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鸣威
1.引言
对于学习者口语的研究一直以来是心理语言学及二语习得等领域关注的核心课题。然而,由于口语语料比书面语料更加难以搜集、记录和分析,因此国内外对学习者英语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对其笔语特征的相关研究上。近年来我国对学习者的口语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王立非和周丹丹(2004)梳理了国内学习者口语研究的四个主要方向:建立中国英语学习者二语口语发展的理论模式;探讨中国学生二语口语表达的特点和规律;研究二语口语评估与测试的有效形式与手段;改进我国的二语口语教学方法。其中,探究学生英语口语的特点和规律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如何安平和徐曼菲,2003;刘芹,2008;卫乃兴,2004;文秋芳,2006;周爱洁,2002等)。本研究同样以中国英语学习者的口语特征分析为主要方向,聚焦其口语输出的口语化程度及特征,并通过比较不同水平程度学生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提出培养语域意识的重要性。
2.文献回顾
2.1英语口语体
英语的口语体是“满足英语使用者口头交际的语言特征体系”(马广惠,2004:1)。虽然我们无法穷尽所有口语语体的特征,但是口头交际的即时、即地和即兴性决定了英语口语体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语言特征。侯维瑞(1988)等曾经指出英语口语体特征主要有:使用代词较多,常用缩略语,常用短句和并列形式,短句之间用and或but连接,很少用复杂的从句等等。马广惠(2004)通过对英语本族语使用者的口语的多维度分析,得出英语口语体中存在大量的重复现象,代词和缩略形式较多使用等特征。
2.2对学习者口语和笔语的语体研究
随着语言教学界不断接受口语体这一概念,国内外的研究者都发现英语学习者的书面语中存在某些口语化的现象。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过高的读者/作者显现度。Petch-Tyson(1998)提出了如何量化读者/作者显现度的框架,通过比较不同母语背景的英语学习者与美国大学生的习作,发现学习者呈现较高的作者显现度而显得其书面语口语化的特征。之后的研究通过以上框架对不同程度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书面语进行深入研究(如Cobb,2003;McCrostie,2006;潘鸣威和邹申,2010;文秋芳等,2003等)。诚然,区别口语和笔语语体的特征要远多于此,并且如果我们能从学生口语中去洞悉口笔语的特征,则可更全面地了解其在口语和笔语语体上的表现。
2.3口语性和笔语性的测量
不难发现,以上实证研究都无法全面地提出测量学习者口语的口语性的操作框架,因此本研究有必要选取一个经受不断改良并具有可操作性的模型作为测量的指标。Douglas Biber长久以来致力于英语语体方面的探究,如共时语言学(Biber,1987,1988),历时语言学(Biber&Finegan,1989),对比语言学(Biber,1995)以及话语分析研究(Biber,Conner&Upton,2007)。其提出的多特征多维度分析框架由于在语言形式和语言功能之间构建了有效的联系而广为应用(M cEnery,Xiao&Tono,2006)。该分析框架(Biber,1988)将语言各种特征分为16个大类,在此基础上再分为67个小类,然后将文本中出现这些语言特征的频数运用因子分析的统计手段加以提取。其中,提取出的第一个潜在因子命名为“informational versus involved production”,其因子的正负荷上体现出极强的口语性特征,也是所有因子中最能够“代表口语与笔语文本差异的基本维度”(Biber,1988:104)。因此,本研究以组成这一因子的28项语言特征作为测量指标①。
3.研究设计及研究问题
3.1研究设计及工具
本研究运用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多模态语料库——理工科子库(MSECCL-SEM)(建库过程及语料库构成参见刘芹和潘鸣威,2010),其语料库将学生按照不同口语水平分为高等水平(A组)、中等水平(B组)和初等水平组(C组)。本研究使用CLAW 7对语料进行词性赋码,以便对本研究框架中的语言特征通过WordSmith Tools(5.0)软件加以提取。由于各组的文本大小略有差异,为了在统计软件SPSS(16.0)中横向比较并与本族语研究结果的比对,本研究将提取的数据作标准化处理(每千型符)。然后,按照McEnery,Xiao&Tono(2006)的计算公式得出因子分数。
3.2研究问题
基于以上的研究设计,本研究试图回答两个研究问题:(1)总体上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与本族语口语相比其口语化程度如何?(2)不同水平组学生的口语化程度是否存在不同?如有不同,体现在哪些指标之中?
4.研究发现
表1列出了各水平组在口笔语特征28项指标上的标准化频数及均值(阴影部分的5项指标代表负的负荷指标),并且在最后一行得出各组在这些指标上的维度分数及其均值。从维度分数来看,B组(-2.2231)与C组(-1.3387)的数值均为负值,且较接近。然而,A组的维度分数则为正值,并较其他两组的维度分数相比显得较高,达到10.7165。各水平组综合维度分数的均值为2.3849,宏观地反映了本研究样本的总体口语化水平。为了对这些数值有更好的认识,本研究将以往研究中不同类型文体的维度分数(Biber,1988)与本研究的统计结果相比较,如图1所示。
表1各组在不同语言特征指标上的频数及因子分数
续表
图1各组维度分数与以往研究结果(Biber,1988)之比较
图1显示了学习者口语的口语化平均程度的总体定位,即介于“普通小说”与“有准备的演讲”之间。从组间差异来看,由于B组和C组在因子分数上较为接近,因此它们在整个数轴上的位置也邻近,介于“普通小说”和“专业书信”之间,反映其口语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口语化的程度。A组的因子分数则介于“爱情小说”和“采访面试”之间,从位置上来说比较接近于本族语的口语化程度,但是与口语性极强的“面对面对话”等口语形式仍相差甚远。
接着比较组间在各指标上的差异。经检验,数据呈现正态分布,因此运用ANOVA检验,发现组间在5项指标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0〈0.05)。如表2所示,这5项指标是:省略THAT连接;第二人称代词;极词;第一人称代词;特殊疑问句。然后再将这5项具有差异的指标进行Tamhane's T2事后检验,发现除了极词指标存在三组之间均有组间差异以外,其他的4项指标上的差异均体现在A组与B、C组之间。以下逐一阐述(第二人称代词与第一人称代词指标由于同属人称代词范畴,故合并分析)。
表2 ANOVA检验后存在组间差异的5项指标及相关统计量
第一,省略THAT连接(THAT deletion)。从表1可发现,A组学生的英语口语输出中,平均每千词就出现11.58次这样的省略情况,相反,B、C组仅出现5.92和3.12次此类情况。由于这种省略往往出现在私动词为主干动词引导的宾语从句中,通过检索,笔者提取了B、C组在宾语从句使用过程中没有省略THAT的情况。由数据提取可以发现,B、C组在口语输出中往往仍然保留着具有笔语特征的连接词THAT。
第二,第二和第一人称代词。从表1的频数来看,B、C组在这两类人称代词的使用上基本相当(第二人称代词B、C组分别为41.65和42.92;第一人称代词B、C组分别为86.17和88.21),然而这两组均要比A组多(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代词分别为28.84和67.35)。为了更清楚地了解各组在使用这两类人称代词上的差异,本研究以所有的第二人称和第一人称代词为检索项来观察其搭配词。由于第二和第一人称代词中有部分频数较低,对构成组间差异的影响不大,因此笔者提取位于频数排序居前两位的人称代词(I,YOU)。
表3高频人称代词的搭配词使用统计
如表3所示,各组均存在同一人称代词在其邻近位置(左3位置至右3位置)重复出现的现象。不难理解,这种现象主要是口语中的重复。然而,表格中的单侧总计值表明B、C组不断重复使用第二和第一人称代词的情况比A组更为频繁。特别是第一人称代词I,这两组学生存在较为明显重复使用的迹象,B、C组的重复使用率分别达到20.27%和16.27%。换言之,这两组学生平均每使用约6次第一人称代词I,其中就有1次是邻近位置的重复出现。因此,B、C组学生在该指标上要比A组的使用频数高。
第三,极词(amplifier)。极词的使用在各组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从使用的标准化频数而言,三组的排序基本按照高、中、初的顺序排列。然而,除了了解各组在使用极词时的频数差异外,本研究还需要具体观察其使用的语境。通过词丛(cluster)检索,笔者提取了各组在使用极词时出现频数在5次以上的3—5词词丛,得到表4的结果。从中可发现,各组中处于首位的极词均是VERY,但各组极词频数排序的第二位开始产生了差异。A组在极词的使用上不仅在频数上较高,而且也显得多样,较多TOO的极词词丛,并且在语义上往往会将极词与表示否定结构相连用(如NOT VERY,NOT TOO等)。此外,A组出现了其他两组均未使用的极词ABSOLUTELY和TOTALLY。B组除了大量使用VERY的词丛外,还一定量地使用了TOO,但基本是与TOO MANY相关的词丛。C组在极词词丛的使用上显得比较单一,从表4中本研究只能发现与VERY有关的极词词丛,并且存在极词相邻重复使用(如VERY VERY)的情况。
表4不同水平组极词词丛的高频使用列表
(www.daowen.com)
第四,特殊疑问句。由于特殊疑问句是说话人在交流中让出话轮(turn-yielding)的一个重要方式,为了有目的地定位可能出现特殊疑问句的位置,本研究提取了每个样本中除了最后一个话轮以外的所有话轮的最后两句,如表5所示。从中可发现,由于各组的样本大小基本接近,从各组所提取的话轮末句总频数也较为接近。然而,各组在话轮结尾处为特殊疑问句上的频数则有所不同。为了直观对比,本研究计算了话轮结尾处为特殊疑问句的频数占所有话轮结尾总频数的比例,以此作为模糊比较统计这一位置特殊疑问句使用的频率高低,可发现A组的比例明显较高,达到28.70%,而B、C组在这个方面的比例较低,说明B、C组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在自己的话轮末尾使用可以起话轮转接作用的特殊疑问句。
表5话轮结尾处为特殊疑问句的统计
5.讨论
宏观而言,笔者认为之所以学习者在使用英语交流时会表现出具有显性的笔语化倾向其主要原因是其淡薄的语域意识所致。实际上,学习者的英语很大程度上没有对口语和笔语的差异加以区分。简单来说,也就是学习者英语口语的书面化。从组间而言,A组在口语化特征性上较为接近本族语口语的特征,而B、C组的英语口语则共同具有明显的笔语化倾向。
以下讨论存在组间差异的指标。首先是省略THAT的连接。这一语言特征主要是指某些复合句(如宾语从句)的连接词THAT在实际使用中省略的情况,属于语言缩略形式的一种体现。口语语体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语言形式往往大量存在这一缩略现象,是一种“片段性”的表现(Biber,1988:106)。然而,本研究中学生往往没有在口语中省略THAT。究其原因,本研究认为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学生在学习类似的表达时往往始于书面语,而书面语中大量的此类结构不省略THAT,且其语法性无任何问题。因此,学习者在使用类似的结构进行口语表达时,出于正确性的考虑也仍保留连接词THAT。其二,学生由于长时间使用类似于ITHINK THAT的结构来表达,从词块习得的机制而言,他们可能已经将此类表达视为是一个完整的词块,在表达过程中对其不作省略处理。然而,另一个原因可从话语与思维的联系性角度来解释。学生在用英语进行交流时需要有时间空隙来组织语言。虽然THAT是功能词,但其却为学习者表达自己观点提供了时间上的缓冲,之后再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本研究认为,如果是真正出于话语管理的策略来考虑则固然可取,如若只是一味地不省略THAT的连接,处处皆是则会显得较为文绉绉。
接着是第二和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正如Biber(1988:105)所指出,人称代词“直接反映说话人和话语对象,并在具有高度互动性的话语中发生”。较奇怪的是,本研究发现A组在这方面与其他两组有显著性差异,并有较少使用的情况。那这是否表明该组学生由于不太常用这些人称代词而导致其口语不具有口语化特征呢?答案是否定的。本研究已经具体考查了B、C组在使用这些人称代词上的情况,得出这两组学生之所以在频数上比A组要高,其原因在于大量地重复这些人称代词。这样,表面上数据所得到的结果为B、C组的口语化程度提供了“加分”的因素,实则是由其重复人称代词所致。究其原因,学生在英语表达中可能存在一定的不流利,虽然已经说出了以人称代词为开头的句子,但是由于对表达内容还未充分酝酿,需要重复这些人称代词来构思表达内容。当然,口语语体中完全允许一定的迟疑或停顿,或是错误开头(false start),但是学生也应学会通过其他手段(如填充词等)来完成交际,体现出语言表达的策略。
再者是对于极词的使用。Biber,Connor&Upton(2007)考查了英国和美国英语口语中的极词使用,发现两种语言变体中居首位的极词均是VERY,这与本研究的发现基本一致。然而,其研究还指出,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英语,ABSOLUTELY和TOTALLY的使用频数总和约为150次(每百万词)。这就说明本族语除了大量使用VERY以外,还存在极词的变化。这一点与本研究中对A组研究的结果有所吻合。然而,B、C组对极词的使用显得比较匮乏,而且还会反复重叠地使用极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对于具有表示程度放大功能的极词,学生虽然掌握了最常见的VERY,但极词的多样性不够,B、C组只能通过叠加的方式来表达。相反,A组使用的ABSOLUTELY和TOTALLY往往是口语表达中表示赞同或反对的常见形式,体现其有意识地在表达自身立场时运用了这种表达方式。
最后是特殊疑问句,是小组讨论中说话人与说话对象展开信息交换的通道(Biber,1988)。然而本研究发现,B、C组在这一指标上的使用频数要比A组低。在话轮结尾这一往往应该出现特殊疑问句的位置也未能发现大量特殊疑问句的痕迹。本研究认为学生的话语交流意识略显薄弱,其讨论的话语可能如同独白。就口语讨论而言,其应该是由大量特殊疑问句构成的话步,一问一答应该存在很多的提问内容。然而,从B、C组话轮末句的内容来看,他们可能认为自己的参与是讲述自己的观点,甚至是只顾发表个人意见。当然,学生是否会使用其他的方式来代替特殊疑问句作为话轮转换的功能值得进一步的探究。
6.结语
本研究以Biber(1988)的多特征、多维度分析中的第一维度为主要框架,从维度分数以及各项指标的差异角度对MSECCL-SEM语料库作了分析和讨论。研究表明,总体上学生英语口语与本族语的口语相比存在笔语化的倾向,学生的语域意识较为淡薄,而高等级水平组学生的口语相对而言较为接近本族语的口语体特征。水平组存有组间差异的指标分析也反映了学生在某些具体的语言特征上存在笔语化的现象,这不仅与其语域意识有关,也可能与其会话管理策略以及交际意识等有一定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继续着重对学生所接收语言的渠道,如教师话语的口语性以及口语教材编写的口语性等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注释】
①限于篇幅,各指标的详细介绍参阅Biber(1988):221-245。
[1]Biber,D.1987.A textual comparis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w riting[J].American Speech,62:99-119.
[2]Biber,D.1988.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 rit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Biber,D.1995.Dimensions of Register Variation:A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Biber,D.&Finegan,E.1989.Drift and evolution of English style:a history of three genres.Language,65:487-517.
[5]Biber,D.Conner,U.&Upton,A.T.2007.Discourse on the Move:Using Corpus Analysis to Describe Discourse Structure[M].Amsterdam: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6]Cobb,T.2003.Analyzing later interlanguage w ith learner corpora:Quebec replications of three European studies[J].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3:393-423.
[7]McCrostie J.2006.W riter visibility in EFL learner academic w riting:a corpus-based study[J].ICAME Journal,32:97-114.
[8]M cEnery,T.,Xiao,R.&Tono,Y.2006.Corpus-based Language Studies: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M].London/New York:Routledge.
[9]Petch-Tyson,S.1998.W riter/reader visibility in EFL w ritten discourse[A].In S.Granger(ed.).Learner English on Computer[C].London/New York:Longman,107-118.
[10]何安平、徐曼菲.2003.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SmallWords的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6):446-452.
[11]侯维瑞.1988.英语语体[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2]刘芹.2008.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水平研究[J].现代外语(1):83-89.
[13]刘芹、潘鸣威.2010.理工科大学生英语口语多模态语料库的构建研究[J].现代教育技术(4):69-72.
[14]马广惠.2004.英语口语体的语言特征分析——基于口语语料的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10):1-14.
[15]潘鸣威、邹申.2010.英语专业学习者读者/作者显现度再探——一项基于语料库的分析[J].外语教学(4):48-52.
[16]王立非、周丹丹.2004.我国英语口语研究12年:回顾与现状[J].外语界(6):7-14.
[17]卫乃兴.2004.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初始研究[J].现代外语(2):140-149.
[18]文秋芳.2006.英语专业学生口语词汇变化的趋势与特点[J].外语教学与研究(3):189-195.
[19]文秋芳、丁言仁、王文宇.2003.中国大学生英语书面语中的口语化倾向——高水平英语学习者语料对比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4):268-274.
[20]周爱洁.2002.论4/3/2活动对提高英语口语流利性和准确性的影响[J].外语教学(9):7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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