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建立起一个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疆域东起大海、西至陇西、北抵阴山、南到岭南，有效统治范围大大超出周代。为巩固统一成果，防止分裂割据局面再度出现，秦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这些措施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初步奠定了中国的版图并使之趋于稳固，使统一成为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早在战国时期，各国通过变法运动，已经分别确立了君主集权的官僚制政治形态，它与西周以来的宗法分封体制有着本质的不同。随着全国统一，这种新的政治形态也自然地被秦王朝承用，并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的创新。其中最主要的创新，就是皇帝制度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国完成统一不久，秦王政鉴于“天下大定”，认为如果自己的“名号不更”，便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因而要求百官讨论新的君主名号。最后定议，从上古传说中的君主名号“三皇”、“五帝”当中各取一字，合为“皇帝”。同时秦王政下令，取消过去“子议父、臣议君”、对君主进行褒贬的谥法，改以数字为称，自己为始皇帝（史称秦始皇），以后继任者为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4〕当时除制定隆重的朝仪外，还专门作了若干旨在“尊君”的附加规定，如皇帝自称为“朕”，其命令专称为“制”、“诏”，其印章专称为“玺”。这些称号的使用原来并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如一般人均可以“朕”自称。至此它们皆属皇帝独有，以表示皇帝至高无上、与众不同的地位。对皇帝的名字要进行避讳，如秦始皇名政，秦即避讳“政”字，连同音字如“正”亦在避讳之列，因而改称正月为“端月”。另外文件中提到皇帝时，必须换行顶格书写。诸如此类的有关制度，连同“皇帝”的名号一起，基本都被以后历代王朝一直沿用，仅谥法在后世重新恢复，与秦不同。

在建立皇帝制度的同时，作为大一统国家统治机器的官僚机构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中央机构中，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是皇帝最主要的辅佐大臣，后人合称之为“三公”。其中丞相一职尤为重要，“掌丞天子，助理万机”，^〔15〕为最高行政长官，被视为百官之首。秦丞相通常分设左、右二员。太尉为最高武官，掌军事，然秦仅存其职，实际上并未授人。御史大夫为丞相副贰，协理国政，主管图籍文书，并负责监察百官。“三公”以下，有“诸卿”分掌具体政务，习惯上亦称“九卿”（九仅为数目较多之意，实际职务并不限于九项）。其中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卫尉掌宫廷宿卫，中尉掌京畿警卫，太仆掌车马，廷尉掌刑法，典客掌礼宾，典属国掌边疆藩属，宗正掌宗室事务，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少府掌皇室费用，将作少府掌工程营建，等等。此外还设有一批“掌通古今”、无具体行政事务的博士，以备皇帝顾问。这一套以“三公”、“九卿”为主干的中央官制，也被后来的汉朝所采用。

地方行政机构分郡、县两级。秦朝彻底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战国各国县的设立已经比较广泛，但统领县的郡主要仅置于边地，尚未普及。秦并六国，疆域辽阔，中央直接统辖数以百计的县显然比较困难，郡的普及势在必行。初统一时，全国共设36郡，后来陆续增设至40余郡。郡设郡守为行政长官，郡尉掌武事，郡监（监御史）掌监察。县的大小不等，万户以上者长官为县令，万户以下为县长，又皆有县丞、县尉等官。郡、县主要官吏均由朝廷任免，他们通过自战国沿用下来的“上计”制度接受中央考核。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乡设三老、啬夫等职，里设里典。另外县下面还有亭的建置，设亭长，负责掌管地方治安。这样，秦王朝的统治由朝廷下至郡、县、乡（亭）、里，层层控制，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又自下而上逐级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这也是秦以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统治模式。

除官僚制统治机构的普遍设立外，秦王朝又以原来秦国之制为主要标准，尽可能地对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制度进行整齐划一的工作。这些工作有利于消除长期分裂割据所造成的地区差异，起到了巩固统一的历史作用。

秦统一后，将原来本国的法律加以补充、修订，颁行于天下，做到“法令由一统”，“事皆决于法”。^〔16〕秦律名目繁多，分类细密，就法律形式而言已经比较发达。同时，普遍推行户籍制度，加强对民众的管理和控制。此前秦国早已实行将百姓户籍编为什伍、有罪连坐之制，至此制度更加完备。凡男子均须向政府申报年龄，称为“书年”；至成年即载明于户籍，以备国家征发徭役，称为“傅籍”；人户迁居应经官府批准后登记，称为“更籍”。秦廷还在统一后“使黔首自实田”，即令百姓申报土地面积，其数目载入户籍，作为国家征收租税的主要依据。秦用于赏军功的二十等爵制亦在全国广泛推行，爵级同样载于户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高爵者可享受若干法律特权。(www.daowen.com)

战国时由于长期分裂，各国文字异形，其基本结构虽大体相同，而字体繁简和偏旁位置多有差别。统一后秦始皇下令，将秦国过去使用的文字进一步简化整理，称为“小篆”，普遍推行，做到“书同文”。与战国各国文字相比较，小篆明显具有构造简单、易写易认的优点，因而很快为社会所接受，并且在其基础上又演变出更为简易的隶书。从长远来说，文字的统一巩固了政治、经济的统一，对中国历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另外，秦廷还进行了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的工作。战国时货币经济已较发达，但各国货币形制各异，秦为圆形方孔，其余六国或为铲形币，或为刀形币，或为形似海贝的“蚁鼻钱”。货币的轻重大小、计算单位亦各不相同。秦统一后，废除六国旧币，法定货币仅限于两种，以黄金为上币，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铜钱由国家统一铸造，严禁私人盗铸。圆形方孔从此成为中国古代铜钱的固定形制。度量衡的情况类似。秦廷将商鞅变法时制定的度量衡标准器推行到全国，废止六国各自原有的度量衡。在当代考古发掘中，刻有秦始皇诏书的度量衡标准器出土范围很广，甚至远及塞外，可见当时的推行措施是比较彻底的。

秦朝“整齐制度”之举在很多方面受到了阴阳家的影响。阴阳家是战国“百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为齐国人邹衍。他们发展了中国古代的“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皆由金、木、土、水、火五种元素构成，这五种元素又与历史上的朝代相对应，相生相克，终始循环不已，称为“五德”。阴阳家以周朝为“火德”，并根据水克火的原则，认定取代周朝的朝代属于“水德”。这种思想得到了秦始皇的采纳，他希望借此来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尽量按照“水德”的有关对应细节设计王朝制度。在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中，水德在时间上代表冬季，颜色上“尚黑”，数字上与“六”相对应。秦始皇于是规定，以冬季之始十月为一岁之首，衣服旌旗均以黑为主色。使用数目时，尽可能“以六为名”，如车用六马，轿宽六尺，符节、法冠均高六寸。大数目多用六的倍数，如设36郡，修宫殿270座，迁徙豪强12万户，等等。另外水德属阴，主刑杀，故而秦的统治力求严酷，不讲“仁恩和义”，这同时也与它的立国主导方针——法家思想殊途同归。

秦朝统治者在巩固统一方面还做了许多工作。当时六国虽灭，但各地残余的反秦势力并未完全消失，分裂割据的危险仍然潜存。针对这种情况，在兼并战争结束后，秦廷即将天下兵器都收缴到首都咸阳加以销毁，熔铸为12个各重千石的铜人。秦始皇又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17〕将战国时各国所修城防壁垒完全拆除，使六国旧部失去了割据的凭借。对于六国故地的贵族、豪富，秦廷采取了强制迁徙的措施。如迁赵王迁于房陵（今湖北房县），齐王建于共（今河南辉县），赵国豪族卓氏于临邛（今四川邛崃），魏国豪族孔氏于南阳（今属河南）。统一当年还曾大规模地迁徙天下豪富12万户至咸阳。迁徙的主要目的在于使这些贵族、豪富脱离乡土，便于监视，同时也促进了新迁居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控制辽阔的国土，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道路交通工程。由咸阳“东穷燕、齐，南及吴、楚”，向东和东南分别修成两条交通干线，称为“驰道”。驰道宽50步（约合今69米），路基高厚，道旁每隔3丈（约合今7米）种树一棵，其规模被后人叹为观止。^〔18〕由咸阳向北直达河套地区也有一条交通干线，称为“直道”，全长1800里（约合今700公里）。西南地区开通了由今天四川宜宾直通云南曲靖的道路，因地形险阻，道路比较狭窄，名为“五尺道”。此外，各地还修建了大量区域性的道路，对加强全国经济、政治联系都具有重要意义。沿着新开辟的道路，秦始皇先后五次大规模出巡。除西南外，他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北、南、东南各地区。秦始皇出巡的主要目的是炫耀威德，慑服地方，故而随从车驾众多，仪仗鼎盛。每到一处，往往都要刻石立碑，祭祀名山大川，歌颂自己的功德。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此纪年从秦始皇初即秦王位算起）第二次出巡时，曾专门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封”为祭天，“禅”为祭地。按照战国时人的说法（主要是阴阳家），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君主只有亲临泰山祭祀天地，才算是正式“受命于天”。秦始皇也成为第一个真正将封禅理论付诸实施的古代帝王。

开拓、稳定边疆也是巩固统一政策的重要内容。秦在北部边疆的威胁来自匈奴。匈奴是崛起于战国后期的一个北方民族，在秦兼并六国前后，它也逐步征服了蒙古高原上的一些部族，建立起南抵阴山、北至贝加尔湖的强大草原国家，其君主称为“单于”。匈奴人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具有较强的掠夺性。^〔19〕战国末年，匈奴向南发展，占领了河套地区，即史书中所称“河南地”，对秦朝构成重大威胁。秦始皇统一后，派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至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终于夺回“河南地”，设置郡县，移民屯垦。为抵御匈奴侵扰，秦朝利用战国时秦、赵、燕诸国北边边墙，加以整修连贯，筑成了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这是闻名世界的伟大工程。

在南方，秦始皇发动了对越人的战争。越是当时自长江下游直至南海交州湾沿海地区居民的泛称，因其种姓繁多，又称“百越”。其人断发文身，从事渔猎和粗放的农业生产。秦并六国后，派尉屠睢统军50万，继续开拓东南、南部沿海地区。越人凭借复杂的地形进行抵抗，秦军经过三年苦战才基本完成征服工作，统帅尉屠睢也在战斗中丧生。为解决战时的后勤运输问题，秦朝官员在湘水、漓水之间开凿了灵渠（在今广西兴安）。灵渠长仅30余公里，但却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航运之利泽被后世。秦廷既平百越，随即在其地设置郡县，修筑道路，并征发内地百姓前往戍守，浙、闽、两广地区自此纳入中原政权版图。另外在“西南夷”居住的云、贵地区，秦朝也派人前往招抚，加强了西南与中原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