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而创造的方针，是香港及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所采用的基本制度，也是目前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方针。这一概念是1982年1月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1982年《宪法》第31条对特别行政区作出专门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理论的法制化和成熟化。今年恰逢“一国两制”理论形成30周年，半个甲子，承载了几代人的光荣与梦想、智慧与情感、艰辛与辉煌，值得我们纪念和回味。“一国两制”是历史上的创举，这个创举本身也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总结提高，持续完善，以促进港澳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以及台湾的早日回归。

早在1984年，邓小平就说过，“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中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其中提到的“生活方式不变”，后来被形象地描述为“股照炒、马照跑、舞照跳”。

香港回归15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落实，对香港的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和明显成效。香港经受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非典”疫情和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一国两制”不仅让香港在政制方面保持了稳定与发展，在经济方面更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础。中央政府一系列“挺港”、“惠港”措施，为维护香港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香港依法行使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保持了文明、自由、法治的传统和特色。

香港和内地的贸易合作一直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与1996年的2840亿美元相比，在回归后的15年里，香港与内地间的贸易额飙升600％。签署CEPA，特别是开放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推动了香港旅游业，刺激了消费需求，拉动了就业，并带动整个经济回升。香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2.7万美元，提升到2011年的3.4万美元。2004～2011年的8年间，香港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达5％，是同期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值的近2倍。香港失业率2011年则降至3.4％的历史低位。据香港《大公报》报道，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于2012年10月23日联合发布的2013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香港的营商环境居全球第二。

事实永远胜于雄辩。香港的发展令世界刮目相看。英国《金融时报》称，15年来，香港没有成为亚洲经济低迷的重灾区，也没有成为腐败的滋生地。香港以经济飞速发展的事实击破了美国《财富》杂志关于“回归后，香港经济‘将死’”的预言。对于香港过去不平凡的15年，前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有如此评价：“凭着国家对我们的支持，还有香港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不但香港保持繁荣稳定，更巩固了香港的政治民生基础，也大大提升了香港在国际舞台经济竞争的能力。”

对澳门而言，回归之后，“一国两制”展现的成效也分外令世界瞩目。回归后第一年，澳门特区扭转回归前连续4年经济负增长局面，保持连年增长势头，2000～2009年本地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15％，2010年经济增长率高达27％，2011年为20.7％，成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2008年，澳门特区人均GDP达到31.3091万澳门元（约合39036美元），是1999年的2.8倍，仅次于日本，位列亚洲第二。据IMF于2012年4月1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澳门人均GDP更是以66311美元高居亚洲首位。回归10年间，政府财政累计盈余由不足130亿澳门元，增至1000亿澳门元，财政实力增长近7倍。2007～2008学年澳门全面落实15年免费教育，是早于香港地区和内地的提供15年免费教育的地区。

在文化方面，中央政府遵循“一国两制”原则，全力配合特区政府开展文化活动，帮助特区建立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积极促进两地的文化产业合作，并大力支持澳门特区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澳门历史城区在中央政府支持下，2005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澳门和内地文化界人士以及青少年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观念日益增强。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与内地文化交流活动每年平均达100多项、2000多人次，2009年更是达到200项、5000多人次。在旅游方面，澳门特区2001年全年入境旅客首次突破1000万人次。自2003年7月内地城市陆续实施赴澳门“个人游”后，内地客源大幅增加，入境旅客总数呈现跨越式增长。2011年，入境旅客突破2800万人次，其中内地旅客超过1600万人次。失业率则出现了可喜的下降趋势。2000年，澳门失业率达到回归以来的峰值6.8％，以后逐年下降，至2011年已降至2.5％。澳门社会治安状况也焕然一新，从回归前公认的“不靖”转变为现在交口称赞的“良好”，为经济稳定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从民意调查的角度来看，据香港中通社报道，香港大学民意研究2006年调查显示，60％的被访市民表示信任特区政府，77％表示对香港前途有信心，86％表示对中国前途有信心，70％表示对一国两制有信心。澳门理工学院“一国两制”研究中心2011年12月15日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澳门居民把“一国两制”视为澳门社会核心价值。对澳门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给予“非常成功”、“成功”及“尚可”评价的受访者近90％，对特区政府施政持正面评价的受访者占到了78.8％。报告认为，这显示“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已深入民心，并已在民间形成高度共识，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符合区情。

香港、澳门回归十余年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强有力地证明了“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理论的科学性、正确性以及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也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有更加充分的理由相信，“一国两制”同样可以成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式。

“一国两制”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独立完整的子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结构简要来说是：以祖国统一为核心，以和平发展为主题，以一个中国、两制并存、和平谈判、高度自治为要点，以主权至上、以人为本、行政主导、依法施政、繁荣稳定、民主渐进等为原则，以港、澳两个实践模式为范例，以形成的主客观条件、发展历程为背景，以突出特色、伟大意义和发展前景为价值等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⁵⁸⁾。这一理论的伟大构想和成功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创造性地把和平共处原则用来处理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路径和新的范例。“一国”和“两制”体现了国家主权和地方治权的高度有机结合，其核心是国家的统一。这是炎黄子孙的共同心愿，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港澳台地区长期稳定繁荣的重要前提条件。在“一国两制”理论框架下，两种社会制度在一国之内和谐共存、互利共赢，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又尊重了历史，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未来，充分考虑和兼顾了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不同地区的发展，更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历史与发展均表明“一国两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理论。在“一国两制”今后的伟大实践中，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与进步，尤其是运用“一国两制”理论尽快解决台湾问题。“一国两制”理论目前面临的最棘手问题无疑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国际协议而形成的德国问题和朝鲜问题，纯属中国的内政。中国政府历来反对用处理德国问题、朝鲜问题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应该也完全可以通过两岸的交流对话、协商谈判，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内求得合理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的对台政策是一脉相承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即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即将武力解放调整为“和平解放”，并将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是为“一国两制”理论的前身；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论方针，独具匠心；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把这一方针推向具体化和实践化，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提出的“一中四不”（即一个中国、四个决不）和“三个凡是”，更是极富创意地对以上三代领导人思路的继承和发展。

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可能更加需要“一国两制”理论的创新和开拓、智慧和勇气。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顺应和平这一当今世界发展潮流，以及追求和平、繁荣、稳定、和谐、包容的普世价值，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要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只要有利于振兴中华，有利于和平统一，有利于团结两岸同胞共同奋斗，有利于达成两岸互利双赢，学者们的思想可以更解放一些，而不必拘泥于已有的说法，特别在‘两岸一国’模式的设计上，似不必拘泥于‘中国有单一制的传统’而简单地排除复合制。事实上，‘一国两制’就是对中国政治传统的创新，可以思考以单一制为主，兼具复合制的一些特点，或者将两岸统一分成几步走，先达成维持现状若干年的中程协定，待时机成熟时再迈向统一，再或者先实行复合制再走向单一制。”⁽⁵⁹⁾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系统、完整地论述了关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意见，以及中国共产党将尽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他指出，和平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实现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坚持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全面贯彻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重要思想，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他强调，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在此基础上求同存异。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www.daowen.com)

胡锦涛总书记说，我们要持续推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经济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扩大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密切人民往来，融洽同胞感情；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制度建设，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谈建立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稳定台海局势；协商达成两岸和平协议，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前景。他还说，我们要努力促进两岸同胞团结奋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理应相互关爱信赖，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凡是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共同福祉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努力做好。我们要切实保护台湾同胞权益，团结台湾同胞，维护好、建设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我们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图谋，中国人民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台独”分裂行径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必然走向彻底失败。

党的十八大报告体现了中共领导人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信念和坚强决心，以及用和平手段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大诚意。报告提出的“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充分的条件”，以及“深化经济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扩大文化交流，增强民族认同。密切人民往来，融洽同胞感情。促进平等协商，加强制度建设”、“共同推进两岸关系，共同享有发展成果”等主张，更加务实、更加理性、更加亲民、更加有效，不仅透射出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深厚的民族情怀和人文意蕴，也说明了“一国两制”理论在实践中的探索创新。

求同存异、多元融合与和谐包容是“一国两制”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历史原因，澳门文化与香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各具特色，它们是不同的文化成因所塑造出来的两种不同的文化模式。多元文化、多元思想、多元体制，包容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使得一国两制的实践日益丰富和精彩。

香港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是国家实施开放战略中的重要支点。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的融合，香港的发展已经融入整个国家的发展之中。在未来十年香港将朝着四个方面定位发展：国家国际化桥梁、先行者、试验田；国家现代化的推动者；珠三角发展的排头兵；国家软实力的示范城市。“香港是单一的城市经济体，‘背靠祖国、面向世界’，在服务国家建设中谋求自身发展，是香港成功的秘诀。在经济全球化、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香港只有依托内地，充分利用好‘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才能提高抗风险能力；只有加强与内地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才能不断拓展发展空间，才能巩固和发挥既有优势，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⁶⁰⁾当然，香港的多元文化和国际性是其必须保持和发扬的特色。“香港是在中国土地上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也是全面国际化中最有中国特性的，我们应该把这独一无二的优势融合，在主要产业上提升功能，特别是提升高端功能。”⁽⁶¹⁾

澳门经济正朝着集旅游、休闲、娱乐、会展、餐饮、购物、文化等于一体、适度多元的方向发展，依托国家珠江三角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加强博彩业监管的同时，淡化“赌城”形象，提高城市文化品位，推进城市人文精神建设，重点扶持会展物流业、文化创意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与转型，为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澳门还将加强行政管理和社会建设，重视社会咨询和廉政建设，健全官员问责机制，建立财政储备制度，构建高效廉洁的政府。重视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优化人力资源，不断改善民生，丰富居民精神生活，致力于全体澳门居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提升特区对外竞争能力，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港澳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这是对中央和港澳关系的清晰定位，也是港澳发展的大方向、大趋势、大格局。

“一国两制”不仅是中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的新思路，也是中国整个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着眼点不仅是国家统一，还有更远、更高的战略考虑⁽⁶²⁾。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和科学体系，“一国两制”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今时的“一国两制”与20世纪80年代的“一国两制”肯定有不同的内涵、特征、价值和要求。“一国两制”理论是利益兼顾、各方共赢的公平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应当是双向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内地丰富的资源、优惠的政策等可以输入港澳，而港澳高效廉洁的管理、健全的法治、发达的教育资源、成功的市场经济等也可以影响内地。这样理解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国家整体与特区局部，‘一国’与‘两制’具有利益、愿望、追求的一致性。国家与特区，全国人民与特区居民既是命运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⁶³⁾内地与港澳同根同源、同气连枝，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期待是共同的。

当初邓小平同志对香港的考虑也是双向的，“对于香港，小平发出了‘一国两制’，允许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对于大陆，小平则发出了‘再造几个香港’的呼吁。这些年，看到很多大陆与香港的学者研究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却发现他们都忽视了当时的‘香港模式’对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影响。包括小平倡导的特区政策，都和当时非常成功的香港分不开。在小平的整个讲话折射的思想里，‘再造几个香港’的情结甚至要重于‘一国两制’与‘五十年不变’。发挥香港优势，回归小平设计‘一国两制’时的初衷，在大陆‘再造几个香港’，把香港的自由、法治与经济管理模式带到内地。在全球化把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庄的时代，要想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不能‘以守为进’甚至‘以退为进’，不是封闭香港，更不能孤立香港，而是让香港的经验走出来，走进大陆，造福大陆。”⁽⁶⁴⁾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再造几个香港”在最近几年也正在逐步由梦想成为现实。

2009年，珠海横琴岛开发提上议事日程。作为粤港澳更紧密合作的“桥头堡”，并被赋予“开放度最高、体制宽松度最大、创新空间最广”的“比特区还特”的政策，珠海横琴新区的开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未来的横琴新区，在法律制度、社会管理体制、人口结构、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将形成既不同于港澳又不同于内地的独特区域，成为“一国两制第三地”。横琴岛的开发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学习和借鉴港澳管理模式和自由港制度，探索横琴新区与港澳社会管理体制的有效衔接和创新试点，着力营造衔接港澳、符合国际惯例的营商环境和法治环境，发展成为珠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服务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港澳服务业的延伸地和进入内地的桥梁。它不仅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新载体，更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港澳合作的示范区。

2011年11月18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同意平潭实施全岛放开，在通关模式、财税支持、投资准入、金融保险、对台合作、土地配套等方面赋予比中国其他经济特区更加特殊、更加优惠的政策。规划明确，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发展定位是：两岸交流合作的先行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示范区；两岸同胞共同生活的宜居区；海峡西岸科学发展的先导区。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特色产业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和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走在福建省前列；基本实现与台湾地区经济全面对接、文化深度交流、社会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合作建设、先行先试、科学发展的共同家园基本建成。

2012年，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中央宣布全面启动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前海合作区将吸收香港的制度化建设经验，建设金融、法治、人才新特区。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前海发展规划，前海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比经济特区更特殊的先行先试政策，“逐步把前海建设成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打造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国务院批复允许前海探索拓宽境外人民币资金回流渠道，配合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构建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试验区；支持设立在前海的银行机构发放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在CEPA框架下，研究香港银行机构对设立在前海的企业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等。

回归后的香港、澳门与祖国内地已经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优势互补，彼此相依，紧密相连，荣辱与共。香港、澳门已经并将继续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而国家也继续为港澳的发展提供各种支持。随着CEPA的实施，港澳与内地的经贸、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交流更加紧密，港澳不仅维持了繁荣稳定发展，而且在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中依然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认真挖掘“一国两制”的内涵和价值，充分利用“一国两制”带来的机遇和各种好处，进一步培育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积极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无疑是港澳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不仅有理由相信：“香港同胞、澳门同胞不仅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把特别行政区管理好、建设好，也一定能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而且也有理由相信，“一国两制”理论的发展一定灿烂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