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融资的原文为Prestito Marittimo，是一种在短时间内融资的制度，年利率二成。虽然利息看上去很高，但在当时的欧洲实属平常。如果借款人能满载货物平安地返航，卖出商品，归还利息和本金之后，盈余全归自己。尽管利息高得令人咋舌，倘若经商手法适当，还是有利可图。

另一种融资制度叫有限合资公司，我将它翻译为“有限合资公司”（也可译为“联合股份公司”）。

在日本，除了美术史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威尼斯的著作。由于没有先例参考，我只好自己从单词开始翻译。不过，“有限合资公司”我自认译得相当糟糕。Colleganza本意指“连带”，与之相同的制度，在热那亚称为“Commenda”（介绍，推荐）。

这个制度并非是威尼斯、热那亚等意大利海洋国家的首创，自古以来，就被犹太人、希腊人以及阿拉伯等商人们所采用。不过，他们只限用于家人、亲戚之间，即使没有血缘关系，但只要是同国人便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行融资，的确是意大利的海洋国家最早启用的。

一直到14世纪中叶为止，不仅是威尼斯，在热那亚、比萨等海洋国家，Colleganza始终是最主要的融资制度。它根据合约的不同分成两种融资方式。不管是哪一种类型，都适用于建造新船、投标租借国有船只，以及采购商品。

第一种方式是投资人出资2/3，剩下的1/3由经营者，即船员兼商人负担。所获利润，在扣除必要开销后，由投资人与经营者对分。

第二种方式是由投资人全额出资。经营者没本钱也无妨。归航后销售商品所得利润的3/4归投资人，1/4归经营者。

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经营者要冒着海上的危险，在外地售卖商品，然后再购买本国需要的商品带回去。要成交生意，买与卖都是难度极大的工作，实际操作人虽然没有出资，但只能获得1/4的利润，未免有欠公平。

这里，我请大家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假设有4块糖果，母亲拿1块，3块给孩子。如果我们把数字扩大10倍，有40块糖、10个孩子，每人还是拿3块，母亲手中就有了10块糖果。

Colleganza的存在价值就在于此。经营者并不是只能同一位投资人结成“连带”关系。虽然一次航海，只获得1/4的利润，但倘若同时和10位资本家结成“连带”，那么利润就是4/10。反正出一趟海做单笔或多笔买卖所耗费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劳力差不多大，一位经营者连带10个投资人的合约完全可以成立。通常，Colleganza仅限于建造一艘船，或一趟航行。航海结束之后，“连带”也随之结束，再因其他目的，结成新的“连带”。

这种方式不仅给没有资本的人提供了方便，也因为能分散航海以及商业上风险，受到出资人的欢迎。在保险制度尚未确立的当时，这是减少损害的唯一方法。

Colleganza之所以长期被威尼斯人所采用，是因为这个制度在各个方面都非常有利。

首先，对于投资人而言，不仅分散了风险，而且凭借与去向不同目的的人结成“连带”，开启多元化的经营。同样的木材，装在航线不同的船上，既可以从亚历山大换取香料，又可以从叙利亚得到丝织品。投资人要做的工作，一是提供资金，二是将从东方带回的货品在威尼斯市场上转手卖给从欧洲来的商人。

这个制度对于经营者也十分有利。他们可以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创业，并且靠与若干位投资人“连带”，增加收益。

还有一点，是投资人和经营者都无法忽视的益处。这种精细的分散投资方式，让那些因各种原因无法在国内或国外直接从事海外贸易的人，尤其是有一点儿小钱的人，有了投资的机会。向这些普通人集资，即便每个人能拿出的金额不多，但汇总起来也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这种集资方式，为威尼斯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运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威尼斯人能够募集到资金，与阿拉伯、犹太人只限于血缘关系间的融资，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1267年去世的威尼斯元首雷涅罗·泽诺（Reniero Zeno）留下的遗产明细，从而了解被威尼斯人叫作Colleganza的这种融资方式，从12、13世纪到14世纪中叶，在威尼斯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不动产——10000里拉

现金——3388里拉

贵金属——3868里拉

各种债券——2264里拉

国债——6500里拉

Colleganza（132种）——22935里拉

在威尼斯，像元首这等身份地位的人，其大部分的遗产都会捐赠给修道院等宗教团体属下的医院、养老院、孤儿院等福利机构。可见，Colleganza、国债等也是福利机构运营的重要经济来源。威尼斯商人生意做得越好，不仅是资本家或经营者获利丰厚，也让那些需要依靠福利机构生活的人受惠。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在以上的叙述中，我使用了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单词来说明。那么，现实中真的存在投资人和经营者两个泾渭分明的阶级吗？答案是否定的。(www.daowen.com)

从上文的罗马诺·马伊拉诺的例子便可以知道，至少到14世纪中叶为止，是不可能清晰地划分两个阶级的。A商人将资金投到B商人所搭乘的开往亚历山大和叙利亚的船，而A自己却乘坐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商船，船上载有B商人投资的商品。这种既是投资人又是经营者的情况，在当时极为常见。那些人在威尼斯不出海的投资人，指的是壮年后从事政府工作的人，或者是普通的投资人。即便那些有参政机会的名家子弟，大多数人在40岁之前，也是在海上度过的。换言之，只要是做生意，无论在陆地或海上，都没有阶级之分。

那么，这些贸易商是怎样航海的呢？有关船的部分，已在第二章中说明，就不再赘言。在12、13世纪，航海技术唯一依靠的就是经验和直觉。至今保存的最古老的航海图是13世纪下半叶制作的。不过它不是威尼斯人，而是比萨人制作的。

尽管当今的航海技术高度发达，但仍然每年都会发行提供游艇、摩托艇使用的叫作Portolano的航海指南，着重介绍具有导航意义的特征地形和地物，比如说某地入港前的海峡的外观等。可见，眼睛所见对航海有多么重要。在13世纪，航海人的经验自然占了更大的比例。像罗马诺·马伊拉诺那样常年往返于相同航线的商人们，他们的脑海中势必深深地印刻着一张准确无比的航海图。

当时商船上乘坐的就是这样一批既是航海专家又是商人的人物，他们中有人担任船长，有人是乘客，所以并非是船长特别优秀。同一条船上，一般都会有数名航海技术不亚于船长的乘客，所以，船上的事情，自然不会是船长独断专行。比方说，遇到暴风雨来袭，需要变更停靠港等决定，通常都会由船长、一位商船的持有人（也是商人）以及两位从其他商人中选出的代表，4个人共同协商决定。哪怕船上有人来自豪门，倘若缺乏经验，同样无权参与决策。

另外，包括划桨手、见习水手在内，全体乘务人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地位携带不同数量的商品上船，无须支付运费，当船长的好处正在于此。这样的规定，使得从船长、乘客到下级水手，所有人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

指挥权交由谙熟此道的专家们，不让一人独断专行，其他人则在自己的岗位上谨守职责。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共同体的利益，最终也将回馈给个人。这种充分展现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威尼斯精神，或许就是在商船航海的过程中培养起来的。

其实，把从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的半个世纪说成是威尼斯独占东地中海的时代，我是有相当抵触的。

当然，威尼斯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所获得的“投资”收益的确是非常丰厚，完成了一条连接威尼斯、君士坦丁堡、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的“高速公路”。从此以后，威尼斯商人航行时，可以逐一停靠这些领地或友好国家的基地。然而，在威尼斯超过1000年的历史上，它从未享受过像古罗马“Pax Romana”（罗马统治下的和平）一般的太平盛世。

古罗马帝国是陆地型国家。它不仅拥有富饶的天然资源，除了帝国末期之外，人力资源也从未匮乏过。

另一方的威尼斯，虽然因为公正的法律和人民的爱国心常常被称为“中世纪的罗马”，但它终究是海洋城邦国家，海盐是唯一的天然资源。虽然它的人力资源略胜于竞争对手热那亚，但那个时期也只有10万人上下。1338年时，威尼斯的人口数量曾经到达过13.3万，可是10年后黑死病爆发又立减了2/3。即使是被认为人口最多的1483年，也不过在19万左右。在14世纪上半叶，威尼斯的人口数量仅次于巴黎和那不勒斯，被称为西欧第三大城市。不过作为陆地型国家的首都巴黎和那不勒斯，周边地区有足够的人力，而威尼斯城的人口就等于整个国家的人口。就算可以从亚得里亚海东岸各地召集水手，但那些人只是下等船员，主要的军事力量还是得依靠威尼斯的市民。

威尼斯的领土就像庭院中铺设的踏脚石，一块块分散相隔，东地中海最大的岛屿克里特岛与内格罗蓬特等海外领土加在一起，面积远远超过了本国。单是守住那些地方，便需要耗费巨大的政治和军事资源。

不得不承认人力资源匮乏的威尼斯，为了避免与这些陆地型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在拉丁帝国建国12年后，不顾西欧人指责他们没有节操，与伊庇鲁斯的僭主签署了友好通商条约。三年之后，又与尼西亚帝国的皇帝签下了同样的条约。伊庇鲁斯的僭主控制了从都拉佐到帕特雷斯（Patras）一带，这里是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而尼西亚皇帝则掌握小亚细亚沿岸和黑海沿岸。

陆地上危机四伏。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海上就安全呢？我觉得在安全的前面有必要加上一个副词“比较”。威尼斯在海上的强敌，是同为海洋国家的热那亚。

有关热那亚，我将会在第六章中详细叙述，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论及热那亚人的特质，只需要几行话就能概括。

首先，他们与威尼斯人不同，倾向于个人主义，不太考虑共同体的利益。由于与国家的关联淡薄，单枪匹马型的人居多，行事作风偏向孤注一掷。

热那亚人不仅有商业头脑，也是行船的天才。这样说绝不是因为他们中间出了一个哥伦布。就是这样一群人向威尼斯的独占体制发起了挑战。当然，热那亚人真正的大反攻，是从13世纪中叶开始。不过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是让威尼斯麻烦不断的头号对手了。

这些拥有航海天赋的独行侠们，虽然大多是个人行动，但他们赌徒般的冒险作风却很难让人承受。换句话说，他们形同海盗。

如果在海上遇到交战国的商船船队，先开战，然后赢家拿走输家的所有货物、船只甚至船员。船员和乘客必须交赎金才能换回自由。这种方式的抢夺，威尼斯商人从来不逊于他人，不过纯粹在海上寻找猎物的海盗行为，在很早之前便消失了，首先政府就不允许。

但热那亚人则不同。生意好的时候他们是商人，一旦遇到不顺利，立马变身为海盗。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就有一个生意失败，却成功转型为海盗的热那亚人的故事。话说回来，像热那亚人这种行为在当时较为普遍，反倒是威尼斯人的行事风格比较罕见。

尽管威尼斯以细长型的快速加莱船组成的船队经常巡逻于海上，但面对独狼般出没的对手，仍然感到相当棘手。

更何况威尼斯当初在拉丁帝国建立时的条约中，明确写明了被威尼斯视为敌国的商人，不得在拉丁帝国境内行商。这实际上就是将竞争对手的热那亚和比萨踢出了局。尽管拉丁帝国国力软弱，但毕竟掌握着君士坦丁堡以及通往黑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热那亚人竟然不能在这个东方贸易的重镇经商，难怪他们会热衷于游击战，对此我们也不得不表示一点儿同情。

而威尼斯方面，后来也对独占君士坦丁堡所获得的利益，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所遭受的损失，做了一番衡量，最终得出了继续封杀对手不见得有利的结论。于是，威尼斯在1206年，首先对比萨的商人开放了君士坦丁堡，又在1218年解除了对热那亚的禁令。威尼斯人优待比萨人，倒不是对他们有什么好感，只不过与热那亚商人相比，比萨人容易相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