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耶托·葛登尼哥为了避免内部的对立，尽量地让统治阶层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可是就在他实施改革后的第十年，即1310年，爆发了威尼斯千年历史上最大的奎里尼—蒂耶波洛反政府叛乱。参加这场叛乱的几乎全部是在国会拥有议员席位的贵族们。

这场叛乱在500年后，受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战士们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因皮耶托·葛登尼哥的改革而失去权力的民众，为争取民主的一场义举。且不论事实如何，皮耶托·葛登尼哥是一个极力铲除独裁和多数人统治，建立少数精英体制的铁腕人物，对叛乱绝不会手下留情。话说回来，如果雅各宾派（法国大革命时期参加雅各宾俱乐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政治团体）知道这次叛乱事件背后所隐藏的真相，肯定会改变他们对此的评价。

内乱往往是因外政的失利所引起的。这一次的叛乱也不例外。

威尼斯利用费拉拉（Ferrara）因僭主上位发生混乱之际，趁机军事介入。结果，不仅军事上没捞到便宜，政治上也输得一败涂地。

费拉拉是正式属于罗马教廷的领地。威尼斯为了确保自己在亚得里亚海西岸的利益，出兵进攻费拉拉，彻底惹恼了教皇。

当时位于阿维尼翁（Avignon）的罗马教廷，将全体威尼斯人赶出了教会。威尼斯人遭教会破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宗教上的不自由忍一忍总会过去。可是这一次的破门，还包括不准其他基督徒与威尼斯人通商的禁止令。对于依靠贸易生存的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国会上，马尔可·奎里尼（Marco Querini）对主战派的领袖皮耶托·葛登尼哥元首发出责难，并且提出了与教皇妥协的方案。元首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过一段时间便能熬过困境。元首的意见得到了朱斯蒂尼安、莫罗西尼等家族的支持，大多数议员也表示赞同。其实，葛登尼哥本人也承认出兵的失策，已经考虑向阿维尼翁派遣密使，收买教皇解除破门令，以不损伤名誉的方式从费拉拉撤军。但是正在筹划中的事情需要保密，不可能向超过千人的国会议员广而告之，知道内情的只有6位元首辅佐官和“四十人委员会”中的3位委员长。不了解情况的马尔可·奎里尼却一心认为葛登尼哥改革后的政府机制，缺乏治理能力。

皮耶托·葛登尼哥不是一个顽固不化的男人。我在第四章中曾经讲述过当教皇颁布禁止与穆斯林通商的法令时，威尼斯通过小亚美尼亚的基督徒，间接地与穆斯林继续来往，就是现代经济用语中称为虚拟（dummy）的钻漏洞方式。当初想出这个点子的就是皮耶托·葛登尼哥。可以说，他是一位能够面不改色地向教皇行贿的基督徒。

那时的教皇，是被但丁痛斥为缺乏法的观念、行为肮脏的克莱门特五世（Clement Ⅴ）。如果公开地向他表示屈服，还不知道会遭到多少刁难。大多议员即使不了解秘密交涉的内幕，至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才会对元首给予信赖。反倒是马尔可·奎里尼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问题是他是名门一族的当家人，要网罗一定人数的党羽并非难事。

其实，马尔可·奎里尼与皮耶托·葛登尼哥还有个人恩怨。由于他是费拉拉战争的指挥官，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为此感到愤愤不平。他打算杀了元首，解散葛登尼哥一手建立的国会，将共和国体制改为君主制。而他心中最佳的君主人选，是其女婿贝雅蒙特·蒂耶波洛（Bajamonte Tiepolo）。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的父亲就是那位获得了市民大会的推举，却因国会提名皮耶托·葛登尼哥而没能成为元首的雅各布·蒂耶波洛。当年雅各布为了避免国家分裂，选择了急流勇退，但他的儿子贝雅蒙特却恨透了葛登尼哥。

贝雅蒙特憎恨葛登尼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10年前，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担任莫东总督时，由于生活豪侈，其奢华程度不亚于君主，从而引起政府注意，派人去莫东调查，结果发现了他滥用公款的事实。贝雅蒙特因此受到罚款的处置。由于罚金数目巨大，他自己无法承担，最后靠向友人和妻子的娘家借款才算付清。贝雅蒙特认为对他的处罚就是葛登尼哥在幕后主使。话说回来，性格豪放、平易近人的贝雅蒙特并没有因此失去人气，每当他带着大批随从从街上走过，总是获得到四周民众投来的赞许的目光。对葛登尼哥心怀不满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决定参加马尔可·奎里尼的谋反行动。

还有一位主谋，名叫巴巴多·巴杜尔（Barbado Badoer），也是位贵族。巴杜尔7年前曾担任过元首辅佐官，与葛登尼哥之间似乎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他负责与帕多瓦的教皇派打交道，当时意大利的皇帝派势力明显减弱，而葛登尼哥及其同伴又不肯屈服于教皇，因此被许多人视为皇帝派。巴杜尔深感国家权力掌握在这帮势力日渐衰退的皇帝派手里，威尼斯的未来必有危险。他的反叛，完全是来自扭曲的爱国心。

他们制订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奎里尼、蒂耶波洛的大宅都在隔着大运河的圣马可教堂对岸、朝向里亚尔托桥的一侧，因此决定6月14日半夜在广场集合。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分，兵分两路出发。

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跨过里亚尔托桥，南下至圣马可广场的东侧，奎里尼的队伍则沿着几乎平行的路线抵达广场的西侧，双方在此汇合。

而巴杜尔则率军从帕多瓦沿布兰塔（Brenta）河南下，出亚得里亚海后，通过基奥贾港进入威尼斯潟湖，然后将船停泊在圣马可码头。待东、西、南三面的军队全部聚集之后，一举向元首官邸发起攻击。

行动差一点儿就如期进行了。

14日入夜后，里亚尔托桥上闪过一个人影，紧接着又有一个人匆匆地渡过大桥，没有人察觉到异样。

子夜前夕，两个男人敲响了元首官邸的大门。他们一位是平民，一位是这个男人居住地的负责人。正准备就寝的葛登尼哥，听见下人的呈报，又折回起居室。屋里除了下人之外，还站着两个男人。其中一人吓得牙齿直打战，话也说不清楚。这位平民经常出入奎里尼府，原本也加入了反叛的行列，可事到临头又心生恐惧，向住区的负责人全盘托出此事。

葛登尼哥处乱不惊、当机立断的性格，此刻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听完报告后立即部署了应敌之策。(www.daowen.com)

首先，他火速向国有造船的工人家里发去了召集令。没有近卫军的威尼斯，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由国有造船厂的工人负责警卫。

同时，又命令下人去向元首辅佐官等官员报信，让他们带上武器赶来官邸。这些官员都是确定无疑的亲元首派。

元首也没忘记向基奥贾的总督下达命令，严令他在当地阻击巴杜尔的船队，制服叛军。就在政府的快船驶向基奥贾之时，天空的颜色开始变得诡异起来。

当接到召集令的人们陆续到达官邸门前时，突然刮起了大风。手持武器的工人们在强风下坚守着圣马可广场，贵族们则负责官邸的警备。

叛军一方，此刻却发生了问题。蒂耶波洛率领的队伍，袭击位于里亚尔托桥附近的国库的行动，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因此延误了到达圣马可广场的时间。巴杜尔的船队也由于天气的缘故，没能按时出发，途中又是险象环生。结果，准时到达广场的，只有奎里尼的队伍。

严阵以待的工人们与奎里尼率领的反叛军展开了激战，比原定人数少了2/3的叛军明显处于下风。最终，奎里尼战死，他的一个儿子也被杀，侥幸逃生的只有奎里尼的弟弟皮耶托和另外几人，奎里尼的部队就这样被全数歼灭。

迟到的蒂耶波洛军队，还没赶到圣马可广场，便迎面遇上了政府军。两军在狭窄的巷中对峙，蒂耶波洛一方的人数同样寡不敌众。受到后面不断涌上来的人流推挤，政府军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在政府军的猛攻之下，蒂耶波洛一方节节败退。

碰巧这时，从小巷两边并排而立的民居的窗口，有一名妇女朝下扔出一个石臼（另有花盆一说）。石臼不偏不倚地砸在了蒂耶波洛军的旗手头上，旗手应声倒地。不见了军旗的叛军士气大减各自抱头逃命。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也不得不带领残余暂时撤退。他们穿过里亚尔托桥后，破坏了桥梁，躲进蒂耶波洛的大宅死守。

坐镇元首官邸内的葛登尼哥，不断接到捷报，马尔可·奎里尼战死，巴杜尔就擒。曾经作为最年长的元首辅佐官，也担任过副元首的巴杜尔和他的队友们，身上绑着锁链从帕多瓦被押送至圣马可码头，随即被关进了监牢。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贝雅蒙特·蒂耶波洛。了解蒂耶波洛性格的元首知道，如果采取强硬的手段，势必会导致无谓的流血牺牲，于是以流放海外的条件，要求蒂耶波洛放弃抵抗。蒂耶波洛接受了协议。

以巴杜尔为首的被捕的叛军们，在接受正式的审判后，纷纷伏法。

巴杜尔在一周后被斩首，蒂耶波洛的家宅被拆毁，空地上竖起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他叛国的罪行。

奎里尼的家宅则被拆了2/3，因为奎里尼家三兄弟之一的乔瓦尼没有参与这次叛乱。可剩下1/3的房子也无法再住，于是国家出钱买下这部分房产，拿到钱的乔瓦尼，在其他地方重新购置了住宅。

那位向蒂耶波洛军队的旗手扔石臼的妇女，获得了她所希望的政府的奖励。她提出两个希望，一是节庆日时可以在家中的窗口悬挂威尼斯国旗，二是不得调涨房租。这位女子的房东是圣马可教堂的“财团”，也就是政府。根据1468年的记录，这间房子的租金在158年之后也没有改变过。

贝雅蒙特·蒂耶波洛及其余党虽然保住性命，流亡海外，却没能过上悠闲自得的日子，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并且被事无巨细地上报给威尼斯政府。查阅这些记录，仿佛在读一本精彩的间谍小说，甚至还出现过女间谍。

威尼斯政府就是根据这些情报，牢牢地监控着那些叛军。哪怕只有一个人有异常表现，威尼斯政府立刻会要求当地的政府将他们流放。在以蒂耶波洛为首的叛军中，仍然有不少人试图集结各地的教皇派卷土重来，因此威尼斯政府始终绷紧着神经。

就这样，流亡者们被遣散到四处各地，渐渐地便成了一盘散沙。在此期间，威尼斯政府伺机派出杀手，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斩草除根。马尔可·奎里尼的一个弟弟就是这样被暗杀的。贝雅蒙特·蒂耶波洛最后不得不向其母亲一方的家族求援，逃往克罗地亚。他在事件发生的18年后死去，死因不明。

这就是在18、19世纪时被奉为民族主义先锋的事件真相。参与这场叛乱的平民，只有一位隶属于画家工会的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