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纺织的发展

1.纺织工具的进步

五代以前，纺车的锭子数目一般是2至3枚，最多为5枚。宋元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各种传世纺车机具的基础上，逐渐产生了一种有几十个锭子的大纺车。大纺车与原有的纺车不同，其特点是：锭子数目多达几十枚，并利用水力驱动。这些特点使大纺车具备了近代纺纱机械的雏形，适应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以纺麻为例，通用纺车每天最多纺纱3斤，而大纺车一昼夜可纺100多斤。纺织时，需使用足够的麻才能满足其生产能力。水力大纺车是中国古代将自然力运用于纺织机械的一项重要发明，如单就以水力作原动力的纺纱机具而论，中国比西方早了4个多世纪。

2.丝织业的发展

从晚唐到北宋前期，由于战事不断，导致北方养蚕、缫丝生产基本上都停废了，而江南地区未经大规模战争的破坏，丝织生产广泛地发展起来。宋室南渡后，北方大批统治者、官商巨室以及农民、手工业者纷纷南迁，这使得市场上丝织品销路大增，更进一步刺激了南方的丝织生产。

元·王祯《农书》所载宋元时代的多锭大纺车图

宋代在苏州织造的宋锦（或织锦）、南京织造的云锦、四川织造的蜀锦都是全国闻名的织物。特别是蜀锦工人创造的“花流水纹”（又称曲水纹），以单朵或折枝形式的梅花或桃花与水波浪花纹组合而成，富有浓厚的装饰趣味，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锦缎装饰纹样。此外，婺州出产的各种罗，也以其工艺精美闻名各地。

宋代织锦工艺发展很快。首先表现在由隋唐时代的变化斜纹演变出的缎纹，使“三原组织”（平纹、斜纹、缎纹）趋向完整。其次是棉织物花色品种增多，一方面由于装饰题材的扩大，另一方面是应用范围更为广泛。如成都茶马司织造的彩锦为了与少数民族交换军马，因此必须织适合于少数民族习惯爱好的花式品种。北宋时仅彩锦就有40多种，到南宋更发展到百余种，并且生产了在缎纹底上再织花纹图案的织锦缎。一般的缎纹织物本身已富有光泽，再配上各色丝线织成的花纹图案，就更加光彩夺目了。

当时社会上还流行锦中加金以及以金为饰的衣服。宋、金时期，新疆的回鹘人擅长织金工艺，并向中原介绍了这种织造技术。此外，据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还有绒背锦、起花鹿锦、闪褐锦、间道锦、织金锦等名品。

这时的罗纹丝织物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由于唐、宋时提花织罗机在结构上有进一步的改革，所以在罗纹丝绸上可以织制出更加复杂的花纹。当时著名的高贵品种有孔雀罗、瓜子罗、菊花罗、春满园罗等。在福州浮仑山南宋一个市舶司的女儿墓中，出土了200多种不同品种的罗纹织物，其罗纹结构有单经、三经、四经纹的素罗，有平纹和斜纹起花的花罗，还有粗细纬相间隔的落花流水提花罗等。这些织品现保存在福建省博物馆。

宋代的书画等文化事业空前发达。书画的发展自然带动了书画用品和材料的发展。绘画用的画绢，如重厚细密的“院绢”，纤细的“独梭绢”，均为当时画家所喜爱。供书画作品使用的宋代丝织物的花纹，除了运用动物纹，还有大量的植物纹。不仅有写生花，甚至还有遍地锦纹，成为色彩更加绚丽复杂的工艺品。

3.缂丝与刺绣

缂丝是我国丝织工艺中最受人珍爱的品种，又称作“刻丝”、“克丝”或“鮨丝”。旧时又有“长刻丝”、“刻丝作”、“刻色”等叫法。缂丝在海外也有其他名称，如“缀锦”、“缀织”、“织成锦”等。缂丝是一种以平纹为基本组织、依靠绕纬换彩而显花的精美丝织物。缂丝的特点是“通经断纬”，即纬丝非通棱所织。它以本色丝作经线，先将需缂织的纹样描绘在经线上，再以各色彩丝作纬线，用小梭根据花纹图案分块缂织，同一种色彩的纬线不必贯穿全幅，只需根据纹样的轮廓或画面色彩的变化，不断换梭，采用局部回纬织制。由于织造的作品在图案与素地接合处、色与色交界处微显高低，呈现一丝互不相连的裂痕，近看犹如用刀镂刻而成，故而得名。普通织物在表现花纹时，受技术限制一般都织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的规整纹样，而缂丝却能自由变换色彩，擅长表现细致精微的色彩过渡和转折，有层次丰富和灵活多变的装饰效果，因此特别适宜摹制书画作品，非常生动逼真。

中国缂丝的出现不晚于唐代，当时多为纹样配色都较简单的实用品。从宋代开始，缂丝从装饰和实用领域脱窠而出，转向了纯欣赏的艺术创作，出现了缂丝的第一个全盛时期。

宋代缂丝以定州（河北定州）生产的最为有名。定州缂丝技巧与图案保持了唐、五代以来的优秀传统，丝纹粗细杂用，纹样结构既对称又富于变化。主要织造和锦类似的服用品装饰，著名的作品有“紫天鹿”（故宫博物院藏）、紫莺鹊（辽宁博物馆藏）等。到了南宋，一部分缂丝脱离彩锦的装饰性质，从实用转向装饰化，向单纯欣赏性的独立艺术发展。这时缂丝开始以名人书画为蓝本，尽量追求画家原作的笔意，采用细经粗纬起花法，表现出山水、楼阁、花卉、禽兽、翎毛、人物，以及真草隶篆等书法。南宋高宗时的朱克柔和沈子蕃都是缂丝高手。

宋代缂丝作品——紫天鹿

朱克柔，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人，生卒不详。她家境贫寒，从小学习缂丝，积累了丰富的配色和运线经验，作品题材丰富。她的缂丝表面紧密丰满，丝缕匀称显耀，画面配色变化多端，层次分明协调，立体效果特佳。她所做的“茶花图”、“莲塘乳鸭图”堪称传世珍品。现收藏于辽宁博物馆的朱克柔作品“牡丹”，约25厘米左右方幅，蓝地五色织成。用色除白色外，计有蓝色2种，黄色4种，绿色4种，朱色1种。经线用捻度稍强的绢丝，一寸间约120支，纬线用松线，一寸间约360支。牡丹花瓣部分的晕色也全部织出，这是缂丝织法中最复杂的一种，一寸间经纬线竟达480支而丝毫不加补笔。

宋代的刺绣工艺很发达。像宋代缂丝一样，受当时绘画影响极大，除作一般服饰品以外，多以名人书画为本，逐渐向欣赏品方向发展。当时的许多刺绣艺人能将滕昌佑、黄鉴、徽宗等人的绘画，以及苏、黄、朱诸家书法在绢紬上用针绣反映出来，不仅惟妙惟肖，甚至有的胜过原作，深受文人雅士的推崇与赞赏。

重要的传统绣品有“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梅竹鹦鹉”等。如“瑶台跨鹤图”，大部分用直针戗针平绣，竹林用施针，尾顶先用平绣，再在浮起处用扎针压平，砖瓦、斗拱则以稍粗的线逐节绣成，其上再作夹线。楼台部分使用了大量漆地金箔线，以模拟界画中的金碧色彩。在有些地方还用胡粉和颜料作补笔。全幅针法协调细密，配色精妙，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刺绣的高超技艺。

明、清刺绣中的各种针法，宋代差不多都已有了。如表现单线，在唐代切针和接针的基础上，出现了滚针和旋针；表现面是，在原有的直针戗绣针和针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反戗。表现光的套针发展得更加细致复杂。其他如平金、钉线、网绣、补绒、铺针、戳纱、打子、扎针、锁边、刻鳞等多种表现不同对象的特种针法，都在宋绣中出现，而且已运用得非常纯熟。这些都为近代的顾绣、湘绣开辟了前路。

4.麻织、毛纺织与棉织

宋代麻织遍及我国南方各地，生产相当发达。麻织品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广西。

江南苎麻布生产不仅数量大，而且还出现了各种特种麻布。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曾记载，南宋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所织苎麻布经久耐用，是因为苎麻纱先用带有碱性的稻草灰的水汁煮过，在织制前再用调成浆状的滑面粉上浆，织成就“行棱滑面布以紧”。这实际上反映了现代的上浆整理加工工序。

南宋《格物粗谈》中有“葛布老久色黑”，将葛布浸湿，放入烘笼中，用硫黄熏就变成白色的记载，说明宋代已有硫黄熏葛布的漂白技术。

宋代用山羊绒纺织绒褐。据记载所用山羊是唐末由西域传来。用山羊毛绒捻成线织成绒褐。织一匹名为“万胜花”的毛织品，重量只有十四两。用茸毛能织成如此轻、薄的纺织品，可见毛纺织工艺十分精巧。(www.daowen.com)

宋室南渡后，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接触日益频繁，我国东南、闽、广各地从少数民族那里学会了先进的种棉、纺纱、织布等手工操作技术，棉花种植及棉纺织技术逐渐向北推广。

我国海南岛天气炎热，土壤肥沃并略带碱性。尤其是崖州一带，最适合棉花生长，是我国棉花的原产地之一。《岭外代答》曾记录，崖州的妇女采摘新棉后，用细长铁轴碾出棉籽，接着“以手握棉就纺”，棉纱纺成后，又染色织布。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方勺《泊宅篇》等书也记述了崖州棉布转销内地，极受欢迎。

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的棉毯

当初棉纺织技术传入中原时，制棉工具及方法极为简陋。周去非等人的著作中只提到碾去棉籽用的铁杖，而后来方勺在《泊宅篇》中又提到了弹花的小竹弓，这使制棉工具和方法又进了一步。南宋末年，江南一带才开始种植棉花，这时南方的制棉技术已发展到用铁杖碾去棉籽，取“如絮者”，用长约四五寸左右的小竹弓，“索弦以弹棉”，使棉匀细，“卷成小筒”，用车纺之。自然抽绪如缫丝状，就用来纺织成布。浙江兰溪南宋墓曾出土纯用棉花织成的一条棉毯，长2.51米，宽1.16米，经纬条干一致，两面拉毛均匀，细密厚暖，说明当时江南地区的棉纺织业已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

由于棉花种植、纺织工艺传入江南不久，当时轧花、弹花、纺纱、织布等工序还没有像丝织业那样分离成专门工作，只能作为家庭纺织来经营，生产效率低。这使得两宋时棉花在内地居民所用纺织材料中仍不占主要地位。

5.印染

宋代的印染技术已比较全面，色谱也较齐全。染缬加工，在宋代极为盛行，技术上也有发展。如印花在宋时已经专门化。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实行变法改革，着手整顿军容，将士服装恢复唐代制度，采用夹缬印花印染军服。宋徽宗赵佶时曾下令禁止民间制造夹缬镂空印花版，商人也不许贩卖。但屡禁不止，只得废除禁令。夹缬印花又很快流行。

宋以后镂空印花版开始改用桐油竹纸代替以前的木板，所以印花纹更加精细。为了防止染液的渗化，造成花纹模糊，就在染液里加入胶粉调成浆状以后再印花。这些创造，都有利于夹缬印花技术的推广和提高。

宋代由于南方航海业的兴盛，这一印花技术传到欧洲各国。当时的德国和意大利，因对媒染剂和染料技术未能完全掌握，还用油料加颜料调成涂料印花。我国的印花技术一经传去，很快就取代了原来的工艺方法。

南宋时广西瑶族还生产一种精巧的蜡染布，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将这种蜡染布称为“瑶斑布”。《岭外代答》曾记载：制作时用镂有细花的木板二片，夹住布帛，再将溶化的蜡灌入镂空的地方，蜡在常温下很快固化，这时“释板取布”投入蓝靛染液，待布染成蓝色后，“则煮布以去其蜡”，就得到“极细斑花，炳然可观”的瑶斑布。这说明当时蜡染技术已有很大发展，具备成批复制印花布的条件。这一期间，西南少数民族运用这一技术还制作了许多驰名全国的产品，如“点蜡幔”等。

宋代还有一种适用于生丝织物的碱剂防染法。它主要是用草木灰或石灰碱等碱性较强的物质，使花纹部分的生丝丝胶膨化润胀，然后洗掉碱质和部分丝胶后再进行染色。由于织物上有花纹地方的丝线脱胶后变得松散，染上去的颜色就显得深一些，因而整个布面的颜色就显出深浅不同的花纹。这种防染技术经过不断发展，改用石灰和豆粉调制成浆，这种浆呈胶体状，更有利于涂绘和防染，也容易洗去。这为天然蜡产量少的地区推广运用防染技术提供了有利条件。宋代把这种印花法称作“药斑布”，它产生的效果与蜡染完全一样。这种产品主要做被单和蚊帐，即是后来民间广泛流行的蓝印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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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与贵族冠帽

皇室贵族的冠帽在汉代已是分门别类，等差鲜明。仅收进《后汉书·舆服志》里的就有七八种之多，下面大概说说。

长冠，又称孔氏冠。高八寸，广三寸，以黑纱、笋壳等材料制成。这种冠的式样因为是汉高祖刘邦发迹前所制，所以作为祭服，并规定贵族爵位没有达到“公乘”以上者，不能戴。汉朝时将爵位分为二十等，公乘为第八爵，即可以乘坐公家的车子者。

委貌冠，用古皮弁制。长七寸，高四寸，上小下大形状犹如一个倒覆的杯子。用皂色丝绢制成，是汉代公卿诸侯、大夫行大射礼时所戴的冠帽。

通天冠，高九寸，正竖，顶少斜，直下为铁卷，梁前有山，展筒为述。是汉代百官于月正朝贺时，皇帝所戴的冠帽。

远游冠，形制与通天冠大致相同，但有展筒横之于前，而且没有“山述”。所谓“山述”，是指在冠梁与展筒之前隆起如山形的部分。这是汉代诸王所戴的冠帽。

进贤冠，是文士儒生所戴的帽子，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长八寸。汉代文官也以进贤冠的冠梁数区别官阶高低。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都是一梁。由于进贤冠装梁的展筒较窄，因此所装梁数不能过多。梁即冠上的横脊，展筒即以鲡（纱类，本为冠内韬发之用）为筒，裹于梁及梁柱。

高山冠，也叫侧注冠。是汉代中外谒者、仆射、行人使者等所戴。形状也大致与通天冠相同，但顶不斜，高九寸，无山述和展筒，据说原来是齐王的王冠，秦灭齐后，将齐国君王的冠帽赏赐给群臣。

法冠，本属楚国之冠，秦灭楚后以其君王之冠赏赐给御史。法冠是以缅为展筒，铁柱卷。又称柱后冠，或叫做獬豸冠。取意獬豸，因獬豸是神羊，能别曲直，敢于公正处世，所以以神羊形象为冠，冠上作一角状，是汉代执法者所戴的冠帽。

武冠，又称赵惠文冠，秦灭赵后，以赵国君王之冠赏赐近臣。汉朝沿用，又名武弁，是汉代武官戴的冠帽。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侍中插左貂，常侍插右貂，用赤黑色貂尾，王莽时改用黄貂。

鹖冠，汉代武官所戴冠帽。俗称谓之大冠，在冠左右加插双鹗尾，叫做鹗冠。鹗是一种性情凶狠顽强的鸷鸟，它的特点是一旦与敌手相斗，必然至死方休，所以取其勇敢之意。汉代时五官、左右虎贲、五中郎将、羽林左右监、虎贲、武骑等官都戴这种冠帽。

樊哙帽，是以汉将樊哙的名字所命名的冠帽。当年，项羽举行鸿门宴，当汉高祖刘邦的武将樊哙得知项羽有杀刘邦之意时，一时怒起，撕下衣裳，裹住铁盾戴在头上，然后冲入军门立于刘邦之侧。铁盾扁平形状，所以此冠帽也如此。

另外还有爵弁、皮弁、方山冠、却非冠、术氏冠、却敌冠、建华冠等等，均各得其所，不得随意戴用。这些冠帽无论从式样还是制度上都对后世朝代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