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动，同样也表现在学术文化领域。由于“学在官府”的传统已被打破，文化知识不再为贵族阶层所垄断而流向民间，导致社会上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士人阶层。战国的士以掌握学术文化知识为主要身份标志，他们在社会上的活跃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学术文化的繁荣。各种学说、学派并出，形成“百家争鸣”的自由学术氛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璀璨的时代。

士的概念产生很早，最初只是泛指部落中的成年男子。到西周和春秋，士被用来特指卿大夫以下的低级贵族。他们属于“国人”阶层，与国君、卿大夫有着亲疏不等的宗法关系。由于这种贵族身份，他们能够得到国家所颁赐的一定数量的土地，能够接受传统的贵族“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平时可充任国君、卿大夫的家臣，战时则加入军队为国服役。春秋后期，随着社会状况的变化，西周以来的教育体制逐步瓦解。过去由贵族所垄断的学术文化流传到社会下层，民间聚徒讲学之风兴起（孔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很多庶民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掌握了学术文化知识。在这样的背景下，到战国时期，士的含义再度发生了转变，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以前的士所受“六艺”教育文武并重，如射（射箭）、御（驾车）都带有军事训练性质，而战国的士基本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是比较单纯的文士。这些文士已经脱离了昔日分封制和等级制的束缚，能够自由流动。他们学习知识并不是简单地出于好奇，而是有很强的功利性目的，即为了治国安邦，从事政治实践，这也是与当时官僚制的确立过程相适应的。此类追求知识的功利、实用色彩，事实上成为以后2000余年间中国古代士人的普遍特征。

战国时期，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政治形势，各国统治者争相招揽人才，这些人才大多数都来自士阶层。此时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已经比较淡漠，很多国家出现了“布衣卿相”之局，国君礼贤下士，并不计较出身。于是士的社会地位同以前相比更加显赫，奔走出入于各国，成为各国官僚队伍的后备队。他们求仕最常用的办法是游说自荐，一个普通士人若能通过游说打动国君，即可骤列高位，拔居要津。如商鞅初入秦就是通过游说获得了秦孝公的重用，后来合纵、连横理论的倡导者公孙衍、张仪也是凭借过人的辩术纵横捭阖于各国之间，成为“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16〕的风云人物。随着聚徒讲学风气的盛行，收有门徒的士人往往被尊称为“子”、“夫子”，而这两个称号过去是专用于卿大夫的。这些“子”、“夫子”周游各国时通常都是“率其群徒，辩其谈说”，^〔17〕声势比一般士人更盛。战国士人有着较强的自尊、自主意识，号称“从道不从君”。《孟子·尽心下》云：“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后世大一统专制王朝的统治下，士人的忠君观念逐渐强化，但类似的自尊、自主意识仍然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存在。

战国各国养士之风盛行。统治者对士人十分尊重，不仅从中任用官吏，还将一些人专门供养起来而不责以实务。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齐国的稷下学宫。齐、鲁一带长期以来是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也比较繁荣。战国初期，齐国于国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设馆招徕文士学者，一时名流多荟萃于此，称为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历时百余年而不衰，养士多时达一千余人。其中尊者“皆赐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18〕他们虽获得显爵和优厚生活待遇，却并不担任具体官职，而只是负责探讨、评论政治得失。值得重视的是，稷下学宫在当时众多的学派中并不专主一家，而能兼容并蓄，因而成为各派学者争鸣、交流的中心，推动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后来秦汉王朝以学者任“博士”以议政，实际上也是承稷下之余绪。除国君养士外，贵族大臣亦多养士为食客。据称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和战国末年的秦国相国吕不韦所养食客都达3000人以上，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经办各种事务。总的来说，这些食客的地位要低于稷下学宫的学者，而且他们身份较为庞杂，不见得都有文化知识，往往只要有一技在身，如“鸡鸣狗盗”之能者，即被罗致。尽管如此，贵族大臣的养士仍为一部分士人提供了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环境，如吕不韦的食客即以吕的名义编著了综合各学派思想观点的学术著作《吕氏春秋》。

士阶层的活跃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社会上出现了众多的学说、学派，都提出自己对政治、社会乃至宇宙万物的一套看法，打算“以其学易天下”。它们彼此之间不仅口头论战，而且著书立说互相辩驳，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又分化出一些小的宗派。各国君主出于政治需要，对各家学派基本上能采取较为公允的态度，虽有时主要尊崇一家，但对其他各家也能容纳，并能鼓励和支持各家的学术论争。这样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本身是战国时期社会变革的产物，反过来对社会变革又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关于对战国时期众多学说、学派的划分，以《汉书·艺文志》所概括的“十家”分法较有影响，具体为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因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其言多不足采，故“可观者九家而已”。“九家”又被后人称为“九流”。其中，又以前六家即儒、墨、道、名、法、阴阳最为重要。

儒本为上古时期术士之称，又演变为有知识材艺者之通称。因孔子较早开创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时人遂称其学派为儒家。到战国时，儒家已演化出若干分支，最主要的是孟子、荀子两大宗派。

孟子名轲，战国中期邹（今山东邹县）人，其学传自孔子之孙子思。他着重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倡导实行“仁政”，省刑罚，薄税敛，争取民心，认为这样就可以无敌于天下而达于一统，反对以暴力为手段的兼并战争。孟子的“仁政”思想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之上。他认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它们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人的修养就是要将这些“善端”在生活中发扬扩大，避免因受外事外物影响而陷于邪恶，最终养成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仁政”思想还带有民本主义倾向。因为“政在得民”，所以“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有大过，臣下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如桀、纣一类暴君，臣下完全有理由诛灭之。孟子是一位有激情的思想家，长于雄辩，尤其擅长使用举例、类推的论证手法。他的仁政学说和人格修养理论在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本人也被儒家士大夫尊为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他在参考、吸取各家学派观点的基础之上对儒家学说进行了重大发展，其思想的很多地方已与孔、孟有显著区别。荀子重点阐发了孔子关于“礼”的理论，特别强调礼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恶，性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要用礼治来约束，做到“明分使群”，各人都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各尽职责，共同构筑出良好的社会秩序。君主集权和统一是荀子理想社会的重要标志。他认为君主治国重在礼义教化，应当“平政爱民”，但法治、刑罚也是治国的必要手段。荀子还对孔、孟较少谈及的天道观进行了阐述，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存在，与人事的吉凶祸福无关。人类既应该顺应自然界的规律，同时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在后世虽然受到一些正统儒家学者非议，但他礼法并重、德主刑辅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成为中国古代绝大多数君主专制王朝的治国基本原则。

墨家是继儒家之后较早出现的学派，与儒家并称为战国时之显学。其创始人墨子，名翟，是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他的思想较多地反映了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墨子提倡“兼爱”，即无差别的爱，反对儒家有层次、差等的“仁爱”，由此又主张“非攻”，谴责列国的兼并战争。关于政治，墨子提出“尚贤”，希望上自天子、下到乡里的各级职务都选拔贤人来担任，在“尚贤”的基础上又提出“尚同”，即所有人都要自下而上服从领导，直至“上同于天子”。在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他主张“节用”，反对儒家倡导的厚葬和礼乐建设，认为这都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世界观则强调尊天、尊鬼，迷信色彩较重。墨子的信徒人数很多，他们内部有严密的组织，带有宗教和苦行的色彩，在战国社会上影响相当大。但作为墨子、墨家社会政治思想核心的“兼爱”学说，具有虽崇高而不切实际的弱点。随着墨家部分观点在后世渐被儒家所吸收，它作为一个学派也就基本趋于衰落了。

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关于老子其人，记载歧异，或云名李耳，或云名老聃，其生活年代可能与孔子同时，但现在所见托其名的《老子》一书则写成于战国时期，有关思想观点的形成要晚于儒、墨学说。《老子》探讨了儒、墨所忽略的宇宙本原问题，提出了“道”的哲学范畴，它无形无象但无处不在，是超越时空的绝对精神。《老子》反对儒、墨“仁政”、“尚贤”的政治理论，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一书中有比较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揭示了客观世界中普遍存在的矛盾对立关系及其互相转化的现象，但又把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关系过分夸大，认为事物发展仅仅是简单的循环，从而走向相对主义。庄子是战国中期宋国人，名周，他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政治思想。庄子同样认为“道”是宇宙本原，并且更强调“道”的主观性和不可知性。其相对主义思想也更加强烈，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几乎抹杀了一切对立事物的界限。由此他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主张恢复人的自然本性，做到愚昧全真和心灵的消极自由。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对后世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特别是其消极、软弱、倡导“无为”的思想倾向，往往成为后人寻求精神寄托的工具。

名家是一个以逻辑学为探讨对象的学派，与其他主要探讨社会政治伦理的学派有别。其代表人物为战国中期的惠施和战国后期的公孙龙。惠施是宋国人，与庄子为好友，经常互相辩论。他提出“合同异”之说，认为万事万物皆由“至小无内”的“小一”集合而成，因集合方法、数量不同而产生差异，是谓“万物毕异”；而从本质来说它们的构成因素相同，都是“至大无外”的“大一”的体现，是谓“万物毕同”。公孙龙是赵国人，他提出的逻辑命题以“离坚白”和“白马非马”最著名。因为坚、白是通过不同感官判断出的物质属性，所以只有“坚石”和“白石”，没有“坚白石”。因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而“白马”包括了“白”和“马”两个概念，因此它就不再是“马”。比较而言，惠施较多地强调事物相同、相互联系的一面，而公孙龙则更注重事物相异的一面，主要在概念的内涵、外延上做文章，夸大共性与个性的矛盾。名家讨论问题时常流于诡辩，但他们的讨论却促进了古人认识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深化，在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法家和阴阳家也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关于这两个学派，将在下一章结合秦王朝的建立进行介绍。(www.daowen.com)

除上述六大学派外，战国社会上还有其他一些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有讨论合纵、连横策略的纵横家，提倡重农政策和探究农业技术的农家，综合各派学说的杂家，以及研究军事理论的兵家（见前文），等等。在战国时期“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的历史背景下，各家学派“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19〕这种学术繁荣的局面不仅是空前的，在后世历史中也属罕见。战国“诸子百家”的学说，都代表了当时人智慧的结晶，总结了上古以来在文化发展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因而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去上文各章节提到的周朝礼乐文化、孔子及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之外，周朝还产生了其他许多重要的文化成果。

《尚书》与《周易》——《尚书》是现存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尚”即上古之义。主要为商、周两朝统治者的讲话记录，在周朝编订而成，也包括一些春秋、战国时人根据尧舜时期及夏朝的传说资料加工而成的篇章。既保存了一部分上古史料，同时也是现存最古老的汉语散文，佶屈聱牙，十分艰涩。今传本可靠者共有28篇。与《尚书》性质相近者还有《逸周书》59篇，亦以汇集周朝文献为主，而内容更显庞杂。《周易》则是一部古人占筮（一种用蓍草算卦的方法，与甲骨占卜合称“卜筮”）的工具书，分经、传两部分。《易经》用阴、阳两个基本符号组合出64卦，386爻，并各作释辞，大约成于西周。《易传》是对经的进一步解释，共10篇，亦称“十翼”，其写作年代不一，大部分当作于战国，个别篇章可能晚至汉初。《易经》对卦、爻的解释具有很强的神秘色彩，同时显示出较深刻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易传》则在其基础上继续作了哲理化的发挥。后世解《周易》者主要从象数、义理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不少学者借助《周易》中的概念、范畴和思想资料构筑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

史学——《尚书》、《逸周书》虽汇集了一批历史文献，但并不属于史学家有意识纂修的史书，时间观念薄弱，或有月而无年。西周末年到东周初，王室与诸侯国开始设立专门从事历史记载的史官，进行有意识的历史编纂活动。他们编纂的史书大都称为《春秋》（以春、秋季节指代一年），也有《乘》（晋国）、《祷杌》（楚国）等其他名称。其中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于后世，成为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鲁《春秋》记事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虽以鲁国纪年，而兼记王室与其他诸侯国之事，相传经过孔子的删订。今存者共1.6万余字，叙事十分简略，但囊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气象、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内容，载有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并以简练的文字寓含褒贬之义。成书于战国的《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托名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是一部对《春秋》内容进行补充、阐释的著作。它以《春秋》纪事为纲，增补了多达18万字的材料，成为一部内容更为丰富、翔实的编年史名著。

战国时期还出现了其他很多史著，但流传及今者只有寥寥数种。同样托名左丘明的《国语》以国别史体裁分国记述春秋史事，部分内容与《左传》重复，略于记载事件经过，而详于人物言论。《竹书纪年》是魏国史官所作编年史，始于上古，及于战国，初具通史性质，而较简略。《世本》是赵国史书，亦始于上古，主要记载帝王、诸侯、卿大夫世系，又有“作篇”记古代器物发明，“居篇”记帝王诸侯都城，类似于后世纪传体史书中记典章制度的“志”。另外战国有一些作品虽非专门史著，但部分地具有史著性质。如当时学者整理周朝官制材料，并加以理想化组织而写成的《周礼》（亦名《周官》），近似于后代史部分类之下的政书。《穆天子传》记周穆王巡游经历，《山海经》记古代地理，皆以神话传说为主，其中也夹杂了不少有价值的古史资料。

文学——春秋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原称《诗》。周朝诗歌创作很发达，且大都用于配乐演唱，王室和许多诸侯国皆设有专职人员负责采集、整理诗歌音乐。《诗经》即是从鲁国流传下来的一种汇编本，其中分《风》、《雅》、《颂》三部分，汇集了西周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故亦称《诗三百》。《风》是各国民歌，亦称《国风》，广泛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包括劳动、婚恋、风俗等。《雅》是贵族创作的作品，其中也有少量民歌，《颂》则是贵族祭祀所用歌曲，两者包含了不少史诗，述及周部族早期历史及周朝典制。《诗经》的体裁主要为四言诗，但有时出现长短错落的杂言句式。普遍采用重章叠唱形式，节奏鲜明，旋律回还往复，便于歌咏。语言大多生动自然，运用了赋、比、兴等不同表现手法，且音韵协美，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诗经》与上文（包括前一章）提到的《尚书》、《周易》、《春秋》、《仪礼》、《周礼》在后世均被作为儒家经典尊奉，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时在楚国兴起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句式、篇幅均较长，用楚地方言写成，辞藻华美，富于浪漫和抒情色彩，称为楚辞。楚辞的主要作家为楚国大夫屈原。他从政失意，遭到放逐，目睹楚之衰亡，感慨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泪罗江而死。屈原写有长篇抒情诗《离骚》、《天问》，组诗《九章》，又在楚国民间祀神乐歌的基础上创作《九歌》。他的作品大量运用了比兴、夸张、拟人等象征手法，构思奇特，感情浓烈，营造出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其余楚辞作家还有宋玉、景差等。

战国时期的散文创作已从过去古奥的《尚书》典诰体中解脱出来，形成了明白易晓、自然流畅的文言文。史学名著《左传》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其文字简练优美，尤其擅长叙述战争之类复杂的历史事件，生动而清晰，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写人也时有画龙点睛之笔，形象栩栩如生。汇集战国纵横家言论的《战国策》也以叙事生动见长，并长于夸张，体现出较强的感染力。先秦诸子的许多作品都富有文学价值，如《孟子》、《庄子》、《韩非子》（见下章）的文笔都十分犀利流畅，善于论证说理，并多用譬喻、寓言以强化论证效果，气势宏大。

科技——西周到春秋的天文学在商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天文观测的二十八宿体系逐渐形成，用以标志日、月、星宿位置，在此基础上设定季节，编制历法。战国时齐人甘德和魏人石申分别撰写了天文学专著，其残本被后人合编为《甘石星经》。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若干种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的帛书医学文献残本，其中《五十二病方》记载病名103种，药名242种，药方280副，又有专门探讨切脉和灸法的著作，反映出当时医药学已有较大的发展。战国开始出现针法，一些医生使用药、针、灸的综合治疗，取得较好效果。齐人扁鹊（名秦越人）能以综合手法治疗内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疾病，名噪一时，“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20〕先秦诸子中的墨家对科技较有研究，《墨子》中被称为《墨经》的六篇文章探讨了物理学和数学方面的一些概念、规律，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的宝贵资料。

注　释

〔1〕《左传·昭公三年》。
〔2〕刘向《战国策书录》，《战国策》附录。
〔3〕《战国策·赵策三》。
〔4〕《孟子·离娄上》。
〔5〕《韩非子·五蠹》。
〔6〕《战国策·秦策一》。
〔7〕《孟子·梁惠王上》。
〔8〕《吕氏春秋·先识》。
〔9〕《汉书·食货志》。
〔10〕《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1〕《史记·商君列传》。
〔12〕《史记·商君列传》。
〔13〕《荀子·王霸》。
〔14〕《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15〕《史记·商君列传》。
〔16〕《孟子·滕文公下》。
〔17〕《荀子·儒效》。
〔18〕《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9〕《汉书·艺文志》。
〔20〕《史记·扁鹊仓公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