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冰

摘 要： 当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存在价值缺失和价值矛盾的现象， 基于此加强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价值教育尤为必要。 进行价值教育的基本原则是注意价值教育的丰富性、 时效性， 并注重价值教育的评价功能。 从具体措施上来说， 首先， 需要完善现有新闻传播教育中有关价值教育的课程体系， 必须从哲学层面开展人的主体性教育； 可考虑设置政治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等限制选修课程； 将思想政治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结合起来讲授， 打通两者的内在逻辑。 其次， 要理顺现有新闻传播教育中价值教育的内在一致性， 在向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时候切忌理论传授的片面性； 要将政治课理论中涉及价值教育的内容与真实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使理论、 历史与现实能够实现内在一致性， 增强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 做到政治与技术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 新闻传播专业， 价值教育， 课程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五四青年节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向青年学生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原因。 他着重强调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 “是因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 这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 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 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凿井者， 起于三寸之坎， 以就万仞之深。’ 青年要从现在做起、 从自己做起，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 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2]这说明， 青年价值观的培养问题已经引起党和党的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作为与意识形态有紧密关联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密切关注并思考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价值教育问题， 对学生进行价值教育的最直接途径是搞好价值教育课程的建设， 这正是本文要重点探讨的内容。

一、 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价值缺失与价值矛盾现象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中价值缺失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最突出的问题在于注重新闻传播技能的培养而忽视价值教育的作用， 这在应用型大学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一些设有新闻传播专业的院校通过调整课程设置、 加强实践教学等手段强化新闻传播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应用性、 操作性和实践性。 学生就业压力和用人单位选材标准的功利化的双重压力， 使新闻传播教育走向了短、 平、 快， 重应用、 重实践、 重效率和重操作的培养人才道路。 而现实的新闻工作中所存在的新闻传播工作者违反新闻伦理和道德的现象也与学校教育中的价值教育缺失存在着某种关联。 现实中层出不穷的新闻工作者收红包现象， 利用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性进行敲诈勒索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有研究者指出， 新闻行业中的有偿新闻发生的主观原因是 “一些新闻工作者利欲熏心， 在个人私利和小团体利益的驱使下， 丧失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良知， 淡漠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 于是置法律与道德于不顾， 把党和人们给予新闻工作者进行新闻报道的权威性和垄断性作为谋取个人私利和小团体利益的筹码， 从而使有偿新闻产生成为现实”。[3]当然新闻工作中的假新闻、 新闻侵权 （包括侵犯名誉权、 著作权、 隐私权、 人格权） 等现象的发生也与新闻教育中的价值缺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价值矛盾现象。 当今的中国社会不仅仅存在党的主流价值这一种价值形态， 自由主义、 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 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主要政治意识形态在中国都有一定的市场， 宗教甚至某些邪教也在扩展自身的影响。 这是我国社会领域里典型的党的一元价值与社会多元价值之间的矛盾。 这种价值矛盾还体现在党在新闻教育领域执行的阶级话语的僵化表达与现实中的 “去政治化”的矛盾。 一边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的阶级话语， 一边是分化现实中的 “去阶级话语”， 两者的错位与矛盾， 使受教育者莫衷一是， 这种理论与实现的纠葛使接受教育的客体产生分裂。 在理论课堂中接受阶级话语的分析方法和思想观念， 但在新闻实践中又不能用这套政治化的阶级话语分析已经重新阶级化了的社会现实。 党报在这方面的内在矛盾比都市类报纸稍轻些。 党报只需要用党的主流话语对新闻事实进行叙述即可，而都市类报纸的从业者需要在党的主流话语、 客观现实话语和自身的接受的新闻传播教育传递的价值等综合因素之间寻找平衡和出口。 其纠结和困难可想而知。

基于此， 新闻传播教育中价值教育的缺失和矛盾， 加强新闻传播教育中的价值教育并调整新闻传播价值教育的课程教学尤为必要。

二、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价值教育的基本原则

（一）价值教育的丰富性原则

大学生的价值教育不是可有可无的， 大学生的价值教育也不是偏执一端的。 文科和社会科学门类的大学生的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让学生从中学教育寻找唯一正确答案的思维中解脱出来， 让他们的头脑变得复杂化， 尤其要训练辩证思维和批判思维， 提高自身的辩证思维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因此， 新闻与传播学的价值教育不应该只是强调价值教育内容的唯一性， 要向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价值教育内容， 至少让学生具有选择的余地， 随着他们自身阅读和实践的深入， 其自身会对学校所提供的价值教育内容做出合乎逻辑、 合乎现实和合乎自身的价值来。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中价值教育的单一性或者单调性是很普遍的。 有些学校只是向学生机械地灌输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种价值， 而对于其他价值则很少涉及， 这是很不全面的。

价值教育的丰富性还与主体的自身结构有关系。 因为 “主体是活生生的个人或个人的社会共同体， 它自身结构和规定性的每一个点、 每一个方面和每一过程， 都产生对客体的需要， 都可能形成一定的价值关系”。[4]被教育的主体结构的特性和需要是价值教育不能单一化而必须丰富的重要原因。

（二）价值教育的时效性原则

价值教育不是一劳永逸的， 它具有主体的时间性， 随着主体的变化， 客体对主体的价值在性质和方向上都会发生变化， 或者在所具有的价值的程度上会随之改变。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价值教育的时候， 必须考虑价值教育内容变化的可能性。 想通过一套一劳永逸的价值内容去统领已经变化和分化的客体是行不通的。

同样的， 新闻传播教育在改革开放后， 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 新闻和传播的观念也已经与改革开放前有了根本的不同。 原来新闻传播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念， 新闻传播必须时时讲政治的观念， 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让位给了市场。 在新闻传播教育面对市场法则的时候， 已经不能再用原来简单的阶级理论来统领新闻传播教育了。 因此，新闻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如何在市场条件下， 面对已经分化的和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大学生进行价值教育。

（三）注重价值教育的评价功能

新闻传播价值教育的重要目标是形成大学生认识社会、 认识新闻传播现象的评价标准。 因此， 新闻传播价值教育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便学生能够用所建立的价值体系来评价各种社会现象。 而如何构建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评价标准又与新闻传播的价值教育的内容设置息息相关。

三、 加强新闻传播价值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的措施

（一）完善现有新闻传播教育中有关价值教育的课程体系

以北京联合大学为例， 目前在新闻传播教学体系中跟价值教育有关的课程有这样几门： “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 “新闻学理论” “传播学理论” 和政治理论课中的 “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等。 从上述这些课程可以看出， 除了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外， 对于直接给学生传递价值观的课程只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 这门课程原本并不在大学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中， 最近才被吸收到课程体系中来； 而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既是专业课， 也在内容上会部分涉及政治价值的问题。 显然， 这对于满足大学生的价值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www.daowen.com)

众所周知， 不管是学术的高校还是应用型的高校， 新闻与传播教育所要培养的新闻人才必须是 “T” 形人才。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 在网络社会崛起的条件下， 这一点显得尤为突出。 有研究者指出， 当前我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必须调整， 而 “媒介的发展已经为全能型记者的培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5]这种全能型的记者既要求记者要有良好的职业操守、 社会责任的担当， 更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和深厚的学养。 而转型中国对记者提出的新要求是记者必须能够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做出清晰的认知和判断， 如果不懂得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 很难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这些新的客观形势对新闻传播教学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加强现有的新闻传播的课程体系建设， 尤其是加强新闻传播的价值教育的建设。

基于以上分析， 笔者认为加强新闻传播的价值教育的课程建设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

第一， 必须从哲学层面开展人的主体性教育。 近几年新闻传播专业教育的一个偏向是片面强调专业教育的重要性， 甚至一些学校在大学一年级就开设了新闻与传播的专业课程， 意在使学生较早地树立专业意识和专业观念。 不能否认提前加强专业教育的效果， 的确在短时间内学生的专业素养和专业观念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这些专业观念如果没有哲学理念的把控， 最终会因教育对象作为人的溃败而丧失它应有的作用。因此， 使学生明白自身的主体性是第一位的。 人的主体性的启蒙是开启学生人生的第一课， 人只有有了作为人的自觉意识和自觉性， 才能开始更高级的专业活动， 同时也才能为自身的专业活动提供方向。 基于此， 在新闻传播的课程体系中设置一门哲学类讲授主体性的课程很有必要。

第二， 可考虑设置政治学理论和社会学理论等限制选修课程。 当下的中国， 除了党和政府所强调的主流意识形态外， 还存在一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 这些政治和社会思潮在新闻传播的学科体系中， 没有专门的课程去讲解， 而作为未来的记者如果不理解政治， 不了解诸如此类的社会思潮将无法对真实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现实做出判断，没有对社会、 政治的深刻认知， 要做一名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是很难的。

第三， 将思想政治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课程结合起来讲授， 打通两者的内在逻辑。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讲成机械的教条， 而应该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树立学生的价值观方面的作用，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过程与马克思、 恩格斯等人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结合起来， 让学生理解两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能够使学生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评价事物的价值尺度去认知社会，让学生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 实践性和战斗性。 这需要改变单一的进行课堂意识形态灌输的教育方式， 在 “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大量增加国情教育内容， 而不仅仅是目前的意识形态教育内容。 将僵硬的意识形态说教转变为鲜活的国情教育，要将党的意识形态生活化和具体化。 由意识形态教育转变为对国家的认知和理解。 这样的价值教育更容易取得学生的认同。 从传播形式说， 要走出单一的课堂教育， 尤其要抛弃与学生学位相挂钩的应试教育形式， 将课堂的 “读万卷书” 与 “行万里路” 结合起来。 “ ‘行万里路’ 所注重的是学生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和切身感受， 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去解释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 将课堂的理论与真切的现实结合起来， 用鲜活的现实去看待丰富的理论， 而真实往往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6]

（二）理顺现有新闻传播教育中价值教育的内在一致性

当前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中涉及价值教育的问题在很多方面是互相矛盾的。 以新闻理论和传播理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新闻学所讲授的内容， 基本是以中国新闻发展历史和现实为基础所提炼出来的理论， 其中会涉及政治家办报、 党性原则、报纸的耳目喉舌的功能定位等问题， 总之， 党报理论是中国新闻理论必须予以重视的内容， 这些内容的形成既来自于中国新闻发展的历史， 同时又是对现有事实的尊重。但在传播学的理论学习的过程中， 我们片面地引进了美国传播学， 传播理论的讲授大多是从对美国传播学的兴起开始讲起， 而忽略了这一理论兴起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事实上， 美国传播学的兴起无法脱离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更不能忽视传播学当年在美国兴起的冷战背景。 但事实上， 在进行传播学讲授的时候， 我们忽略了传播学形成的这两个前提， 这导致我们对传播学讲授过程中的选择性、 片面性和形而上学性。 这样一来， 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 一边大讲新闻的党性原则和耳目喉舌的功能， 而另一方面又大讲自由主义的传播理论， 内在的冲突使学生感到莫衷一是。 并不是课程的内容完全内在统一就对学生认知社会和认知新闻传播发展的规律一定是有利的， 但是明明是内在冲突的内容， 在讲授的过程中并不点明其间的内在冲突， 而又在各自课程讲授的过程中都在力图证明自身的合理性， 这必然导致初入大学的学生的价值混乱， 无从依归。

大学的思想政治课是为培养符合党所需要的人才而设置的课程。 这些课程在形成学生的价值观方面存在着重要作用。 这些课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 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为基础内容， 意在向学生灌输党的主流意识形态。 虽然国家和各个学校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来加强对这些课程的建设， 但是这些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灵活的、 具有批判性、 实践性、 辩证法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很多高校被讲授成僵死的、 教条马克思主义。 这些课程在很多学生那里不仅没有培养起学生对这些课程所传达的理论兴趣， 甚至有些学生对这些课程产生厌学和反感情绪。

基于以上课程内容方面的问题， 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体系在执行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 在向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时候切忌理论传授的片面性。 以传播学理论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我国介绍基础传播理论的教材中， 绝大部分都是以大篇幅介绍以美国为中心所兴起的实证主义的传播学， 这种实证主义的传播学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生发出来的传播理论， 实用主义是它的哲学基础， 因此它在对待资本主义制度所存在的弊病时， 不是采取批判的态度来予以纠正， 而是以坚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前提，因此在我们的传播学教材中都是绝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美国的传播学， 而对以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兴起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传播学则介绍很少， 在教材中只是用一章的篇幅对批判学派的各个分支——包括政治经济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学派等——进行简单的介绍， 这与对美国的实证主义传播学的全面深入成体系的介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换言之， 对美国为中心的实证主义的传播学的介绍是系统的， 而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传播学是零散的、 简单、 不成系统的。 这样一来， 对学生全面接受传播学的知识体系是不利的， 学生在这样具有偏狭性的知识体系下， 所形成的传播观和价值观必然是偏向美国传播学传统的， 而对欧洲的批判传统则知之甚少，甚至是排斥的。 基于此， 在新闻传播教育的课程体系的设置中专门设置一门介绍欧洲批判传播学派的课程非常有必要。 这不仅可以让学生的价值选择更丰富， 还可以增强学生思维的批判性。

第二， 要将政治课理论中涉及价值教育的内容与真实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使理论、 历史与现实能够实现内在一致性， 增强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 这种情况在新闻传播史课程中也存在。 党的新闻事业在历史上也形成很多行之有效的经验， 诸如政治家办报、 全党办报、 群众办报、 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 这些经验不能成为僵死的教条。 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些经验不能被抛弃， 如若抛弃而另选一套毫无本地经验的所谓标准， 将会使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迷思中。 但又不能成为僵化新闻传播教育的理论， 这些理论和经验进入新闻传播史的教材后必须变活， 必须能对当下的新闻传播活动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当然中国的新闻传播史也有很多的教训， 尤其是对新闻媒体角色的定位的偏差， 导致了一系列政治后果。 比如完全抹杀新闻媒体的自主性， 成为政治批判的工具， 以至于在 “文化大革命” 中将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发挥到极致， 造成严重的后果， 这些应该成为镜鉴未来的教训。 唯有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并以之关照改革开放后的新闻传播现实， 历史、理论与现实才能统一起来。

第三， 做到政治与技术的辩证统一。 在当今时代，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片面强调政治而忽视技术， 或者片面强调技术而忽视政治， 都是错误的。 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培养学生建立起政治价值观、 良好的政治修养， 要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有清楚的理解和把握。 不理解政治的历史， 作为记者将失去判断新闻事实的历史价值依据； 不理解政治现实， 无以正确把握未来， 新闻媒体的监测环境和预警功能将成为一句空话。技术对于新闻传播人才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 这包括新闻采访、 写作、 节目主持等专业技能， 还包括语言表达、 社会交际等交流和交往技能， 在新媒体时代还包括以互联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技术。

新闻传播人才要做到政治与技术的统一， 不是树立政治价值观和掌握各种技术的操作技能的简单相加， 两者必须是内在统合在一起的。 记者的政治价值观必须能够做到对自身技能的统领， 而所学各项技能又必须能够为自身的政治价值观服务。 这里的政治价值观不单单指党和政府的主流价值， 除此以外新闻传播人才还必须对党和政府之外的广阔社会领域加以关注， 社会领域中的各种价值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主流价值的内涵， 为新闻传播人才的观察提供广阔的视野。

[1] 本文系北京联合大学新起点项目 “北京政务微博的政治传播主体意识研究” 的阶段性成果， 同为 “2014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教师发展基地研修计划” 的研修成果。

[2]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人民网，2014-05-05.

[3] 邓名瑛. “有偿新闻” 的伦理批判 ［J］ . 伦理学研究， 2005， 11 （6） .

[4] 李德顺. 价值论 ［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150.

[5] 刘劲松. 试析媒介融合趋势下的新闻人才培养 ［J］ .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 （2） .

[6] 李彦冰. 政治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 ［D］ . 中国传媒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