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马可·波罗的事迹，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我这里无须再做详细的叙述。撇开先行者的伟大这一条，如果说离国多年这件事情，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他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之处。像上文中提及的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20多年在海外经商没有回过祖国的，大有人在。

波罗家的男人们，尤其是马可，无疑比他的同代人多了一份好奇心，更喜欢旅行，更希望与其他民族交流。当然，最早抵达大都（现北京）的西方人是马可的父亲和叔叔，他本人则是首位在（中国）宫廷担任官员的西方人。不过，在他们之后，有不少威尼斯、热那亚的商人也去了大都。

马可·波罗的幸运之处，是遇到了一位将他的见闻记录下来的人。马可在结束漫长旅行之后，卷入了当时不断爆发的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成了热那亚的俘虏。在牢中，为打发时间，他向狱友讲述了在亚洲的所见所闻，而狱友将这些内容汇集成文。托此人的福，日本为西方所知，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他才是。

这里讲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去未知的土地做商业旅行，对当时的人们来说并非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要讲的是继波罗一家旅行不到半个世纪之后，一群在威尼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男人的旅行。

1338年，乔瓦尼·洛雷当（Giovanni Loredan）和其他5位与他同样出身豪门的商人，出发前往印度德里（Delhi）。他本人刚从大都回来。由于在波罗一家之后，又有若干人去过中国，已经开辟了道路，因此他们可以从黑海深处的塔那走陆地到达萨拉伊（Sarai）。

不过，当时的西欧商人还不知道顺着伏尔加河航行至河口，再沿着里海南下，翻越帕米尔高原边上的兴都库什山脉（Hindu Kush）进入印度的这条路线。

为了和印度国王达成交易，洛雷当一行5人共同出资，购买了当时新型的工业产品钟表和喷水器。洛雷当还带上了佛罗伦萨产的羊毛织物，以便途中变卖换得旅费。

或许因为是首次来访的西方人，平安抵达德里的一行人受到了印度苏丹热烈的欢迎。他们立刻献上钟表和喷水器，苏丹大悦，赐给他们价值高过礼品十几倍的贵重的印度特产。他们带来的其他商品，也在转眼间便销售一空，第一次的印度商旅似乎大获成功。洛雷当一行在归途中经过波斯时，卖掉了印度苏丹的赏赐品，用这些钱买了波斯的特产珍珠。

在东方经商的威尼斯商人的装束(www.daowen.com)

如果这些人能平安无事地返回祖国，将缝在衣角里的珍珠哗啦啦倒在桌子上的话，他们会和马可·波罗一样出名。可惜洛雷当一行没有那么幸运。洛雷当和另外两位伙伴因病死在了途中，只剩下三个人回到了威尼斯。在坚守法律的威尼斯政府的严格监督之下，死者的权益由遗属继承，那些投资在死者身上的投资人的权益，当然也不会血本无归。

像马可·波罗、乔瓦尼·洛雷当这样的商人，与大多的同行相比，多多少少算是一个异数。如果是热那亚，一定会对这些与众不同的人寄予莫大的希望，将他们的大胆作风视作国家的发展方向。然而，威尼斯却没有这样做。

威尼斯并不是否定或压制本国商人勇敢的探险行为，而是将马伊拉诺这样的普通商人当作国家发展的栋梁。威尼斯人，特别是控制政府的大商人阶级，对于国家的统治，有着与当时其他的国家（现在也一样）不同的见解。

按照字典的解释：

统治——治理国家及其国民。

经营——从事经济型事业。

那么，威尼斯人究竟是如何进行国家统治的呢？我想，用“经营”这个词会比“统治”更加适合。中世纪经济史权威、耶鲁大学的洛佩兹教授曾经指出：“威尼斯共和国，犹如经营现代私人企业一样经营国家。”也就是说，经济利益是首要目的。与热那亚、佛罗伦萨相比，威尼斯更倾向于稳定成长，因为这样更符合经济利益。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使用“行政指导”，特别是在海外局

势动荡的这个时期，手段愈发强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