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春天，由乔治·契尼（Giorgio Cini）基金会主办的以“15世纪前的威尼斯和东地中海关系”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在威尼斯召开。当时我正在准备写《文艺复兴的故事04：文艺复兴的女人们》的最后一位主角——从威尼斯贵族之女成为塞浦路斯王妃的卡泰丽娜·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正好是一个机会，便去旁听了会议，在场的日本人就我一个。

记得是最后一天的集体研讨会，一位法国的女性学者，就威尼斯共和国第一夫人的社会地位发表了演讲。她用以下这段话作为结束语：

“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威尼斯没有出现一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女性。作为女性，我对此深感遗憾。”

话音未落，台下立马有人大声叫道：“所以威尼斯的政体才能保持健全！”

会场内坐满了雷恩、洛佩兹等研究中世纪历史的世界级权威，众人爆发出一阵大笑。我相信，这些笑声不是针对法国女学者，而是对调侃者的赞同。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此确信无疑。

那时我刚写完几位不让须眉的女性的故事，正在烦恼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与伊莎贝拉·德埃斯特（Isabella d'Este）、卡特丽娜·斯福尔札（Caterina Sforza）身处同一个时代，却任由祖国威尼斯政府操纵，枉费一国女王地位的威尼斯女子。那位听众的调侃，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除了在当代仍属于少数的男女平等的民主国家之外，纵观人类悠久历史，女性能在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场合，只有两种。一种是像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英女皇伊丽莎白一世那样，自己站在权力的顶峰，另一种是作为站在顶峰的男人的妻子或情人，近距离地接触权力。

那么，这种历史现象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会发生吗？倒也未必。事实上，披着共和国的外衣，一人独揽大权的国家，也为数不少。佛罗伦萨、热那亚、锡耶纳（Siena）、卢卡（Lucca）都号称共和国，实际上长期处于僭主统治之下。

因此，我认为与其用君主制或共和制来区分，不如以是否发生过暗杀权高位重者来判断。比如说著名的“帕齐阴谋”（Pazzi conspiracy），帕齐家族企图暗杀的不是佛罗伦萨的元首，而是美第奇家族的“高贵的洛伦佐”（Lorenzo il Magnifico）。类似的事件，在威尼斯共和国就不曾发生。

16世纪初期，威尼斯共和国的“十人委员会”曾经秘密地向某位职业杀手询过价。杀手根据要求制作了清单，详细地列出了暗杀土耳其苏丹、西欧各国要人每一位所需的经费和报酬，提交给“十人委员会”。

既然是威尼斯政府要求的“报价单”，本国的重要人物当然不会榜上有名。不过，倘若是其他的国家找杀手，他们的名单上绝不会漏掉当时大国之一的威尼斯共和国。那么，威尼斯政府的哪位要人会成为暗杀的对象呢？

之所以会暗杀权力者，是因为预期到此人之死将会改变其国家的政治方向。可是，威尼斯共和国政体的设定非常巧妙，从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近代，无论国内或国外，威尼斯都没有出现过如此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

元首从当选到去世，可以终身保持其地位，向国民以及外国君主显示与其头衔相符的权威。然而，如果不能获得每6个月更换一次的6位元首辅佐官半数以上的同意，再贵为元首，还是无权提出任何一条议案。

议案从提出到通过，元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唯有在会场演说的时候。的确有不少例子证明，有说服力的演说会左右众人的决定。不过，和其他议员一样，元首只有一票的表决权。如果是在共和国国会表决，它是2000票中的一票，在元老院的话，则是0.5%。哪怕是决定最机密事项的“十人委员会”，元首的意志，也只占了1/17的分量。

连一国的元首，其权力都受到这般的限制，其他各委员会的委员，任期只有半年或一年，期满后必须经过与任职时间同样长短的休职期，才能再选，这些人就更没有大权在握的可能。最有权利的“十人委员会”的委员任期为一年，3位委员长则是每个月轮换。通常由10名委员加上元首，以及6名元首辅佐官组成的“十人委员”，如果遇到特别重大的议案，为了慎重起见，会另外从元老院中特别选出20位议员，总共37个人共同商议决定。

对于这种组织机构的国家，政治暗杀完全丧失了意义。因为不管谁被杀，都不会产生明显的效果。要想改变威尼斯的政治方向，如果不将共和国国会的所有议员，也就是掌管政治的威尼斯所有贵族杀个精光，阴谋就不算得逞。为了避免一人独揽大权，威尼斯共和国用尽了各种办法。其他国家经常发生的政治暗杀，从未在威尼斯出现的理由，正在于此。

在威尼斯，没有谁需要护卫或贴身保镖。元首因为其特殊的身份，有仪仗兵随从，但与当今君主们的随从相比，这些仪仗兵作为装饰的意味更为浓厚。威尼斯也有警察，但他们的任务是维持日常的治安。当危急事态发生时，则是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www.daowen.com)

威尼斯是唯一一个国内没有军队驻守的国家。国民被禁止携带武器，因此政府也不例外，当然也没有必要。无论地位高下，人人都可以毫无防备地走在街上，这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

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女性怎么可能在政治发挥她们的影响力呢？首先在威尼斯国内是绝对行不通的，如果想做点儿什么，只能去国外发展。不过，4位身处异乡而且都有政治机会的威尼斯女性，没有一个人能成为像引发“圣巴塞洛缪日大屠杀”的卡特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那般的人物。（卡特琳出生于佛罗伦萨，后嫁于法国王室，是法国历史上最恶名昭彰的王后。）

数百年来没有机会出场的威尼斯女性，即使遇上施展本领的舞台，大概也不知道如何表现吧。事实上，威尼斯的男人也不喜欢他们的女人涉及政治。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464年，威尼斯贵族巴尔博（Balbo）家族中的一位成员当选为教皇。保罗二世是史上第一位成为教皇的威尼斯人。新教皇有一位妹妹名叫伊丽莎白（Elisabetta），嫁给了同为威尼斯名门的泽诺家族。

因为有一个权高位重的哥哥，伊丽莎白变得热衷于政治。按照威尼斯的规定，但凡有人成为教皇，他在世期间，家族中的其他男性即使当选为元老院议员，也不得担任重要委员会的委员。如此重视政治自主性的威尼斯政府，对于伊丽莎白的表现，当然是很不高兴。

然而，与教廷对立，在政治上绝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何况当时还有大敌当前，花10年时间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势不可挡，威尼斯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困难时期。因此，尽管恼怒万分，政府对锋芒毕露的伊丽莎白，始终找不到彻底解决的办法。

终于等到1472年。教皇保罗二世刚去世，“十人委员会”便立即决定将伊丽莎白·泽诺流放到伊斯特里亚。数年后，伊丽莎白总算从乡间百无聊赖的生活中得以解放，却无法摆脱被放逐国外的命运。离开伊斯特里亚，去了罗马的她，一直到1480年死去，都没有机会再踏入祖国一步。

从伊丽莎白的经历，我们大抵可以理解为何与她同时期的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会那样顺从。

卡泰丽娜·科尔纳罗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高贵身份，与塞浦路斯国王结成政治婚姻。国王死后，唯一的儿子也先于她辞世，卡泰丽娜·科尔纳罗因此成了统治塞浦路斯岛的女王。但她却按照威尼斯政府的旨意，乖乖地将塞浦路斯拱手让给了祖国。提笔至此，我一面感叹威尼斯政府令人咋舌的外交手腕，一面也不禁联想，如果换作是伊莎贝拉·德埃斯特或者卡特丽娜·斯福尔札，她们大概不会就那么心甘情愿地任由祖国摆布。

元首夫人的礼服

贵族小姐的婚纱

元首的礼服

贵族夫人正式场合的服装

16世纪，取代崩溃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兴起的托斯卡纳大公国有一位王后，名叫比安卡·卡佩洛（Bianca Cappello）。她是大公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 Medici）的第二任妻子。有关比安卡·卡佩洛的故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有所介绍，这里不再展开。我要说的是，被大公万般宠爱的比安卡，完全拥有影响大公的力量，可是作为大公夫人，她的能力只用在装饰打扮和耍小女人手段上了。

同样，13世纪的匈牙利王妃托玛西娜·莫罗西尼（Thomasina Morosini）在政治上也是无所作为。

这3位女性都是以威尼斯共和国养女的身份，也就是说，是作为一国的公主嫁给异国之王。没有政治抱负，似乎是威尼斯女性共通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