武帝在位50余年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但鼎盛之中也孕育着严重的危机。除去连年的边疆征伐外，武帝自奉奢侈，大兴土木，屡修宫室池苑，都使大批农民困于兵役、徭役，破产流亡，社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武帝还沉溺于迷信活动，信用方士求仙及炼制不死之药，并频繁外出巡行祀神、封禅，耗费了大量财物。为求千里马，两次发兵远征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宛，所得不偿所费。至其在位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已相当严重，百姓不堪重负，多次掀起暴动，局势动荡。武帝被迫颁行“沉命法”，规定郡太守以下地方官如不能及时发觉并镇压暴动，处以死罪，结果“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9〕

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时局也逐渐出现不同看法，以皇太子刘据为核心形成了一派主张“守文”的势力，而不少官员仍然拥护武帝开边、兴利的既定国策。两派力量冲突的结果，导致在征和二年（前91）爆发了一起“巫蛊之狱”。当时谣传宫中有人用“巫蛊”的迷信手段诅咒武帝，武帝的亲信江充奉命穷治其案，连及太子。太子不得辩白，遂矫诏发兵杀江充，自己也走投无路而自尽。此事对晚年的武帝打击很大，经过深刻反思，他作出了“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的检讨，宣布“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征和四年，大臣奏请在西域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屯田，武帝否决其提议，并因而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指出“当今务在止苛暴，禁擅赋，力本农”。^〔10〕他将丞相田千秋封为富民侯，表明要改弦易辙，实行“富民”政策。又拜赵过为搜粟都尉，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代田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粮食产量。

武帝晚年的政策转变，使当时已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趋于缓和，史家评论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11〕后元二年（前87），武帝卒。临终立年仅8岁的幼子弗陵为太子（昭帝），拜内朝官首领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令其辅政。霍光辅佐昭帝，继续执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屡次减免赋役，流民渐归乡里，生产重新恢复。元平元年（前74），昭帝卒，无子，霍光与群臣迎立武帝之孙昌邑王贺。刘贺即位后荒淫不理朝政，霍光又定策将其废黜，拥立武帝曾孙（太子据之孙）询，是为宣帝。霍光在昭、宣之世以内朝官身份秉政20年，权力大大超出丞相等“三公”。因奢僭过甚，死后其家族被宣帝诛灭。

宣帝少时受“巫蛊之狱”牵连，生活于民间，习知百姓疾苦、吏治得失。亲政后继续招抚流亡，发展生产，连年丰收，谷价降低至每石五钱。综核名实，整顿吏治，据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12〕时匈奴发生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款塞降汉，亲至长安入朝。汉朝势力在西域亦获得优势，置西域都护于乌垒（今新疆轮台东北），总领诸国。边疆局势比武帝时更为稳定。史籍称颂昭帝、宣帝的统治为“昭宣中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