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元首恩里科·丹多洛树立起的最光辉的纪念碑，应该就是完成了威尼斯与东地中海所有商业要地之间连锁式的“高速公路”。这个英明的决策以及之后坚固的守护，使得威尼斯的头号劲敌热那亚用了50年的时间，才扳回输局。

威尼斯人虽然获得了拉丁帝国3/8的领土，但除了那些商业以及军事上的要地之外，其余都交由法国的王公贵族管辖。这是人口稀少的威尼斯非常贤明的决定。他们只尝试去做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对于要地以外的内陆领土，丝毫没有兴趣。

甚至在君士坦丁堡，他们也只要了金角湾边上靠近皇宫的一带，因为那里适合建造码头，还有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周边，用来作为威尼斯人的居住区。因此，威尼斯占有的领地，不是呈块状或线状，而是分散的点状。即便是这些点，当他们感到力不从心时，也会很干脆地放弃对其的所有权，只要这些地方保证与威尼斯结为友好城市。对于威尼斯而言，这是最务实的一种做法。威尼斯的友好城市包括：

亚得里亚海中央的扎拉，它在东征途中就成了威尼斯的领地。

占据亚得里亚海出海口位置的都拉佐。

进入伊奥尼亚海的最初的岛屿科孚岛，这里曾经是威尼斯的领土，几年后威尼斯放弃了所有权，改拥有凯法利尼亚岛（Cephalonia）。科孚岛最终再次成为威尼斯的领土是1386年之后。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前端的莫东和科伦（Coron），这两个海角的基地，也被称为“威尼斯共和国的双眼”。

同样位于南端、靠近克里特岛的开俄斯群岛（Cerigotto）。

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爱琴海入海口的特尔米西欧涅（Thermis），之后因战略上的需要，威尼斯于1386年放弃对该地的所有权，改换成位于海湾处的纳夫普里翁（Nafplio）和阿尔戈斯（Argos）。

爱琴海的米洛斯（Milos）、帕罗斯（Paros）、纳克索斯（Naxos）、米克诺斯（Mykonos）、斯坦帕利亚（Stampalia）、蒂诺斯（Tinos）以及安德罗斯（Andros）等岛屿。

由于共和国力量有限，无法对这些岛屿进行直辖管理，因此将它们分给了威尼斯的几个名门望族。这些家族自然是忠实地按照国家的方针来管理岛屿。

拥有岛屿的家族如下：

萨努多家族（Sanudo）：纳克索斯、米洛斯和帕罗斯岛；

基吉家族（Chigi）：米克诺斯和蒂诺斯岛；

朱斯蒂尼安家族（Giustinian）：塞里福斯（Serifos）和宰阿（Zea）岛；

奎里尼家族（Querini）：斯坦帕利亚岛；

丹多洛家族：安德罗斯岛。

这些家族中的次子或三子，带着家人移居岛上，与其说是去占领，不如说去经营更为合适。驻守这些岛上的海军也非常优秀，常常应国家的要求，或者与国家海军共同战斗，或者是单独完成军事行动，为祖国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不过，作为控制爱琴海的最重要的军事基地，内格罗蓬特［Negroponte，今埃维亚岛（Euboea）］是由共和国直接管辖。守住此地，等于是掌控了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

最后说一下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是东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岛屿。时至今日，这里仍被称为“浮在东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与德军曾经在此发生过惨烈的战斗，可见这里的战略价值十分重要。对威尼斯而言，克里特岛不仅是战略要地，还是威尼斯与埃及等北非沿岸城市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因此，无论如何要牢牢地控制在手中。

然而，当初在分割领土时，克里特岛属于孟菲拉特侯爵的领地。威尼斯将属于他们的特撒利（Thessaly），外加1万马克，与侯爵做了交换。既然威尼斯人大费周章才将克里特岛弄到手，当然是由国家直接管辖。

威尼斯人对克里特岛，真正可以用“死守”二字来形容。他们表现出的顽强和付出的牺牲，甚至超过了（“二战”中）对抗德国的英国军人。(www.daowen.com)

就这样，威尼斯完成了“高速公路”的“建设”。人口仅10万左右的小国，要成为控制东地中海流域的贸易大国，必须有合理且扎实的基盘。威尼斯人充分利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个好时机，成功地奠定了国家繁荣的根基。

话说回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如前文所述，可谓是恶名昭彰。以朗西曼为代表的欧美历史学家们，批判这次东征的理由，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点：

第一、君士坦丁堡沦陷时，对于文明的破坏以及毫无理由地对当地人民的暴虐行为。

第二、玷污了十字军精神，减弱了之后十字军运动的势力。

东地中海上的威尼斯高速公路

第三、原本作为抑制穆斯林势力的拜占庭帝国因此衰退，使得基督教世界日后在对抗穆斯林攻击时，处于非常不利的立场。

就我个人而言，对学者们广泛且深入的研究调查，由衷地感到敬佩。但是从上述的理由来批判第四次东征，却很难表示赞同。

首先，有关破坏与暴虐的行为。从第一次十字军征服耶路撒冷，以及第三次十字军狮心王理查的行为来看，这种暴行在当时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对大量的古希腊、古罗马时代流传下来的书籍在浩劫中毁于一旦，我感到极其遗憾。但回顾历史，罗马帝国瓦解时，以亚历山大图书馆被焚为例，多少文明惨遭肆虐，而且不少都是毁于基督徒之手。在破坏文明的行为上，基督徒的狂暴程度不亚于任何其他宗教的教徒。

唯一让我们感到的救赎，是胜利者能够懂得文明的价值。至于那些东西是作为宝贵的人类遗产陈列在大英博物馆，还是用来点缀圣马可教堂等威尼斯的街景，我个人认为两者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其次，有关对十字军精神的玷污。的确如学者所言，打着收复圣地旗号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终却将他们抢占领土的野心暴露无遗。为了满足掠夺的欲望，军队连辛苦一下跑到偏僻的巴勒斯坦，摆个姿态的工夫都省去了。即使是那些去了巴勒斯坦的，不少人一听到拉丁帝国建立的消息，立马掉头返回君士坦丁堡。十字军精神堕落无疑。十字军运动自第四次东征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直至销声匿迹。

但如果跳脱十字军研究的角度，第四次东征难道真的带来了如此大的罪恶吗？

坚信“神与我们同在”的人们，往往会轻易地把和自己观点相悖的人视为恶魔的同行者和自己的敌人。纵使其中不牵涉物欲，纯粹是崇高精神的驱使，我个人也不能同意此类观点。这种由穆斯林发起、基督徒继承的圣战思想，至少从十字军运动上体现了其逐渐减弱的趋势，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十字军历史上，另外还有一场遭到恶评的战争，那就是由腓特烈二世率领的第五次东征。这位凡事都采取客观态度的皇帝，兵不血刃地进入了耶路撒冷，通过外交谈判，使得穆斯林承认了基督徒朝拜圣地的权利。由于他没有杀害任何异教徒，遭到了西欧世界的非难，教皇开除了他的教籍，让他一辈子都带着基督教敌人的烙印。之后，法国的路易国王率领十字军东征，败给穆斯林军队，路易连耶路撒冷城都没看见便死在途中，但却进入了圣人的殿堂。

第三点导致拜占庭帝国衰败的说法，要看是从现代回望，还是站在当时的角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可以说，这一条是因历史观不同而影响历史评判的最好范例。

当人处于事件旋涡之中时，即便是深谋远虑的智者，在那个当口，同样也无法预测一些事态的发生。在第四次东征时，如果有谁能预测到100年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会诞生，而且势力强大到在250年后彻底摧毁拜占庭帝国，震撼整个西欧世界，那个人一定是神。要求历史人物拥有神一般的能力，对他们的无能口诛笔伐，不该是历史学家应有的态度。

在有关威尼斯历史的书籍中，不少有参考价值的都出自英国人之手。也许源于同为海洋国家的亲近感，英国人似乎非常欣赏威尼斯。不过，从这些书籍中还是可以看到英国人卫道士的一面。向来认为英国是全世界最伟大国家的英国人，再怎么热爱威尼斯，毕竟那也是别人家的历史。然而，只要对英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再也没有比道貌岸然的英国人更滑稽的民族。爱尔兰有这样一个笑话：

“为什么大英帝国日不落？”

“因为上帝不相信日落后的英国人的行为。”

在英国人还不那么虚伪的时代，他们真是非常可爱。《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吉本，正是那个时代的英国人。

至于威尼斯人，除非伪善能为他们带来实质性的利益，否则绝不会去扮演道德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