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的图景从工业化时代的生产景观转变为以文化、旅游、娱乐和零售等为主的消费景观。大型旗舰项目日益占据大都市中心区域的天际线或地下空间。从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悉尼歌剧院、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到阿布达比卢浮宫，文化地标空间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果说地标建筑在深度上没有进一步发展，那么在广度上已经明显地在全球范围扩张。

文化地标空间融入并记录当代艺术观念。尽管后现代努力尝试消解元叙事和深奥叙事，但是不断拔地而起的标志性建筑，仍然暗含着隐喻。作为经过仔细编码的奇异物体，后现代的地标建筑取代传统纪念碑或具有清晰的图像意义和明确的文字符号的建筑。后现代标志性建筑可能融合了某种传统的图像意义，但是会以新的叙述形式对传统意义加以改造。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的轰动效应让人们看到文化地标空间用于城市更新的成功之处。这座于1997年开放的文化空间，被称为毕尔巴鄂的城市新心脏，赢得了诸多赞赏，也吸引了众多追随者。设计师选择了颇具难度的地点——立交桥、河流、铁路和高速的交汇点，他用上扬的流线和曲线模仿了这些交通形式，曲线运动的图像意义在建筑中央得到强化。博物馆发光的钛合金表面映照出途径汽车、公交车和火车的形象，并以明显的方式与当地母亲河建立联系，一种愉悦的方式表达了若干意义。通过这座建筑，人们对这座城市形成一种初步印象：一座曾经辉煌的工业城市在后工业时代仍然处于流动之中。然而，尽管设计师将这些寓意放在背景之中，但是事实上很多情境中，人们难以在没有知识嵌入的情境下理解这些寓意，特别是对于外来游客而言。

重新修缮或翻新之后的文化空间显著地改变了城市面貌。与老旧烟囱、荒废码头相比，新的文化消费区干净整洁，为城市居民提供了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归属感。艺术博物馆、创意产业园区、主题公园以及名目繁多的节日庆典，成为城市更新工具箱中的必备工具，鼓励城市多元主体的创新思维和创造活力，使得城市以符号经济的方式与其他城市竞争。

大型设施无疑改变了城市地景。地景（landscape）是自然和人造的结合物，用于阐释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连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Roe and Taylor，2014）。地景，不仅代表一般常用的实质环境地理意义，也指物质社会实践及其象征再现的总和。广义而言，地景代表我们看到的整个全景，包括有权有势者的地景，如工厂和摩天大厦，以及无权无势的、附属的或乡土气息的地景，如贫民窟和廉价公寓。地景概念经过长期的物化，成为分析文化的重要概念工具（朱津，2010：19）。地景意味着一种有争议的、妥协性的社会产物。

但是，盲目兴建大型文化空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与美国底特律一样，不少面临衰退的城市花费了巨额资金在这座城市并不需要的空间建筑上。比如，英国谢菲尔德音乐中心在1999年开业后，游客数量仅为预估的1/4，被迫在开业当年关闭；德国莱比锡艺术博物馆，高大豪华的展厅与稀少的参观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付出昂贵代价的例子提醒人们反思，文化空间是否优先文化的自由生产、是否符合城市的文化肌理，以及是否会带来新的城市问题，等等。数量少而规模大的文化空间，往往无法把形态各异的不同消费群体全部考虑在内，容易过度简化城市文化生态的复杂性，变成形式化和庸俗化的观光产品，导致空间景观化。(www.daowen.com)

高度过滤复杂性的地景是一种形式的景观。景观（spectacle）作为研究概念，最重要的讨论见于法国社会学家德波（Guy Debord）的核心思想及其颇具影响的《景观社会》。在德波看来，景观“是当今社会的主要产品，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2017：3）。景观本身并非新鲜事物。商品交易会、博览会等类似的集会，是运用景观来销售商品的早期形式。事实上，新消费工具最直接的先驱——百货商店，成功之处就在于巧妙运用了景观。景观可以用于消解与高度理性化系统相关的不利条件，尤其是祛魅。正如本雅明不仅将拱廊街视作祛魅具体化的建筑物，还将之视作具有魅惑力的、关于美梦和幻想的商店。拱廊及其中的商品被看作商品崇拜，但它们也被用于唤起梦想，尤其是“具有魅惑力的千变万化般的商品的幻景世界”。20世纪之初，美国康尼岛乐园曾经极度依赖创造景观来吸引游客。随着人们对景观的要求的不断提高，为了达到理想效果，展示景观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在时空上似乎无处不在。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对真实性的诉求。从某种角度来说，文化空间应该是重塑真实性而非过滤真实性。

重塑真实性（authenticity）开始于创造一种能够将起源的审美观念和新开端的社会观念连接起来的形象。美国城市社会学者佐金（Sharon Zukin）在《裸城》（2015）中详细讨论了现代城市真实性的问题，作为对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学术致敬。真实性问题是现代以来的问题。在西方文化概念中，真实性萌发于莎士比亚和卢梭之间的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真实的自我”是一种诚实的品质，相对于个人的不诚实和社会的伪道德。卢梭开创了一种人的性格品质上的真实性的结构化理解方式，认为人们如果更接近自然状态，而不是权力制度下的规训，即可视作人具有真实性。这种真实性认同的习惯，逐步从学院蔓延到城市中，画廊、剧院、出版商在城市出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城市中出售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早期的“创意阶层”。他们寄居在大城市的阁楼里，将破旧衰败、贫瘠病态的低层生活浪漫化，这种浪漫形象成为他们的艺术灵感源泉。波德莱尔的散文中描述了中产阶级所避之不及的贫民窟，因其隐藏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却吸引着各种艺术家。这些破败甚至有风险的场所体现了物的审美差异，是一种活着的历史。

真实性最初作为一种美学的范畴，吸引了文化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但是它同时也与经济和权力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雅各布斯所称赞的城市模样，即人们借助单纯的日常活动来调节社会生活，那么城市在改造和更新的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真实性。城市变成了一种“目的地”，即政府规范、资本投入、媒体宣传和消费者体验等诸多力量共同塑造的社会。被展示给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城市景观被视作魅力源泉。

对真实性的渴望，反映了空间体验和自我意识的分离，这是现代意识的一部分。真实性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人们根源于独特时空的个体渴望与对社会力量的宏观背景连接起来，这些社会力量通过诸多细微的行为重塑城市社会，特别是城市日常生活。对城市真实性的忧思，表露出人们对于地方变迁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