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活跃于中世纪地中海上的是什么船，相信大多数人会立即回答是加莱船。不过，这里要指出的是，那些认为地中海上所有的船都是有船桨的加莱船，而且划桨的全是戴着锁链的奴隶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如前章节所述，威尼斯的船并不都是加莱船，帆船的重要地位从来没有减弱过。帆船的长度是宽度的3倍，因其短圆的形状，又被称作柯克船（Cocca）。与之相比，加莱船的长度是宽度的8倍，所以叫“长船”（Nave Lunga）或“细船”（Nave Sottile）。加莱船的宽度通常在5米，因此长度就有40米之长。除了大型船之外，一般的加莱船上只有船尾一个舰桥。

桅杆通常是两根，如果是大型船的话，不少船会装三根桅杆。帆桁与船身同长，也是40米。船帆当然是三角帆。不过加莱船与帆船不同，它的备用帆仅供帆破损时交换，不必像帆船那样，为应对气候的变化而预备种类不同的帆。如果遭遇恶劣气候，加莱船需降下船帆，改用船桨推进。

相对于没有风就不能动弹的帆船，加莱船的优点在于受风向影响的程度较小，行动自由。除此之外，因其船体构造狭长低矮，所受风力及海水的阻力小，速度很快，据说可达到4—6节（1节=1海里/小时=1.85公里/小时）。

不过，加莱船也有缺点。一是载货量不大，二是人力成本过高，所以不太适合作为商船使用。与帆船相比，它需要划桨手。如前文所述，如果划桨手不是奴隶，就必须付薪酬雇用水手。

当时最常见的加莱船是一种叫作“布雷米”（Bireme）的船，每块座板上并排坐两名划桨手，每人各持一支船桨。不久之后，一排坐三名划桨手的“特雷米”（Trireme）成了主流。有时候将之翻译成“三层浆船”，这种译法姑且不论古代，至少不适合中世纪时的实际情况。

船桨固定在船舷外的支架上。之所以不固定在船舷上而是延伸至舷外，是鉴于杠杆原理，支点离手越远，越能提高划桨手的划桨效率。这种方法从古希腊时代就已经被采用，威尼斯人只是在此基础上做了改良。

普通的加莱船有27排，每一排的两侧各有两名划桨手，一条船上共计有108名划桨手。“要塞”级的超大型帆船，据说船员人数在百名以上。一般的加莱船，仅是划桨手就达到了这个数字，如果是普通的200吨级的大帆船，船员应该只有这个数字的一半。加莱船除了百名以上的划桨手之外，另外还需要20到40名船员。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就知道150人与50人的薪水差额是相当大的。

加莱船虽然是靠船桨推进，但是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不会有连续10小时繁重劳动。加莱船的航海日志上，常常会出现“喜遇顺风”的文字，可见，它不是始终以浆划行的。我认为，船桨类似于现在游艇上的马达，能用帆的时候，尽量使用，所谓的当风使尽帆。而划桨手则将船桨固定在略高于水平的位置，趁机歇息。不过，船在进出港时，划桨比用船帆更容易操作。此外，遇到海风突然停止的情形，也是加莱船的应变能力强。海上突然无风无浪，而且持续连日的状况其实是挺频繁的。帆船的航海日志中，常常出现因没有海风，只好在海上漂流了数日的记录。就算情况没有如此糟糕，但清晨或日落前海上无风的现象，只要是在海上生活过的人都应该经历过。

综合以上的优缺点，加莱船的确比帆船更具有优势。与交易方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一向是威尼斯商人最为重视的问题。因此，能够较准确地估算出航行时间的加莱船，有其作为商船的价值，尤其是它适合在风向和地势均很复杂的地中海航行。其不足之处在于需要经常靠港进行补给。不过由于当时的航行只能依靠简单的航海图、指南针以及肉眼观察，即便是大型船，也会尽量避免夜间航行，因此这也不能算致命性的弱点。顺便提一下，罗盘是在进入14世纪以后才普及的。

加莱船最大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军船。打仗时，它的那些诸如人工费用过高、货载量不足等缺点，就变得无关紧要了。遭遇敌军时，立即降下船帆、飞快地划动船桨，此时此刻，加莱船不受风向影响以及容易操舵等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如果对方不是加莱船，那么，是否开战的决定权便在这一方了。

一旦开战，加莱船尖锐的船头就变成了武器，直接插入敌船的腹部。那时大炮尚未普及，海战形式基本上是船与船的撞击，以及双方士兵在甲板上肉搏。这种情况下，一定是人多有利。威尼斯加莱船的划桨手也属于战斗力，因此在人数上占有优势。不过奴隶是不打仗的，所以就不能让奴隶充当划桨手。

军用加莱船的划桨手是按照以下方式征召的：

威尼斯有60多个教区。每一个教区都有一本20—60岁男子的征兵登记册，按顺序细分为12人一组。每次军务，该派谁参加，由小组全体成员决定。决定人选之后，其余的11个人每人拿出1里拉，再加上国家付的5里拉，出征的人可获得16里拉的俸禄。若被征召的人因某种理由无法出征，他可以支付6里拉，请组里的其他人顶替。这就是威尼斯的兵役制度。

以上讲的是军船的情况。如果是商船，人员则都是为了赚钱的劳工。由于威尼斯人口少，仅靠本国人无法满足需求，因此船员中不少是来自友邦或殖民地的民众。除了威尼斯雇用自由民作为划桨手之外，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的海洋城邦国家，也都鉴于同样的理由不使用奴隶。那些用锁链锁住奴隶或战俘，强迫他们划桨的，主要是阿拉伯人或者海盗。

威尼斯共和国要求船上的所有成员自备武器，因此，负责战斗的不仅是专门的骑士，船员、划桨手们也必须携带轻武器登船。划桨手们的座板之所以建在上甲板，而不是能遮风挡雨的下甲板上，就是为了战情发生时，这些人可以随时作为武装人员投入战斗。在接近敌船之前，他们的任务是划桨，一旦两船相近，即刻绑好船桨，拿起斧头和刀剑，杀向敌人。在划船驶向敌人时，常常会遭遇对方船上射来的弓箭，所以进入战斗状态的加莱船的船舷上会放上盾牌，保护划桨手。

除了剑、斧、长枪、弓箭等武器之外，还有一种钉满尖钉的角材掷向敌人。另外，肥皂水也是重要的武器。船员们把它泼向敌船，弄得甲板非常滑，让对方的士兵站不住脚。想想那些全副武装的大男人滑倒在满是肥皂泡的甲板上，真是让人忍俊不禁。不过，这可不是我在开玩笑，是千真万确的史实。

在威尼斯共和国，商船与军船是没有严格的区别的。这种状况不仅发生在10世纪到13世纪之间，直到18世纪末共和国灭亡，始终如此。

虽然大致上可以把加莱船视为军船，把帆船看作商船，不过这只是鉴于加莱船适合打仗，帆船适合行商的理由而已。实际上，加莱船也作为商船使用，不适合战斗的帆船，也曾作为运输船，称职地担当了军船的角色。也许只有那些装载着商品，正驶向目的地的船，才能算真正的商船吧。(www.daowen.com)

以威尼斯当时所面临的环境，不能严格地区分使用商船与军船是形势使然。一旦在海上遇到突发事件，从威尼斯本岛或其他基地会即刻出动军舰救援。同时，在附近海域巡逻的军船也会行动起来。甚至商船如果碰巧距离事发地不远，有时也会接到去指定港口报到的命令，那是一个商船也必须配备自卫武器的年代，看似匆忙中临时组建的队伍，其实是训练有素的舰队。因为威尼斯共和国对海上发生紧急事态早就有所预料，所以无论是军船或商船，从船的大小、武装程度、船员人数、货物载运量，到航行时间以及大致的航路，都由国家指定并严格地掌控。

当然，军事专用的船也是存在的。不过，这些纯粹的军事用船，在构造上与其他的加莱船无异，船员也并非都属于威尼斯海军，仅仅是因为人员数量多于商船。当时海战的形式为短兵相接，因此，士兵的数量左右战况。包括划桨手在内，军船上的武装人员自然是多多益善。即便是加莱船，如果船员数在60人以下，都不能算作军船。在船上出现大炮之前，所谓的军船是由船员数决定的。那些商用的加莱船或帆船，在航行途中，一旦因形势需要组成舰队，就必须听从军舰指挥官即海军统帅的指挥。

正如我在第一章的国家建设所述，威尼斯共和国具有极大的国家决策力，其“行政指导”之强势，在其他国家找不到同例。这一点让异国的民众颇感不可思议：威尼斯民众为何能忍受这种情况，没有抱怨呢？

或许是因为大多数威尼斯人知道，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再加上威尼斯统治阶层即大商人们，精心设计和实施的平等执行法律以及公正（不是平等）分配利益的行为，没有让民众感到不满吧。如果只是单纯地依仗权力，由上至下地施压，共和国1000余年的历史中，反政府的运动不可能仅发生两次，威尼斯人也不可能享受到同时代的他国人民不曾拥有的安定的国内环境。

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所奠定的国家政策基础，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项：

第一，建设海上“高速公路”。第二，保持独立，不依附东方或西方任何一方的强国。第三，利用代替东方强国拜占庭帝国执行安保任务的机会，当上了亚得里亚海的“警察”。

以上这些政策，从公元1000年前后皮耶托·奥赛罗二世担任元首开始，一直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仅第三项政策有所变化，200年间始终是威尼斯共和国政治、外交的基本方针。至于是固守还是改变方针，其决定因素在于它们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这个根本原则。

有道是“起初有言”。但在威尼斯共和国则是：“起初有商。”威尼斯人是中世纪时的“经济动物”，但这些“经济动物”们对此似乎并不抱有劣等感。威尼斯人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要保持高效的商贸运作，必须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各个方面都拥有精准、巧妙的手腕，而这种技能，毫不逊色于创造作品的艺术。凭借“起初有商”，威尼斯共和国生存了1000余年。

海上的“高速公路”给威尼斯带来了安全、可靠以及节省时间等好处。而对于建设及运营“高速公路”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的牺牲，威尼斯人将它们看作为了国家利益所付出的“必要经费”。与威尼斯同时代的其他海洋国家，其实也很热衷于基地的建设和维护，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像威尼斯那样，政策贯穿始终，而且坚持不懈。

“威尼斯人靠自己的鲜血，保卫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这是那些并不欣赏威尼斯共和国做法的人给出的赞词。在现代的历史学家中，持这种观点的尤其多。如果中世纪的威尼斯人听到这些赞扬，不知道会有什么表情？

那些谈论独立与自由的人，往往是出自意识形态。与之相反，威尼斯人保卫独立和自由，完全是因为与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阅读威尼斯人的文章时，我发现与其他文字相比，独立与自由两个词出现的频率极低。也许他们不属于疾声高呼独立与自由的民族吧。

然而，实际上威尼斯人对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而且确确实实地守住了国家的独立和自由。历史上不乏强调捍卫独立和自由，可是一旦遭遇苦境，就轻易地放弃了高尚的意识形态的例子。倒是威尼斯人的执着，更令人感到有趣。相信事情对自己有实际利益，可能比相信理念上的好事，来得更顽强一些。威尼斯人从来不会一面倒地依附于东方或西方的某一强国，由始至终保持独立和自由，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威尼斯地理上虽然近西欧，政治上却隶属拜占庭帝国。因此，哪怕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不能将威尼斯占为己有。同样，罗马天主教会，也无法以威尼斯人是天主教徒为由，强迫他们服从教皇的命令。因为威尼斯人尽管不是希腊东正教徒，但在政治上属于东方帝国。这种巧妙的身份立场，让威尼斯躲过了席卷中世纪的教皇与皇帝的战争。

最初因对教理不同的解释而引发的骚动，没过多久便成了权力之争。那些所谓的皇帝党和教皇党，其实并不是对皇帝或教皇深信不疑，而是原本就交恶的人们选边站而已。由于纷争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来自各国的内部，因此战火愈演愈烈，远到佛罗伦萨都深受其害。整个意大利，几乎只剩下威尼斯没有卷进这场斗争。从保证国家公权力有效运转的角度来看，这是威尼斯幸运的选择。

话说回来，由于地理上位置相近，再加上宗教上信仰相同，威尼斯不可能完全地做到事不关己。它决定担当起调停的角色，毕竟没有战争的地方，比较好做生意。

公元1177年，威尼斯邀请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Barbarossa）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来到威尼斯。在主人塞巴斯蒂安·齐亚尼（Sebastian Ziani）元首的斡旋之下，双方签署了和平协定。当然这场名为教理争论，实为利益冲突的争战，不可能因此偃旗息鼓，但是它让冲突的两方都认识到威尼斯对哪一方都无恶意。这个结果意味着威尼斯商人的通商自由将不会受到侵犯。

其实，真正让威尼斯下功夫的，是与另一边的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主要商业在东方。拜占庭帝国在给予威尼斯人行商特权的同时，要求他们代帝国担当起保卫其西方领土的职责。双方的这种关系，从11世纪开始，持续了近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