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民经济的调整

粉碎“四人帮”后，工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文革”的长期干扰，加上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新失误，致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严重失调，管理体制上弊端丛生，生产、建设、流通、分配领域中混乱现象十分严重。

对此，中共中央在1978年底已有察觉。稍后，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领导人都多次强调要对国民经济进行适度调整。1979年3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会议同意国家计委提出的修改和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决定用3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7日，国务院设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关，由陈云、李先念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书长。4月5日至28日，中央财经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集中讨论了国民经济调整问题，一致同意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及各项措施。5月，国务院将调整的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正式下达，其各项指标见表10。

表10　197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

虽然作了较大的调整，但由于当时对财政状况缺乏全面估计，基建规模仍然过大，原油、统配煤的生产指标仍显偏高。

6月18日至7月1日，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审查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1978年国家决算、1979年国家预算，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7个重要法规。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央提出的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及调整措施作了说明。(www.daowen.com)

9月，财经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1980年与1981年计划的安排。11月20日至12月2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其计划安排是：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预计增长5.5%，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6%，农业总产值增长3.8%。经过各部门、各地区的努力，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国民经济中依然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其一，基本建设总规模未能压缩下来。其二，基建投资和消费支出超过了财政收入，结果出现了170.7亿元的财政赤字，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大赤字。其三，外贸逆差较大。1979年进口大于出口31.2亿元（折合20.1亿美元），除用非贸易外汇顺差弥补外，还借用了外国资金18亿美元。该年度对外负债30.6亿美元。

为了消除国民经济中潜伏的危险，1980年11月15日至3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调整了1981年的经济计划。12月16日至2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经济形势及调整问题，决定在整个“六五”计划期间（1981～1985年），对国民经济再进行一次大的调整。1981年调整工作，要求基本做到：财政收支平衡，不出现赤字；信贷收支平衡，不再搞财政性货币发行；稳住物价。

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要求，国家计委同有关部门对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了较大调整，其调整状况见表11。

表11　1981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

上述调整计划，至1981年底基本实现，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工农业生产稳步发展，农轻重比例关系有所改善。基建规模有所压缩，投资构成进行了调整，投资效果有所提高。财政状况亦有好转，赤字大大减少，基本实现收支平衡。商品供应量增加，市场供应有所改善，物价基本稳定。但在另一方面，财政收支平衡尚不巩固，消费品增长缓慢，市场供应紧张状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经济效益不理想的现象还较普遍。这说明，国民经济中潜存的危险，虽有所缓和，但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1981年后，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到1983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逐渐协调。农业发展的速度大大加快，年平均增长速度都达到7.9%，这是过去30年中少有的。在工业内部，轻工业的发展速度显著高于重工业，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1.2%，而重工业只有5.1%，基本上扭转了过去20多年重工业增长过快的局面。在农业内部，也开始扭转了长期“以粮为纲”、片面发展的状况。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亦有了较大改善，基本上解决了过去高积累、低消费的问题；相应地，人民的生活状况也有较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