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类进入全球化和城市化时代，城市的重要性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城市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加深，相互竞争也日益激烈。提升城市竞争力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责。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因子是复杂且多维度的，主要涉及经济表现和生活水平，以及与城市环境吸引力相关的指标，如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外部经济、经济结构、经济集聚等（Ni et al.，2017：15）。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基于不同的评估标准有不同的界定，其共同点在于表明城市维持自身发展所具有的资源优化能力。名目繁多的全球城市排名直观地反映了城市竞争力的强弱。一个城市得分越高，就越容易被视作全球领导者。总体来说，所使用指数的领域越广泛，西欧和北美城市的相对分值就越高；对经济指数的关注点越狭窄，亚洲较大城市的相对分值就越高（亚伯拉罕森，2017：30）。

城市的文化活动与经济活动在功能上和地理上日益紧密关联，城市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多地与文化发展交织在一起。文化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早已不同往日，文化空间以诸多的外部效益，特别是改善城市经济环境的经济效益，提升文化软实力、吸引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政治效益，成为城市跨越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文化空间成为地方营销催化剂的现象，从城市去工业化时陆续出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有增无减。不少城市甚至加快启动了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建造各种类型的文化空间，并不断设计出新类型的空间，希望大型的文化空间能够刺激城市经济、改善生活环境。文化空间的扩张，既是让城市自身变得更有魅力和吸引力，也是对处于变化中的生活方式的回应。城市居民以消费来定义城市和自我，消费品通过城市空间媒介的影像和话语，塑造居民对于城市的想象。

但是，在一个经济普遍优先于其他事务的时期，文化空间能够刺激的货币消费比象征性文化消费更加重要。与此同时，文化与资本和权力之间越来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快速提升竞争力主要指向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往往又以牺牲文化为代价。就文化空间的使用而言，在商业利益面前，艺术家的呼声是弱小的。把闲置工业空间创造性转化为文化空间让自由艺术家看到了获得创作空间支持的机会，但并不是每座城市的每一个艺术集聚区都能够长期存在。相比北京798艺术区的成功，南京幕府山画家村以艺术家的撤离而黯然消失。面对城市旧城改造的直接经济利益诱惑，文化艺术所能够带来的间接经济效益有时显得微不足道。

人口密集的城市中心是激发新思维的理想场所，是文化艺术、信息知识和创造力的集聚场所。但是，如果以快速提高经济增长为目标而舍弃人的思想活力，最终会导致经济的衰败。美国汽车城底特律曾是工业化发展时期的国际典范，服务于日趋成熟的生产方式。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福特生产线也说明了新技术对知识创意的破坏。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不需要掌握多少知识，但是如果人们掌握较少知识就能够生活，那么他们对知识的需求也就减少了，知识传播的动力随之降低。事实上，城市的优势正在于它能够促进信息知识的快速传播，以生产更多的知识，提升创造力。机器生产降低了对人的独特性的需求，人的独特性反而成为制约效率提升的因素。在汽车公司放弃了创新而专注于大批量生产以快速提高经济增长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看到把工厂建设在城市的好处。削弱对知识和创造力的需求，是与城市精神相违背的，而以弱知识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最终会导致城市的枯萎。(www.daowen.com)

文化空间成为城市在全球化舞台上竞争的重要工具。随着城市在国际经济、政治舞台上日益提升的存在感，政府越来越关注其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北京作为国家政治和文化中心，是中国文化成就的橱窗，在国际上代表着中国形象。然而这些实验空间一旦经政府许可，就获得了另一种生命，成为政府大力提倡的文化政策的一部分，成为文化旅游路线中的一个固定景点，但是它们最初作为先锋的实验精神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迷失了。人们似乎有一种担心，798艺术区的发展战略只关乎投资和形象，而不是真正地希望成为自由的艺术社区。

文化变成战略，在推动经济增长、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也存在被反噬的风险。在后者情境中，不是以引进文化促进城市文明化，而是把文化艺术商品化成为资产，地方身份可能变成只服务于既得利益群体价值观和期望值的商品，容易导致地方身份逐步丧失，视野变得狭隘。

由此，在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战略下，跨领域机构合作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城建开发部门、经济部门以及最为重要的文化部门三者之间应达成较大程度的共识，至少方向上是一致的；否则，仅以城市发展规模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开发，文化的长远发展往往被忽略或被舍弃。文化成为资产，不必然缺失内在价值，但是由于文化自身脆弱而资本强大，文化的内在价值容易流失。在城市更新美好承诺的背后，培育文化活力这一看似漫无目的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