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一位叫普雷沃斯特-帕拉多尔的法兰西作家写了一本关于法属殖民地的书。书中预测道：“将来，一种新门罗主义^[1]会以澳大利亚的名义阻止欧洲踏足太平洋。”1883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在悉尼开会时，一致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占领太平洋赤道以南的土地。但这种排外政策并没有得到推广。直到建立联邦国家，澳大利亚人一直沉浸在国内的事务中，没有注意或不愿意了解他们在太平洋星罗棋布的岛屿上的利益归属。然而，突如其来的威胁使他们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对新几内亚产生了兴趣。也许只有在最危急的时刻，澳大利亚人才会关注太平洋的其他地区。

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战胜法军

巴黎公社运动中的巴黎街头

一些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岛的法兰西囚犯偶尔会逃到布里斯班和悉尼。1853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兼并了新喀里多尼亚岛，并在1863年决定将其作为罪犯流放地。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运动结束后，1871年，巴黎起义将三四千名政治犯送到了新喀里多尼亚殖民地。这些罪犯中有记者、教授、艺术家、技工，以及形形色色的流氓无赖。其中，最有名的罪犯是勇敢的政治作家亨利·罗什福尔。澳大利亚殖民地费尽千辛万苦废除了罪犯流放制度，但流放制度又在附近的一个外国小岛上重演。澳大利亚人感到非常不安，尤其是当逃犯和刑满释放人员陆续登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时，他们越来越焦虑。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维多利亚殖民地的警察经过统计报告，1874年至1883年，至少有二百四十七名已知的法兰西逃犯和刑满释放人员登陆了澳大利亚。英国政府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礼貌地陈述了此事，提出了罪犯流放制度导致的种种不愉快，以及新喀里多尼亚继续实行该制度的不利影响。后来，法兰西政府意识到，将新喀里多尼亚变成流放地阻碍了岛上自然资源的开放，于是决定废止流放制度。1898年后，新喀里多尼亚岛的罪犯流放制度被废除。其间，共有一万五千名罪犯被流放到了新喀里多尼亚。

亨利·罗什福尔（1831—1913）

英法联合占领新赫布里底群岛后，面临的问题越发复杂。1882年，法兰西的一家公司购买了群岛的部分土地，开辟了一条往返于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努美阿之间的常规贸易路线。很早以前，基督教长老会就一直在太平洋的各岛屿间进行传教。驻守在新赫布里底群岛的传教士们知晓很多重大事件，他们对澳大利亚的教派发出了警报。长老会是一个人数众多且颇具影响力的教派。通过对殖民地政府施加政治压力，英国外交部向法兰西政府暗示，如果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想要兼并新赫布里底群岛，必定会引起澳大利亚的不满。法兰西承诺说不会兼并群岛。1887年，英法签订公约，协定将新赫布里底群岛委任给英法海军管理，并将新体制称为英法共治。

19世纪60年代的努美阿

1906年，英法通过会议修改了1887年公约的具体内容，对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政府体制做出了调整。两国政府将群岛称为“联合影响区域”，当地的英法居民享有平等的居住权、人身保护权和贸易权，双方都具有管理本国居民的权力，“任何一方都不能行使单独控制权”。英法各派出一名属地代表驻扎在埃法特岛的维拉港。英法海军的联合管理仍在继续，其主要职责是维持新赫布里底群岛的社会秩序。这种尴尬的管理方式并不能令人满意，也算不上公正合理。

巴布亚岛上的土著

澳大利亚北部有一座面积广阔的岛屿，被托雷斯海峡分离开来。由于当地土著人的头发天生卷曲，葡萄牙人称那里为巴布亚。荷兰人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建立了小型定居点，并用西班牙名字“新几内亚”为定居点命名，因为“新几内亚”使用很广泛。除了澳大利亚，巴布亚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岛屿，面积超过三十万平方英里。澳大利亚可能也曾想将巴布亚岛据为己有。巴布亚岛上居住着黑皮肤的土著人，他们不需要费力劳作，因为当地的肥沃土地为他们提供了充足的生活资源。除了原始的花园，巴布亚岛从未开发过矿产资源或进行热带农业耕作。十六七世纪的航海家们经常沿着巴布亚岛的海岸线航行。“为了纪念尊贵的威廉三世”，威廉·丹皮尔将巴布亚岛西北部的海角命名为威廉国王海角。路易·韦兹·德·托雷斯、詹姆斯·库克、威廉·布莱和马修·弗林德斯以及其他人都曾在托雷斯海峡的复杂珊瑚礁间穿行。巴布亚岛在地图上的形状非常准确。据说，巴布亚岛栖息着一种鸟儿，羽毛非常美丽，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并没有人知道。将来，巴布亚岛一定会引起探险家们的注意。如果外国势力入驻巴布亚岛，对澳大利亚来说是很不利的。

巴布亚岛上的土著

然而，很久以后，澳大利亚的政治家们开始意识到巴布亚岛的重要性。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各殖民地都专注于自己的事务，几乎没有考虑过澳大利亚的整体利益。如果有人能花半个小时研究地图，思考一下澳大利亚未来的拓展方向，也许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巴布亚岛的控制权，因为当时的荷兰人还没有完全占领巴布亚岛。后来，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报纸和公众都责怪英国政府的疏忽。不过，英国政府确实行动迟缓，居然被德意志帝国的外交蒙蔽了。但仔细研究了官方文件后，英国政府发现澳大利亚殖民地也存在一定疏忽。

理论上来说，从1846年起，巴布亚的东部半岛就已经属于英国。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布兰布尔”号的查尔斯·班菲尔德·尤尔船长在巴布亚湾的占领角，升起了英国国旗。但我们并不太清楚他是否是在收到正式命令后，才宣布巴布亚岛归英国所有。如果这是他的个人行为，那么显然，他比1793年“占领新几内亚和托雷斯海峡其他岛屿”的两个东印度商人看得更远。查尔斯·班菲尔德·尤尔在巴布亚岛升起英国国旗二十多年后，英国海军部在备忘录里对此表达过疑惑，认为巴布亚岛不只是名义上的英国领地。

直到1867年，才有人开始留意巴布亚岛的发展前景。当时，悉尼成立了一家小型的新几内亚公司。这家公司向新南威尔士政府申请资金，但政府并不打算拨款，只是将一条备忘录转交给了英国政府，敦促英国兼并新几内亚，因为这是“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然而，当时当政的德比伯爵内阁并没有重视这件事，拒绝授权任何自发性的拓殖计划，也不愿授权任何与澳大利亚土著人争夺土地的冒险行为，或授予探险家封号。因此，新几内亚公司就此打消了开发巴布亚岛的念头。

1872年，一群爱好探险的年轻人从悉尼出发，前往巴布亚岛探险。他们本来想去巴布亚岛开拓定居，但不幸遇上了沉船事件，一些人被土著杀害。这是一次失败，一场灾难，唐宁街的英国政府对此颇为不满。

1873年，英国皇家海军舰艇“巴兹里斯克”号的约翰·莫尔兹比船长打开了澳大利亚探险活动的新局面。他发现澳大利亚南海岸线有被陆地包围的海湾，位置极佳。登陆后，他发现巴布亚岛的土地十分肥沃，因此，他在巴布亚岛升起了英国国旗，在政府没有下达命令前先行占领了巴布亚岛的东部。白人经常举行占领仪式，对当地土著人来说，这些仪式就像看演出一样热闹。

英国政府得知了约翰·莫尔兹比的重要发现，于是询问澳大利亚各殖民地对此事的看法，为澳大利亚提供了一个团结的机会，即阻止任何外国势力占领巴布亚岛。与此同时，英国新的执政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上台，卡那封伯爵担任殖民地大臣。即使有人曾明确暗示过外国势力的威胁，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英国兼并除了巴布亚岛西部以外的其他地区，因为荷兰人已经占领了西部。然而，英国政府发现各殖民地的态度并不明确，很多人不想承担任何责任。巧合的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德比伯爵发表了演讲，表达了“英国的黑人臣民已经足够多”的观点。他的话出现在了很多演讲稿和报纸上，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因此，乔治·鲍文总督从维多利亚殖民地发回报告，称殖民地有头脑的人都“同意那条原则，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有例外。英国的黑人臣民已经足够多了”。

后来，昆士兰对巴布亚岛产生了浓厚兴趣。威廉·凯恩斯总督报告说：“殖民地政府和当地居民都对新几内亚不怎么感兴趣。”

1874年，只有一位澳大利亚政治家认为巴布亚岛问题非常重要。这位政治家就是新南威尔士后来的州长亨利·帕克斯。他写的一条备忘录强调，巴布亚岛如果落入外国势力手中，一定会引发很多问题，但如果英国将它纳入殖民版图，必定会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可。但威廉·C.F.罗宾逊总督在将亨利·帕克斯的备忘录转发给英国时，指责了这些言论，质疑亨利·帕克斯对此没有严肃考虑。毫无疑问，如果英国兼并了巴布亚岛，澳大利亚政府决不会分担巴布亚岛的管理费用，英国政府也没有理由将这笔费用强加在英国纳税人身上。因此，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巴兹里斯克”号

约翰·莫尔兹比（1830—1922）

本杰明·迪斯雷利（1804—1881）

威廉·凯恩斯（1828—1888）

1875年，昆士兰突然意识到巴布亚岛与其领土非常接近，因此，昆士兰政府开始关注巴布亚岛的未来。昆士兰议会通过议案，促使英国政府同意了兼并。但其他殖民地拒绝分担管理费用。当时，有流言称德意志帝国试图在太平洋扩张势力范围。卡那封伯爵听到这些流言时，认为并不可信。英国国务大臣写道：“我知道，德意志帝国政府最近并没有扩张殖民地的计划。这些流言可能指的是新几内亚。”这件事的后续发展表明，英国外交部对德意志帝国的计划一无所知。

卡那封伯爵（1831—1890）

与此同时，卡那封伯爵承诺英国政府会顺应民意采取行动，条件是澳大利亚殖民地必须支付管理巴布亚岛的费用。接任卡那封伯爵的麦克·希克斯·比奇爵士明确表示：“兼并计划与宗主国并不直接相关，但只要与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利益相关，殖民地就应该承担管理巴布亚岛的费用。”

麦克·希克斯·比奇爵士（1837—1916）(www.daowen.com)

1878年，人们在巴布亚岛南部发现黄金。随后，大量矿工涌入巴布亚岛，殖民地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维持当地秩序。维持巴布亚岛秩序的任务由英属西太平洋领地的高级专员负责。英属西太平洋领地成立于1875年，总部设在斐济。西太平洋高级专员亚瑟·戈登指出，由于巴布亚岛并非英国的主权范围，因此，想要维持当地秩序会面临很大困难。如果英国矿工被美国人或德意志人杀害，高级专员法庭并不能行使管辖权。英国政府一直坚持的是，如果澳大利亚人想要得到巴布亚岛，必须为此付出管理代价。

亚瑟·戈登（1829—1912）

1882年，德意志帝国的扩张意图再度显现。德比伯爵作为殖民地大臣，用卡那封伯爵曾使用过的措辞说，“没有理由去猜测”德意志政府是否有这样的行动。然而，昆士兰州长托马斯·麦克莱斯认为，自己得到的信息比英国政府得到的更可靠。他坚信德意志帝国即将采取行动，尽管柏林透露给英国外交部的消息恰好与此相反。由于事态紧急，他无法与英国政府商谈细节。于是，1883年2月，托马斯·麦克莱斯发电报给伦敦称：“一旦收到英国的授权，昆士兰会立即承担管理费用，正式占领巴布亚岛。”但德比伯爵还在为黑人太多的问题困扰，忽略了前人定下的原则，没有理会昆士兰议会的决议，拒绝批准授权，除非有证据表明“殖民地的人民同意兼并”，以及“立法机关通过了必要的决议”。1883年3月，德比伯爵通过信件回复了托马斯·麦克莱斯，而不是用方便快捷的电报。

亚瑟·戈登（1835—1900）

然而，托马斯·麦克莱斯是一个恪尽职守、意志坚定的人，他知道德意志间谍在太平洋的动向，认为事态十分紧急，不能再拖延下去了。1883年4月的一个早晨，殖民地大臣打开报纸后，对报纸上的一封电报内容感到非常吃惊。电报称，昆士兰政府已经占领新几内亚。德比伯爵立即向托马斯·麦克莱斯总督发了电报，让他解释这件事。

1882年4月，托马斯·麦克莱斯总督向星期四岛的切斯特警务司法官下达了指令，命他占领“不属于荷兰人的所有岛屿”。1882年4月4日，切斯特执行了总督的命令。托马斯·麦克莱斯通知德比伯爵，称昆士兰政府“坚信事态紧急，等不及得到英国政府的指示”，因此才采取了行动。他还说通过“各方渠道”得到的消息，“巴布亚岛很可能会被外国势力占领”。

德比伯爵生气地谴责了托马斯·麦克莱斯的行为，甚至不承认此次兼并，因为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授权。德比伯爵口吻坚定地写道：“澳大利亚殖民地担心某外国势力即将在新几内亚海岸登陆一事，纯属无凭无据的不实之言。通过咨询，英国政府确信这是无中生有。”几个月前，德比伯爵还坚信昆士兰总督已经明白要审时度势，但德意志首相俾斯麦完全骗过了英国外交部的代表。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一致表示支持托马斯·麦克莱斯州长，并大肆赞扬兼并行动。其他殖民地决定与昆士兰一起承担巴布亚岛的管理费用。1883年底至1884年初，德比伯爵已经获知各殖民地的态度，但仍然没有认可托马斯·麦克莱斯的行为。德比伯爵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1883年6月，他询问外交部能否“保证”外国势力不会干预巴布亚岛。1883年6月26日，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回答说他“确信外国势力没有相关计划”。格兰维尔伯爵是一个风度优雅、礼貌诚实的人，但他很快发现，蓝眼睛的德意志人确实擅长睁眼说瞎话。

俾斯麦（1815—1898）

1884年，德意志帝国驻英国大使格奥尔格·赫伯特·明斯特公开表示了德意志对太平洋的兴趣。他告诉德意志帝国政府，认为巴布亚岛北边的无人领地可以成为德意志的企业用地。1884年8月，由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不断施加压力，英国内阁打算宣布除荷兰人已经占领的地方，整座巴布亚岛归英国所有。但后来，英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德意志人对英国人的目的并不陌生，在这一点上，他们比英国人高明得多。格奥尔格·赫伯特·明斯特在恰当时间对此事进行了干预，结果，正如菲茨莫里斯男爵在格兰维尔伯爵的传记中说的那样，“英国内阁的决定并没有付诸实践”。英国官员乘坐的前往澳大利亚宣布兼并命令的船被耽搁了。与此同时，殖民地副大臣前往柏林和俾斯麦进行会谈。德意志政府通过外交大使暗示应该“通过委托授权的方式，友好地达成理解”。

格奥尔格·赫伯特·明斯特（1820—1902）

格兰维尔伯爵（1815—1891）

然而，当柏林正在举行会谈时，德意志帝国表面上是为了“友好地达成理解”，但事实上是为了让俾斯麦的计划顺利进行。英国代表诚心诚意地与德意志帝国的首相交涉，但德意志的舰艇正在全速开往巴布亚岛。英国外交大臣得知确切消息前，德意志帝国已经兼并了巴布亚岛北部及附近的几座相邻岛屿。英国外交部副大臣在给格兰维尔伯爵的信中写道：“我认为英国政府因你蒙羞。”因为他带着一腔热诚前来，却被完全欺骗了。他礼貌地向德意志政府表示了抗议，称：“女王陛下的政府对这样的宣告毫无准备。”俾斯麦对一切都心知肚明，但伦敦听不到他的低笑声。

澳大利亚人得知自己的利益受损后，十分不满。但除了抗议，他们无能为力。1884年，英国海军准将詹姆斯·厄斯金宣布，德意志帝国兼并的岛屿有效。从那时起，一直到澳大利亚联邦成立，英国对新几内亚的管理都是由昆士兰殖民地代为执行，管理费用由六个殖民地共同承担。

1884年，萨摩亚被德意志帝国兼并。但早在1874年10月，英国已经占领了斐济。

德比伯爵、麦可·希克斯·比奇爵士和格兰维尔伯爵就这样将新几内亚的北部地区拱手让给了德意志帝国。先不说他们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多少责任，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澳大利亚早期的各殖民地之间缺乏合作，是真正应该为这次错误负责的一方。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只关注自己的内部事务，从来没有将目光放在外部事务上。亨利·帕克斯是一个有远见的人，但他单枪匹马，并不能发挥多少作用。然而，公平来说，当时，澳大利亚的各殖民地还很不成熟。为了殖民地的开发，当地人付出了巨大努力，也献出了宝贵的资源。真正明智的母国应该不计较得失，不拘泥于条款细则，积极采纳多方建议，对巴布亚岛进行兼并，然后再委托澳大利亚政府承担责任。这样一来，也许就可以避免遗憾了。

南太平洋诸岛岛民或肯纳卡人在昆士兰的甘蔗地劳作时，引发了太平洋地区的另一个问题。“肯纳卡”是波利尼西亚语，意思是“人”，岛民们习惯重读第一个音节，但澳大利亚人习惯重读第二个音节。鲁德亚德·吉卜林在诗歌《迷失的团》中写道：“我们因七盎司重的金块兴奋大叫，我们像肯纳卡人那样渴望食物果腹。”在这首诗中，“肯纳卡”的发音是正确的。但有人告诉他，根据澳大利亚的发音，第二句诗读不通，因此，他将第二句改成了“我们像辛劳的农民那样渴望食物果腹”。

澳大利亚的早期热带农业史记载，很早以前，肯纳卡人已经来到昆士兰的甘蔗地干活。当地劳动力短缺，如果没有足够的劳动力，甘蔗产业就不可能成功。因此，1842年定居到悉尼的英国水手罗伯特·汤斯想到了肯纳卡人。罗伯特·汤斯是一个积极进取、喜欢冒险的人。后来，他和太平洋其他岛屿进行生意往来，发现利润可观，于是，他开发了一个棉花种植园，并对昆士兰北部的几块地产生了兴趣。他在棉花种植园引进了两三百名肯纳卡人，其他种植户发现这个办法非常有利可图，也开始纷纷效仿他。

通过帆船船主，南太平洋诸岛的岛民被招募到了昆士兰。帆船船主声称岛民们与自己签订了协约，在昆士兰种植园服务一段时间，合约期满后就将岛民安全送回原来的岛屿。但各个岛屿的土著人说的语言都不一样，唯一可以用来交流的语言就是洋泾滨英语，而且懂这种语言的人也很少。船主们答应的条件很少能实现，所谓的“合约”只是掩盖真相的幌子，其本质与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口贩卖一样，都是一种变相的奴隶贩卖。

贩卖黑人的行为从根本上漠视法律、人性以及岛民的基本权利。著名的传教士J.G.佩顿在南太平洋诸岛传教，他说：“许多当地人被骗走，或被武力掳走，被迫离开了家园。”当地人将这种行为称为“偷人”。年轻力壮的男人们被诱骗到帆船上，或在武力的胁迫下被强行掳走。有幸可以重回岛上的人往往饱受了种植园主各种恶行的折磨，他们的报酬也只是一些无用的东西。据记载，有一次，一个肯纳卡人在船上工作五个月后，得到的报酬是四条手绢、几根管子和一些无花果烟草。

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

19世纪90年代的肯纳卡人家庭

贩卖黑人的做法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丑闻事件。1868年，昆士兰政府决定通过立法规范管理。然而，相关政策实行后，还是出现了十分恶劣的绑架谋杀事件。在从事黑奴贸易的船主中，臭名昭著的布利·海耶斯是最丧心病狂的一个。他巧取豪夺的猖狂行为与英国奴隶贸易时期的西非商人如出一辙。后来，招募黑人劳动力只能在更严格的监管制度下进行，并由昆士兰政府指定的督察员负责招募工作。绑架事件被遏制，肯纳卡人每年可以得到至少六英镑收入，合约期满后，他们可以回到原来的岛屿，而且工作期间还能受到种植园主的保护。然而，昆士兰政界的工党势力日益强大，该党派决定对进口肯纳卡劳动力进行管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逐渐明白了为使肯纳卡人成为永久劳动力，种植园主们犯下的罪恶行为。昆士兰建立联邦制后，进口肯纳卡劳动力的制度也应该被终结。但一旦失去了肯纳卡劳动力，澳大利亚就要为保护制糖业做好准备。澳大利亚政府为此采取的政策将在第二十八章叙述。

【注释】

[1]门罗主义指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国会演说，表明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洲国家的相关事务，并宣布对欧洲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各国与美洲殖民地之间的战事，美国将保持中立。门罗主义是美国涉外事务的转折点。—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