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至战国之时，“法”之需要日亟，其原因上文已详。法家更就理论上说明法之重要，《管子·明法解》曰：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仪，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吏者，民之所悬命也。故明主之治也，当于法者诛之。故以法诛罪，则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则民受赏而无德也。此以法举错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管子》卷二十一页十）

《韩非子·用人篇》曰：

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韩非子》卷八页九）

又《难三篇》曰：

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韩非子》卷十六页五至六）

“明主”制法以治国。法成则公布之，使一国之人皆遵守之。而明主之举措设施，亦以法为规矩准绳。有此规矩准绳，则后虽有中庸之主，奉之亦足以为治矣。

法既立，则一国之君臣上下，皆须遵守，而不能以私意变更之。《管子·任法篇》曰：

法不一，则有国者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恒也。（安井衡云：“恒上脱不字。”）存亡治乱之所从出，圣君所以为天下大仪也。……万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动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卷十五页五至六）

《韩非子·有度篇》曰：(www.daowen.com)

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韩非子》卷二页三）

又《难二篇》曰：

人主虽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韩非子》卷十五页九）

“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乃能“大治”。此法家最高之理想，而在中国历史中，盖未尝实现者也。

法既已立，则一国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一切私人之学说，多以非议法令为事，故皆应禁止。《韩非子·问辩篇》曰：

或问曰：“辩安生乎？”对曰：“生于上之不明也。”问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辩也，何哉？”对曰：“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若其无法令，而可以接诈应变，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责其实。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无以讼。此所以无辩之故也。乱世则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则辩生焉。”（《韩非子》卷十七页三至四）

盖法既为国人言行最高之标准，故言行而不规于法令者，必禁也。故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五蠹篇》，《韩非子》卷十九页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