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本是一种“听觉艺术”,但在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音乐形象又可能与一定的视觉形象相联系。《吕氏春秋》里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伯牙鼓琴而志在太山,钟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钟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钟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
后人把这个故事称之为“伯牙遇知音”。钟子期之所以为“知音”,是因为他当时感悟中的视听形象的联系恰与奏者表达的意象吻合,故而与之产生共鸣,使奏者、听者通过音乐而神会。
其实,这种“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相通的现象是较为普遍的。尽管音乐与建筑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前者属于听觉艺术,后者属于视觉艺术,但“音乐是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却道出了二者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人们大多有接受听觉符号之时联系到某种视觉符号的经历,只是各人的修养、经历等的不同,所联系的视觉符号不尽一致罢了,例如,《乐记》中在形容歌声时写道:“累累乎端如贯珠”,把圆润婉转的歌声比喻为一串连贯的珍珠。在以“视觉美”展示“音乐美”方面,《老残游记》对“王小玉说书”的描写可谓绝妙致极: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即函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
这里,作者极为精妙地写出了听王小玉演唱时的视觉感受,用“一线钢丝抛入天际”形容演唱中突然的高音,用“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盘旋穿插”来表现在中低音区行进的流畅婉转的歌声,用放烟火的“千百道五色火光”来展示辉煌的高潮,真是贴切致极。
这种欣赏音乐作品时所获得的视觉美感并非书中才有记载,我们在倾听美妙的乐曲时也常常会有类似的感受。如当我们聆听贺绿汀的钢琴名曲《牧童短笛》时,脑海中很可能浮现出一个牧童骑在牛背上悠然自得地吹着笛子在田野里漫游的形象。《春江花月夜》也可能把我们带入迷人的江南水乡。二胡独奏曲《赛马》则很可能让我们感受到蒙古族节日中赛马的热烈场面。在欣赏这些乐曲时,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听觉上的享受,而且也很可能产生一种忽隐忽现的视觉形象。这说明音乐具有诱发产生某种视觉形象的可能。下面,就此问题略述一二。
由听觉刺激而产生视觉形象,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中属于“通感”的范畴。所谓通感,是感觉在条件反射时,感觉器官相互作用的一种现象,是两种甚至两种以上的感觉分析系统与生活经验建立特殊联系的结果。感觉的形成,要经历下列过程:外界事物刺激感官,感官将所获得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传导到大脑,引起大脑皮层的兴奋,产生分析过程。人的五官(眼、耳、鼻、舌、身)所接受的刺激各不相同,通过传递信号的神经末梢,会在大脑皮层的不同区域引起兴奋,进行不同的分析(视觉的、听觉的、味觉的等等)。但大脑的神经系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大脑皮层形成的各种感觉会发生相互作用,大脑皮层一个区域的兴奋可能会使其他区域的感觉神经也兴奋起来,在神经中枢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暂时联系,大脑皮层所建立的这种暂时联系,就是通感产生的生理机制。
根据通感的生理机制,音乐视觉形象的形成经历了如下的过程:声音在内耳基底膜引起神经兴奋,通过听觉神经将声波传入大脑皮层的听觉中枢,继而听觉分析系统对声音信号进行分析,并将与视觉表象具有联系的那部分信号传入视觉分析系统,从而引起视觉中枢兴奋,在大脑皮层呈现出相应的视觉表象。例如,在演唱某首歌颂天安门的歌曲时,当“天安门”的声音信号传入听众的大脑皮层的听觉中枢,经过听觉、视觉分析系统的综合分析,便激活了大脑皮层中储存的“天安门”的视觉表象。
从知觉的角度看,知觉是对事物各种属性的总体认识。知觉某种事物的各方面的属性,不是靠一种感觉器官能做到的,而必须依靠多感官及其之后的综合分析来完成。例如对大海的知觉,其汹涌的涛声要通过听觉分析感知,波澜壮阔的景象要通过视觉分析感知,海水的味道则要通过味觉分析感知。这些不同的方面分别刺激有关的感官并沿着相应的神经传达到大脑皮层,引起大脑皮层高度的综合分析,从而列出海的各种属性形成总体认识。这说明知觉包含着若干不同的感觉,但不等于说知觉就是若干感觉的简单相加。因为任何事物的各种属性都是相互统一的,所以任何知觉都是大脑对事物诸多属性的统一反映。
在知觉过程中,以往的经验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听到窗外的涛声,无需观看,便知住房濒临大海,而且想象得出波涛滚滚的景象。事实上,大海的景象是要用视觉感知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听其声而知其形?这是因为过去我们多次看到过大海,并听到过涛声,从而在大脑皮层视听分析之间对大海的景象和涛声形成了巩固的神经联系,因此我们从涛声中所感受到的刺激就成为引起视觉分析形成视觉活动的条件刺激了。
大脑皮层听觉分析与视觉分析系统之间的神经联系,就是产生音乐视觉形象的生理基础。我们在音乐厅里听聂耳的民族管弦乐曲《翠湖春晓》时,尽管并没有置身于翠湖或并未到过翠湖,但眼前可能会浮现出翠柳护堤、碧波荡漾的景象,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翠湖或某个幽雅清静的湖泊的视觉印象早已储存在大脑之中,一旦听到描绘此景的琴声便可能激活记忆中的表象,沟通了视听觉之间的联系。
又如我们在吟唱《摇篮曲》的时候,那亲切的摇篮曲势必引发我们对慈母的回忆,使视觉、听觉相互沟通,这时眼前便很可能浮现出慈母坐在摇篮边哼着催眠曲轻轻地拍着心爱的孩子睡觉的情景。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听觉艺术诱发的视觉形象与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表现出的视觉形象是有区别的。绘画艺术的视觉形象是直接作用于鉴赏者的视觉器官的艺术形象,而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诱发的视觉形象则是通过乐音的激发所产生的虚幻的视觉形象。这种视觉形象是视觉器官无法感知的,而是以表象、联想的形式存在于欣赏者的大脑皮层之中。例如上文提到的《摇篮曲》中的慈母形象,并非端坐于演唱者和听众面前的实有形象,而是演唱者和听众根据各自的生活体验通过联想在脑海中可能产生的形象。
音乐所展示的本来是一种听觉形象,何以能够触发视觉形象,为了深入探讨听觉形象与视觉形象之间的联系,有必要进一步研究音乐触发视觉形象生成的主客观条件。我们先来研究形成音乐触发视觉形象的客观条件,从客观事物的属性来看,许多事物往往同时具有形与声两个方面的物理属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有可能把形与声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听其声,观其形,把事物的形体特征和声音特征作为客观事物的表征,就有可能实现听其声便可知其形。例如,各种鸟类都具有不同的形状、羽毛和鸣声,因此人们只要听到某种鸟鸣声,就能断定是何种鸟并可能想到其特有的形状和羽毛。泉水具有清澈透明的特点,并能发出清脆的“叮咚”声,于是人们自然把清脆的“叮咚”声与清澈透明的泉水联系在一起。如果客观事物的形与声之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么形与声之间的联系和转化便失去了客观依据。正因为形与声之间本来就具有天然联系,所以声、形特征之间的转化便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从人的生理结构来看,视觉器官与听觉器官是人们接受外界信息最主要的两种感觉器官,视觉分析系统与听觉分析系统是最为活跃的两个分析系统,在日常生活中大脑中的这两个神经系统有不计其数的沟通次数,因此在音乐鉴赏的过程中产生视听觉之间的沟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例如,人们对春天的景象是十分熟悉的,看到杨柳吐芽就知道春天来了;听到百鸟齐鸣,就可能联想到山花烂漫的景象。于是,当听到门德尔松的钢琴曲《春之歌》之时,在圆润、洒脱、富有弹性的歌唱性主题的导引下,听众的视听觉便有可能相互沟通,此时音乐犹如和煦的春风吹进听众的心田,听众仿佛置身于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充满春色诗趣的意境之中。
从音乐的特性来看,音乐的听觉形象与其触发的视觉形象之间可能构成某种对应关系。就拿旋律线来说吧,任何旋律都是由许多音连接而成的,由于音的高低不同,连接起来就形成起伏的线条,人们形象地把它称为旋律线。例如巴赫的《小步舞曲》片断及其旋律线。见谱5-1:
聆听这首《小步舞曲》时,我们可以通过听觉的音响,在五线的坐标图里明显地感受到其相应的视觉音响线条存在的声线图。(www.daowen.com)
图5-1 声线坐标图
正因为如此,《老残游记》才用线性的视觉美来形容王小玉婉转的听觉美。
一些音乐家认为调性与色彩之间也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下面列出的是著名作曲家里姆斯基与斯克里亚宾关于调性与色彩关系的对比表:
在欣赏音乐中产生的色彩感觉是丰富的,具有随意性,调性与色彩的对应关系也不是唯一的、绝对的,但不同调性的音乐可以触发不同的色彩感的可能性依然有一定的存在基础。
音乐作品的各种表现手法都具有触发视觉形象的可能。音乐通过旋律的起伏,节奏的疏密,和声、织体、音色的变化,声音的强弱,巧妙的配器,调性的对比,千变万化的演奏技巧等各种艺术手法,激发听众联系生活积累,进入音乐表现的意境,产生审美联想,此时便可能触发视觉形象。例如,舒伯特的《摇篮曲》就巧妙地通过摇摆于主属两个和弦之间的旋律,促使听众产生母亲在轻轻摇动摇篮的联想。管弦乐《龟兔赛跑》则选用不同的乐器来表现龟兔的形象。
选用大管演奏出龟的主题:因为大管的发音迟缓,音色浑厚、低沉,适宜表现龟行动缓慢却又朴实勤恳的形象。见谱5-2:
选用单簧管演奏兔的主题:因为单簧管音色富于变化,善于表现快速、灵巧、活泼又顽皮的音乐乐句。见谱5-3:
音乐能够触发视觉形象的可能性是由客观事物的属性、人的生理结构特点、音乐的表现特性等因素决定的。那么,是否每个人欣赏同一音乐作品的时候都必然触发相同的视觉联想呢?答案是否定的。具体到每个鉴赏者而言,在欣赏音乐作品的过程中是否能产生视觉形象以及产生什么样的视觉形象,还要取决于各种主观条件。
在生活中人人都具有感觉转移的能力,但在音乐鉴赏中并非人人都能产生表象联想。即使产生表象联想,因各人头脑中可能联系到的表象是互不相同的,所以所触发的视觉联想也各不相同。由此可知,音乐触发的视觉联想是以鉴赏者的生活积累和直接经验为基础的。鉴赏者头脑中的视觉形象与作者心目中的视觉形象并不完全一致,而众多鉴赏者头脑中的视觉形象也是互不相同的。在文学鉴赏中有句名言:“一千个读者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也可以说,一千个音乐鉴赏者会被触发一千种视觉形象。众所周知,美国作曲家斯蒂芬·福斯特的著名歌曲《噢!苏珊娜》,是以其朋友美丽动人的妻子苏珊娜为原型而创作的。听众们在听这首歌曲时所联想到的表象为各自生活中印象最深的美女,并非作者心目中的苏珊娜。这正是“一千个听众耳中就有一千个苏珊娜”。可见,音乐触发的视觉形象的具体性取决于鉴赏者的生活积累和直接经验。
音乐对视觉形象的触发除取决于鉴赏者的生活积累和直接经验外,还取决于鉴赏者的审美经验、艺术修养和鉴赏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鉴赏的过程是创造的过程,鉴赏者也是创造者,鉴赏者是在作者创作及演奏(唱)者的二度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三度创造。鉴赏者在音乐鉴赏的过程中要把自己的审美创造注入作者及演奏(唱)者所留下的创作空间去,这需要鉴赏者具有丰富的审美经验、艺术修养和较高的鉴赏水平。伯牙鼓琴,听众绝非钟子期一人,唯独钟子期在音乐的触动下能产生“高山”、“流水”的视觉联想,因此伯牙将钟子期视为生死不渝的“知音”。刘勰也发出同样的感慨:“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为什么“知音其难哉”?因为真正能够充分理解作者所创造的音乐形象的人需要具有丰富的审美经验、精深的艺术修养和较高的鉴赏水平,而能够达到这样水准的人毕竟是少数。
鉴赏名曲《伏尔加船夫曲》时,对不曾到过俄罗斯的听众来说,如果对列宾的名画《伏尔加纤夫》比较熟悉,那就能较为深刻地理解作品的内涵,触发具体感人的视觉形象的联想:一群衣衫褴褛、胸前套着纤索的纤夫,用整个身心负着沉重的货船前行,伏尔加河空旷辽阔的沙滩上留下他们的一串串脚印,前面的苦难路程仿佛永远没有尽头……但是你看,那领头走在前面的肩膀宽厚、额上包着头巾的卡宁以及与卡宁并肩走在一起的大胡子老汉,还有那脸上流露出反抗情绪的拉尔卡,不是已觉悟到世道的不公而对沙俄的专制统治怀着深深的不满吗?
一般说来,歌曲有歌词揭示,理解起来难度较小,易于转化为具体明确的视觉形象。标题音乐尽管没有歌词揭示,但毕竟有标题引导,理解起来大方向不会错,所触发的视觉联想也不同程度地接近主题。而无标题音乐由于缺乏文字的提示引导,全凭审美经验去体验,要触发具体而相近的视觉联想的可能就次于前两者。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音乐鉴赏的过程中由于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时代、地域的差异,受音乐触发的视觉联想也存在着差异性。例如,对我国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鉴赏,只有对中国封建宗法礼教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理解的人,才会将“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等一系列听觉形象与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封建时代特征的视觉形象联系起来。又如,对于聂耳的《翠湖春晓》的理解,只有亲自到过翠湖,对“翠湖春晓”的景象具有切身感受的人,才能心领神会,准确地再现音乐中的意境。如果换作从未到过翠湖的北京人或杭州人来欣赏此曲,在他们心目中的“翠湖”可能与昆明的翠湖相距甚远。而更近似于昆明湖、西湖或其他的湖泊。但是,这也并不妨碍其欣赏音乐,因为他们已经在自己心目中的“翠湖”的海鸥和波光云影中获得了审美愉悦。
图5-2 翠湖春晓
(图片来自:http://www.nipic.com)
综上所述,音乐作为一种听觉艺术,主要是依靠听觉形象去感染听众。但音乐不仅能通过听众的听觉器官,而且也能调动听众的其他感觉系统参与审美活动,获得视听觉的综合美感,如能达此境界,我们的感受和审美效应便更为丰富和强烈。例如,我们在欣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时所感受到的绝不仅仅是单纯的听觉形象,而是视听觉形象所产生的综合美感。在那样气势磅礴的乐曲声中,我们有可能看到英雄浴血奋战的情景,看到“全人类抬着英雄的棺木”在举行隆重的葬礼,看到一个英雄倒下去,千百万人民踏着英雄的血迹继续前进的壮烈画面,看到人民群众庆祝胜利的狂欢场面……我们在强烈的视听觉形象的冲击下,灵魂被震动了,全身心地被作者的那种激越的英雄主义精神所感染。这样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则是在音乐的触动下产生的视觉联想和视听综合感受产生的效应。
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看,音乐艺术是以听觉形象取悦听众,而不像绘画艺术一样为鉴赏者提供视觉形象。但音乐艺术却为鉴赏者提供了丰富的视觉联想的基础,这就为欣赏者的再创造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艺术空间。就音乐创作来说,也可以借助这种具有虚幻性的艺术形象去表现一般绘画作品难以表现的事物,创造出有别于绘画的艺术形象,获得特殊的审美效应。比如,一般绘画作品是难以表现梦幻的,而音乐中的《梦幻曲》却可以把梦幻表现得如诗如画,似有似无,具有虚幻色彩,而这一切却是绘画难以做到的。又如春天的景象毕竟太丰富了,画家不管用如何巨大的画面都难以概全,而音乐对春天的表现却具有更大的虚拟性,留给听众广阔的创造空间,听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和理解驰骋想象,创造出各不相同的艺术画面。同时,听众也可以在这种创造想象中获得满足感和审美愉悦。在欣赏音乐作品中所产生的这种特殊的虚幻的视觉美是绘画艺术的具象美所不能代替的。音乐艺术的视觉形象所具有的特殊的审美效应值得认真研究并在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中获取更多的音乐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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