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世界，权力结构的定义有两种：由上至下和从下往上。

由上至下指的是：上帝、教皇、皇帝、领主，权力由上至下递减。教皇党与皇帝党为了教皇与皇帝的地位孰高孰低，相争不休的根源正在于此。这种权力结构形成的体制是君主制，因为这些人的地位都是以任命方式决定的。

另一种从下往上，则是由居民共同体选出代表，权力结构当然是由下往上递增，即民主政体。

两种体制都建立在各自的意识形态之上，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两种权力结构也都有着无法忽视的缺陷。

首先，从上至下的权力结构中，宗教被允许介入。耶稣的继承们完全忘记了“恺撒（皇帝）的归恺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的教诲，将皇帝的统治权与神的训诫相结合，情况因此变得复杂。

另一方面，从下往上的权力结构，同样也存在问题。它的问题是很难控制民众的欲望。正如前文所述，操控市民大会并非难事。

因此，务实的威尼斯人避开意识形态，将焦点锁在如何尽量减少实际危害这一个问题上，最终想出了两种类型混合的体制。

首先是防止宗教的介入。威尼斯是基督教国家。一国之长元首的权威，是上帝所赐予。国旗和货币上都印有圣马可之狮的图案，这一点属于第一种类型。但是，一国元首是由国民推举的代表以投票方式选出。何况，为新元首加冕的，是元首辅佐官中最年长的一位，而不是作为教皇代理人的主教，这一点又属于第二种。

圣马可大教堂可谓是威尼斯的主教座堂，但它是作为元首个人的礼拜堂而建的。在其他国家，必须是有主教座位的教堂才是主教座堂，而威尼斯的主教一直待在造船厂林立的城堡区，从没挪过地方，始终远离政治、经济的中心。

因为供奉守护圣人圣马可，圣马可教堂收到大量善款。这些钱并不是交给受教皇支配的主教，而是选出类似于圣马可财团理事的监察官，由他们负责打理。监察官有9位，没有薪酬，终身任职，与威尼斯共和国官员中唯一终身制的元首享受同等待遇。监察官终身任期的目的，在于排除罗马教廷的干扰。甚而有之，与民众有密切关系的教区的神父，也是由教区内居民推举，然后提交主教做象征性任命。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y ⅩⅢ）曾经感叹地说过：“我在任何国家都是教皇，唯独在威尼斯不是。”

对威尼斯人而言，政教分离不过是恪守了耶稣的教诲，让皇帝的归皇帝，上帝的归上帝。这样做对神，对人类都有利。

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对威尼斯人的圣物信仰觉得匪夷所思。他们嘲笑打从骨子里就是精明商人的威尼斯人，竟然会崇拜不知是哪个人身上的骨头。威尼斯人圣物信仰的风俗的确受到拜占庭的影响，不过作为防止宗教介入政治的对策，还真是一个巧妙的办法。

信众需要信仰的对象通过信仰获得心灵的安慰，宛如在天堂预约下了位子。如果众人信仰的对象是传闻中的圣人的一块遗骨，或者钉过基督徒的十字架的碎片，哪怕是最虔诚的信徒，也不可能被物品所煽动，因此不会造成实际的伤害。尽管购买圣遗物需要用钱，但这绝对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而另一方自认为是理性的佛罗伦萨人，不信仰圣遗物，只信仰活生生的圣人，因此常常发生被宗教人士操控的事件。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如果要问威尼斯与佛罗伦萨，哪一种方式为民众带来安宁的信仰，降低了实际伤害，我想是威尼斯略胜一筹。(www.daowen.com)

正因为政府有如此缜密的考虑，才让威尼斯人保持了自由，没有卷入十字军的狂热、宗教改革与反改革的偏激、猎杀巫女、异端审判等疯狂行径。中世纪的言论自由，只存在于罗马教廷威慑力不足的地方。在这方面，威尼斯可谓是自由的天堂，马丁·路德、伊拉斯谟、马基雅维利等人的著作随处都能买到。

威尼斯人基本上成功地排除了因宗教介入所带来的弊害，可是如何抑制民主主义政体容易滋生的人的欲望和野心，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还是得小心从事。

我手里有一张用颜色区分的14世纪初和15世纪初的意大利势力分布图。在14世纪初，从中部向北的部分，有各种颜色的小型共同体、僭主国，色彩斑斓，仿佛打翻了水彩盒。到了15世纪初，独立的小型共同体完全消失，单色块的版图变大，可见，仅仅100年的时间，势力分布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国纷纷统合为君主国或共和国，如同五彩缤纷的小花，变成了大瓣的花朵。^[1]

威尼斯以大运河为界，河岸两边各有三个行政区。在皮耶托·葛登尼哥进行改革前的国会议员的选举，如前文所述，是每三个行政区选出两位代表，由这4个人共同推选大约占国会议员总数一半的100位议员。这种方式，从理论上来说，保证了所有成年男子都有参选的权利，并且只要拥有威尼斯的市民权，任何人都有机会成为国会议员。

但实际上势力家族垄断的倾向非常严重。只要几个家族联手，很容易选出4位代表。这4个人自然是把票投给与自己利益相关的100人。以1292年的选举结果为例，仅孔塔里尼（Contarini）家族就有18人当选议员。另外的福斯卡里（Foscari）家族有10人，莫罗西尼（Morosini）家11人当选。

共和国国会的议席如此被豪门瓜分，由国会指定的政府各委员会的情况当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对于必须极度防范个人权利集中才能成功的共和制而言，绝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除此之外，任期过短也是一个问题。人们往往会急着在任期内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难免草率。时间有限，在选拔人才上也容易优先考虑自己的内亲外戚，而不是那些经验丰富的适任者。对于一个要在对外竞争中胜出的国家而言，这种低效的人才运用方式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做法。

理论上是一个能够反映每一位市民心声的民主政体，事实上却是少数人和少数家族横断独行。当时的威尼斯人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现实。

皮耶托·葛登尼哥一上任，就开始考虑如何减少这些弊害，但他并没有立即付诸行动。

首先，他不想刺激共和国最高决定机构的市民大会。大会推举雅各布·蒂耶波洛的余波未平，如果此时有不满政府的豪门与民众联手，便会上演西欧典型的反政府运动。葛登尼哥绝不想这种事情在威尼斯发生。

同时，他也不想无端地去刺激那些满足于现状的势力家族。他们在各方面都有民众拥戴，也不能让这些人有借口与平民势力结合在一起。

其实，在葛登尼哥担任元首的三年前，国会曾经提出过一次改革方案，建议只有其先祖在国会曾经拥有过席位的人才有资格当选议员。方案最终因以乔瓦尼·丹多洛元首为首的现状维持派的反对，遭到了否决。

所以，皮耶托·葛登尼哥在等待时机成熟，一等就是8年。好在元首是终身制，他有这个条件慢慢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