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的第三项，同时又是中世纪特色之一的商业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从簿记（bookkeeping）的普及开始的。

传说簿记是由威尼斯人发明的。实际上，它应该是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普拉托（Prato）的一位商人想出来的，不过，将它改良为复式簿记的是威尼斯人。这种可以让交易内容一目了然的复式簿记法，很快地就在威尼斯、热那亚乃至西欧的商人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人们称复式簿记为“Venziana”——威尼斯式。

簿记不可欠缺的阿拉伯数字，要归功于13世纪将它引进欧洲的比萨人。最初，因为它是异教徒的产物，多少受到了来自教会等方面的阻挠。不过，阿拉伯数字的便利性，是罗马数字无法相比的。它不易写错、看错，还有0的概念。所以，纵有教会的妨碍，它还是在讲求实惠的商人们之间广为流传，威尼斯甚至还设立了专门教孩子学习阿拉伯数字的学校。

商人们通过使用阿拉伯数字记录的复式簿记，不仅清楚地知道自己直接参与的生意的全貌，而且还可以了解通过海外代理人进行的贸易明细，全盘掌握商业的进展。这对威尼斯商人的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虽然簿记的发明和阿拉伯数字的引进功劳不归威尼斯人，但近代意义上的银行的创立，却百分之百是他们的功绩。

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种叫作“Banco”的银行。店铺的桌子上到处堆着金币银币，主要从事的是汇兑或借款业务。而威尼斯人创建的银行，因为店铺的桌上只有账簿，所以又称“书写的银行”（Banco di Scritta）。

在里亚尔托桥的桥端有一座里奥多圣雅各伯教堂（San Giacomo di Rialto）。教堂的入口前是一条建有屋檐的长廊，这里成了“银行街”，总有四五位银行家坐在那里，桌上放着账簿。在教堂门口公然地做金钱交易，这实在是太像威尼斯人的作风了。不过话说回来，里亚尔托桥下的大运河两岸，原本就是贸易的中心，把银行设在此合情合理。再说银行家与东奔西走的贸易商不同，大多时候都是坐着的，找个有屋檐的地方也无可厚非。

教堂的钟楼后来装上了挂钟。不知是不是巧合，如今去银行，在最醒目的地方都能看见挂钟。

随着这些银行的开业，当时的里亚尔托，给人一种不同寻常之感。从北（伦敦）到南（开罗）的商人们对它的印象，大概与现在我们听到金融区、华尔街时的感觉相似。

虽然没有《华尔街日报》那么高端，当时的里亚尔托也有类似的商业小报，我们不妨称之为“里亚尔托日报”。报纸的内容主要是前一日交易的收盘价，按商品种类分开，派发给顾客。

商人们会参考报纸上的价格进行交易，成交后便去银行办手续。他们在银行都有账户，只要告诉银行家向某某人的账户汇入多少钱，银行家依嘱登记在册，钱就这样过了户。商人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提着装着金币银币的袋子去做生意了。

受托将钱汇入他人的账户，银行家并不会提供收据证明。银行有账本的副本，始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因此没有开具票证的必要。

威尼斯的商人们通常会同时和数家银行来往，想与威尼斯做生意的其他国家的商人们基本也都在威尼斯的银行开设了账户，所以账户之间的金钱流动非常方便。即使在威尼斯银行没有账户的人也可以通过威尼斯银行和自己的银行间的操作，即汇票形式，进行异地付款。这样，除了能够降低随身携带钱币的危险，商人们不必非得将卖货的收益，用来购买商品。

汇票使得商贸活动更具有灵活性。它不仅用于商业，对于那些编制舰队、设立大使馆等需要大笔资金流动的国家而言，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创新。

距今800年之前，威尼斯已经建立起了具有近代规模的银行。那么，他们是怎样处理银行业务之一的融资呢？

涉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威尼斯人实在太精明。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竟然是国家。那个时期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百年战争，正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政府为了筹集军费煞费苦心。

当然，银行也针对个人进行融资，但仅限于贷款，不做投资。也就是说银行不会利用债权人的身份，参与企业的经营。在威尼斯开设银行，需要事先向国家交3000里拉的保证金，其中也有付了保证金，却因为过度贷款而倒闭的例子。不过像佛罗伦萨那样借钱给外国的国王，结果因国王战败，导致银行收不回本钱破产的情况，在威尼斯从来没有发生过。

因为在威尼斯，经济界的主角不是银行，而是从事实业的商人。银行只是一个从侧面协助的配角，帮助商人们的经营活动更为合理化和效率化。曾经有人提出疑问：作为中世纪经济一大中心的威尼斯，为什么没有像同时期的佛罗伦萨那样，出现巴尔迪（Bardi）、贝鲁奇（Peruzzi）以及后世的美第奇家族等以银行为中心的大企业集团？我想答案就在于此。同样，这也是日后控制热那亚政治、经济的圣乔治银行，不会在威尼斯出现的原因。

如果将美第奇家族所代表的企业比作财阀的话，威尼斯商人们选择的就是商社模式（贸易公司）。

对于经济，我是个外行。写簿记、汇票这些专用名词时，一点儿实际的感受都没有。之所以要提出我个人的观点，是因为如果不做这些非科学的假设，很多事情就无法说清道明。

首先，财阀型代表了大企业优先的经济，最终必然走向垄断。在优先发展大企业的前提之下，金融业纯粹是一个依靠贷款收取利息和本金的机构，自然是选择条件良好的企业作为融资的对象。因此，不会产生扶植弱势的中小企业的概念。

而商社则是销售他人生产的商品。卖方越多，对买方就越有利。相反，买方越多，卖方不用削价也能出手，同样有利。习惯于这种经营模式的人，不太会产生独占市场的想法。对他们而言，这是个不利于经营的概念。

当自己处于买方立场时，如果竞争对手过多，可以组成企业联盟共同采购。例如对埃及香料的采购，威尼斯政府就经常下令，指示在当地的威尼斯商人们组成“卡特尔^[1]”。

反之，如果作为卖方企图独占市场的话，威尼斯的“公平竞争委员会”会立即介入，严惩不贷。曾经有商人采购了大量的住宅用建材，打算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政府迅速出手干涉，没收了货物，改用竞标方式销售。按照威尼斯政府的规定，买家的购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且必须依循市场价出售。

靠塞浦路斯的甘蔗栽培和开发盐田发迹的威尼斯当时的首富费德里柯·科纳（Federico Corner）被中小商人们控告违反禁止垄断条例时，政府并没有因为他是首富而改变一贯的立场，针对科纳要求购买砂糖或盐时必须同时购买棉花的销售手段，对他发出了违背国家方针的警告，命令他在塞浦路斯不得硬性搭卖商品。除此之外，政府还对科纳进行了严格的监控，以防他利用雄厚的资本在威尼斯建立垄断体制。

从上述的内容，以及固定航线全部使用国有加莱船，给予没有能力拥有商船的人们参与海外贸易的机会等措施，可以看出威尼斯政府对于保护、培养中小商人的政策执行得相当彻底。这一切并不是中小商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向政府争取而来，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正是掌握政府权力的大商人们。

威尼斯共和国通过全力支援中小商人健全、活跃的商业活动这一贯的经济政策，有效地防止了国家经济僵硬化。这样的构想，也是它有别于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特别之处。换言之，唯有非金融资本主导的威尼斯，才会制定禁止大企业垄断的政策，政策才能够得到公正、彻底的实施。(www.daowen.com)

虽然商社是日本特有的企业，但我对日本商社的运营情况一无所知。不过，从商社的本质来看，威尼斯人所持有的那些观念，只有从商社式思维中才能产生，在日本应该没有得到高效的实施。因为相比从社会福利的角度去扶植中小企业，反而是威尼斯从经济利益出发的做法，更能彰显中小企业存在的价值，而且地位更为稳固。说到底，威尼斯人是被称为将自己的国家当作私营企业来运营的国民。

要论述14世纪以后威尼斯商业技术的革新，就不能不谈及货币与税制的问题。

在我以前写的有关15—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传记中，出现的货币就是威尼斯金币达克特。文中出现的不管是威尼斯人，还是罗马人、米兰人、费拉拉人（Ferrara），甚至是法国国王，大家要的都是达克特。可见威尼斯的货币是当时的国际货币，而且一直到某个时期为止，主要以银币为主。它是1202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为了筹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经费而铸造的，称为“格罗索”的（Grosso de Argento）的大额银币。大银币直径22毫米，重量2.18克，纯度高达0.968，几乎就是纯银，在之后的300年间始终保持同一标准。这种大额银币的“格罗索”很快地就成了东地中海地区的流通货币。

“里拉”也是常常出现的货币单位，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货币存在，它只是一种记载单位。“1里拉的格罗索”等于240个大银币。我觉得它和英国的几尼（guinea）相似。

市内流通的货币是叫作“皮可洛”（piccolo）的小银币。直径14毫米，重量0.362克，纯度0.25。“1里拉的皮可洛”是240个小银币的意思。制作银币的原料，从德国、匈牙利和巴尔干地区的矿山进口。

西欧最早的金币，不是威尼斯所制，而是1251年热那亚铸造的“热那维诺”（genovino）。第二年，佛罗伦萨也铸造起著名的“弗罗林”（florin）金币。因为正好从那个时期开始，欧洲从北非进口黄金。

威尼斯铸造金币是在1284年，比它的两个竞争对手晚了30年。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大银币”在国际上十分通行，没有立刻铸造金币的急迫性。第二是威尼斯支持的拉丁帝国的金币，因国体衰退而纯度降低。这个时候，如果威尼斯发行本国金币，势必会引发拉丁帝国的经济走向最终的崩溃。

虽然被对手抢先了一步，但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彻底的威尼斯人的特质，同样也反映在金币铸造上。

称为“达克特”的威尼斯金币，重3.56克，和“弗罗林”重量相同。不过与18K金的“弗罗林”相比，“达克特”是24K金，纯度达到99.7%，几乎等同于纯金。“达克特”自1284年发行以来，直到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灭亡，始终保持了相同的纯度。

虽然发行了金币，不过在10多年时间里，贸易结算、银行账户乃至国债，使用的仍然是“大银币”。直到14世纪初期，由于白银的供给量减少，金币与银币的关系才出现变化。1328年，政府介入，制定了1达克特等于24个大银币的固定汇率，原本由银币主导的货币市场转向以金币为主。

为了保证本国币值的稳定，威尼斯政府常常出手“行政指导”，比任何国家都付出了更多的、不懈的努力。如果说威尼斯国库的收入基础依靠国债，大家大概更能理解这番努力。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世纪的威尼斯人没有什么所得税、地产税、直接税等概念。所谓的税金就是间接税。

绝大部分间接税来自以里亚尔托为中心的交易所，以及德国商馆等的交易税，税率只有交易额的1%。由于交易总额庞大，累积的交易税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除此之外，还有消费税，主要针对葡萄酒、肉、盐、橄榄油等产品。税金包含在价格中，购买商品时等于自动交付了消费税。

另外，因筹集军费等目的，政府会发行国债。这种短期的临时国债，利息高达12%—20%。中世纪时很多城市都发行类似的短期国债，利息通常都会达到20%。

如果依靠税收来填满国库，不仅会让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而且会削弱国家或城市的财政。于是，威尼斯想到了发行长期国债。利息虽然只有5%，但由国家负责每年派发两次利息。根据记录，威尼斯政府持续支付利息的时间长达百年。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回报稳定的长期国债，受到相当的好评。由于它的安定性，作为保证财产的投资手段之一，稳健形的投资人首先不会错过这个机会。也有人是鉴于它价格稳定，容易转手的理由。银行也会购买国债，甚至威尼斯近邻的一些专制君王们，因担心自身的地位不稳，也会去买威尼斯的国债以防万一。这种做法与现代的独裁者把钱存在瑞士银行，算是同工异曲。

威尼斯是欧洲第一个发行长期国债，同时也是最早拥有直接税概念的国家。

威尼斯政府发行的国债，不是全部销售给希望购买的人，还有一部分属于强制购买。被强迫购买国债的人，都是高收入者，其中包括拥有威尼斯市民权的外国人。

1379年到1380年正是威尼斯与热那亚交战时期。为了筹集军费，威尼斯做了一次资产调查。根据保存下来的调查记录，被认定为资本家的有2128人。虽然不清楚当年确切的人口数字，不过从前后关系推算，估计在1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大约有1%左右的人成为课税的对象。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主的数量。

在这些人之中，因14世纪初期的政治改革获得参政权的贵族有1211人，可以说贵族阶级几乎全部榜上有名。其余的917位市民来自各行各业，甚至有蔬果商人。（详见下图）

摘自：G.Luzzatto的“Storia Economica di Venezia dall'Ⅺ al ⅩⅥ secolo”

个人财产申报按家庭住址在各个区域同时进行。或许我们会立即想到是否会有虚报，不过威尼斯的管理不是靠人的良知，而是巨额罚款，所以申报内容的真实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

政府根据那些富人的财产数量，按比例分配国债，强制他们购买。前文提到的元首雷涅罗·泽诺留下的遗产中有大量的债券，就是这样买下的。

以上例子很好地显示了由大商人组成的威尼斯统治阶级以“给执政者需要的正义，给人民需要的面包”统治国家，应该说经营国家的理念。

我想写的《威尼斯商人》既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主人公，也不是马可·波罗般的冒险家。他们是一群非常平凡的商人。与12世纪后期自己带着商品出海，一生从事海外贸易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等商人相比，这些人多少有所改变。航海技术的进步、船舶构造的变化以及商业技术的革新，是促使他们转型的关键。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以及威尼斯政府的扶植中小商人的政策，就不会有安德烈亚·巴尔巴里戈（Andrea Barbarigo）这般的男人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