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纺织技术的发展

1.丝织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传统丝织业发展最大的一个时期。从养蚕到纺织，几乎每一个工艺流程都前代有了飞跃性的进步；丝织业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遍地开花，我国传统丝织业生产中心几乎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并一直延续到后代。

在此之前，我国蚕桑业比较发展的地区是黄河中下游；从这一时期开始，巴蜀蚕丝业也兴盛起来。以四川生产的“蜀锦”也成为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产品。从三国到两晋，四川的织锦业逐渐发展而占全国的领导地位。据《华阳国志》记载，当时的巴郡、巴东郡、巴西郡、涪陵郡、蜀郡、永昌郡等均有蚕桑生产。锦有瑞兽纹、树纹、狮纹、菱花纹、忍冬菱纹、兽纹、鸟兽树木纹、双兽对鸟纹、几何纹、条带连珠纹等。绮有龟背纹，对鸟对兽纹等。蜀锦在蜀汉的国家经济生活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蜀汉政权还曾以之作为军饷的重要来源。蜀锦的织造技术很快传到魏、吴以及云南，贵州，广西等兄弟民族居住的地区。

此期洗练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使用了冬灰和荻灰，说明草木灰品种较前有了扩展。二为增加白度，使用了“白土”助白。这种白土应属膨润土或高岭土类，内含硅铝化合物。三对洗练用水有了一定认识。蜀锦的制作明确规定洗练时必须用长江之水而不能用沱江之水。

魏明帝时魏国杰出的发明家马钧改革了提花机。马钧是一位出色的机械制造家，字德衡，扶风（今陕西兴平）人。生卒年不详。他看到当时织绫机构造繁复，效率低，费工费时。经过他的改造，织机的生产效率成倍提高。织出来的花绸，图案向着复杂的动物和人物图纹方向发展，对称而不呆板，花型多变而不杂乱。整体图案绮丽，织物表面具有立体感。此后魏的丝织技术与蜀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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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泉《织机赋》

西晋杨泉的《织机赋》描绘新型织机采用以后手工丝织工场的劳动场景：

取彼椅梓，桢于修枝。

名匠聘工，美手利器。

心畅体通，肤合理同。

规矩尽法：

足闲踏蹑。手习槛匡。

节奏相应，五声激扬。

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上看，至迟在公元五世纪，西域的高昌地区就有了丝织业。在十六国和稍后的文书中，明确冠以西域地名的丝织品就有“丘慈锦”、“疏勒锦”。说明此期间西北少数民族的丝织业已相当发达。

现存这一时期西北丝织品的主要实物是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的织锦。这些锦仍以经锦为主，花纹则以禽兽纹结合花卉纹为其特色。夔纹锦，残长30厘米、宽16.5厘米，由红、蓝、黄、绿、白五色分段织成。方格兽纹锦，残长18厘米、宽13.5厘米，经线分区分色由红、黄、蓝、白、绿五色配合显花。每区为三色一组，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块状牛文，在绿白地上显出红色线条状的狮纹，在黄白地上显出蓝色线条状的双人骑象纹，把方格纹、线条纹和块状纹结合成特殊风格的图案。另一块树纹锦的经纬密度为112根/厘米和36根/厘米，用绛红、宝蓝、叶绿、淡黄和纯白五色织成。织造方法和上述两种纹锦基本相同。195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出土有北朝树纹锦，经纬密为112×65299×6根/厘米，用绛红、宝蓝、叶绿、淡黄、纯白五色丝线织出树纹。1966年和1972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还出土有联珠对孔雀贵字锦、对鸟对羊树纹锦、胡王牵驼锦、联珠贵字绮和联珠对鸟纹绮等品种，其中联珠是第一次发现的特殊纹锦。

江南地区的蚕桑业也有了一定发展。从孙吴末年开始，统治者竞相穿用丝绸之风也逐渐南侵，奢靡之风渐盛。

晋室南渡以后，南方的家庭纺织业发展很大。养蚕缫丝的技术水平大幅提高。到南朝时期，在今江西地区蚕已达一年四至五熟；浙江温州一带甚至达到八熟。到刘裕灭后秦以后，把关中地区的锦工强迁江南，在今江苏南京设立了“锦署”。江南从此成为织锦重镇。虽然当时江南的纺织业生产水平还未超过北方，但已经为唐宋时代跃居第一位积蓄了力量。

对鸡对羊灯树纹锦

杀蚕取丝，秦汉时期主要是利用薄摊阴凉，或日晒杀蛹等方法。但这样取得的丝白而薄脆，质地欠佳。南北朝时发明了盐腌杀蛹法，这样既有效地控制了缫丝时间，又提高了生丝质量。

北魏统一北方后，家蚕饲养技术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低温催青法和炙箔法。低温催青就是利用低温来控制蚕种的孵化时间。一般二化蚕第一次产卵后，在自然状况下，经七八天就会孵化出第二代蚕来，但如果采用低温控制，便可在21天后孵化，从而在较大幅度上调节了养蚕时间。

炙箔也就是暖烘蚕箔。炙箔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令蚕快速作茧，此外由于烘烤之故，蚕丝一旦吐出即刻变干，还大大提高了蚕丝质量。炙箔技术一直沿用了下来。

到北魏太武帝时，平城宫内曾有婢使千余人织绫锦，足见官府绫等丝织产品数量之巨。

“胡王”联珠纹锦

魏晋时期，织锦的传统作风还是较浓的，北朝之后就渗入了许多中亚少数民族气息，如构图题材增加了许多中土所不熟悉的大象、骆驼、翼马、葡萄等生物图像；在构图方式上，中原传统的菱形纹、云气纹多被中亚的团窠形、双波形、多边形代替。

秦汉时期的锦大体上是平纹组织为地，经线起花的；大约北朝后期开始出现了纬显花技术。这一技术的出现可能与波斯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毛织技术的传入都有一定关系。

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前凉织成履，现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此期考古实物有1964年阿斯塔那前凉（317-376年）末年墓出土的一双织成履，长22.5厘米，宽8厘米，高4-5厘米，用褐红、白、紫、黑、蓝、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依照履的形式用通经断纬的方法织成，鞋面上织出有汉字隶书富且昌宜侯天天延命长10字隶书铭文。此即是汉晋文献中说到的丝履。

魏晋南北朝时，中外在丝绸和蚕桑技术上的交流更加活跃起来。可能早在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中国的丝绸就传到了波斯帝国。把中国称之为丝国并最先把它介绍给西方的是希腊人克泰西亚斯，大约5世纪末他在波斯谋生，并曾在波斯王宫充当御医。公元1世纪的罗马博物学家普里尼在《自然史》一书中就记录过一段关于丝绸的文字。前云新疆出土了大量魏晋南北朝丝织品，便是我国丝绸西传的重要证据。此时养蚕技术亦传到了西方，据说公元550年时，东罗马皇帝尤斯提尼阿奴斯决意创建缫丝业，当时两位到过中国的波斯僧侣把蚕卵藏于通心竹杖中，偷运出境，献给了东罗马皇帝。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倭王特使赠魏王斑布2匹2丈等物，魏王回赠倭女王绛地交龙锦5匹，绛地绉粟罽（毛织品）10张，茜绛50匹，绀青50匹，又赐倭王绀地句文锦3匹，细班（斑）华罽5张，白绢50匹。正始四年（243年）倭王又遣使献给魏廷倭锦，绛青缣、绵衣、帛布等物。一般认为，丝织提花技术，以及印板花技术就是在此时传到日本去的。

2.麻纺织、毛纺织与棉纺织

魏晋南北朝时，麻类纤维仍被广泛地使用着。但因为气候的关系，到了魏晋以后，我国北方已不再适宜苎麻生长，而大麻则盛极一时。麻布的生产在南朝时有了很大的提高。据记载，自东晋至南朝各代，政府的户调制皆布绢兼收；但绢的实际收入往往不及麻布之数。历代对臣僚的赐品亦是布多于绢的，且士大夫之俭朴者亦以麻类衣着为常服。

这一时期，麻加工技术也有了较大进步，主要表现是对沤渍脱胶的用水量、水温、沤渍时间都有了一定认识。要求在冬季用充足的温泉水沤渍，这样获得的麻纤维洁净而又避免生脆，与现代技术原理基本相符。(www.daowen.com)

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的毛纺织业早已特别发达，已能生产出优美的毛织品。南北朝时期，我国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文化大融合、大交流的局面。毛纤维的加工利用技术有了一定进步，毛纤维的种类也有了扩展。毛毯编织技术也有了新的发展。用毛纱制成的毛毯，具有防风、隔潮、保暖的特点。

《齐民要术》卷六《养羊》条还简要地谈到了铰毛的时间和方法，说白羊（即绵羊）每年可铰毛三次；羖羊（即山羊）只可铰毛一次。这显然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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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顶戴花翎”

清朝是由满族贵族用武力征服汉族后建立的，在他们统治天下后，虽然废弃了延续几千年的汉族衣冠，但仍然将冠帽作为区别官阶的重要标志，所谓“顶戴花翎”最有特点。

“顶”指清朝官员冠帽上的顶子，顶子是区别官阶品级的重要标识，分朝冠用及吉服冠用两种。朝冠顶子共有三层：上为尖形宝石，中为球形宝珠，下为金属底座。吉服冠顶则少尖形宝石，底座或用金，或用钢，上面镂刻花纹。在底座、帽子及顶珠的中心，都钻有一个直径5毫米的圆孔，从帽子的底部伸出一根钢管，然后将红缨、铜管及顶珠串连，再用螺纹小帽旋紧。以顶珠的颜色和材料反映官阶品级，按照规定：一品官用红宝石；二品官用红珊瑚；三品官用蓝宝石；四品官用青金石；五品官用水晶；六品官用砗磲；七品官用素金；八品官用阴文镂花金；九品官用阳文镂花金。

比起顶珠，花翎更有特色。花翎是由孔雀尾的翎羽制成，所以也叫孔雀翎。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犹如人眼状的圆花纹，一个圆圈就是一眼，没有眼的叫蓝翎。

清官冠帽上的花翎最富有“辨等威，昭品秩”的意味，它以翎眼的多少标识等级。据《清史稿·礼志》和《清会典事例·礼部·冠服》记载：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驸（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贵族，还有和硕额驸（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戴双眼孔雀翎；五品以上，在皇宫任职的内大臣、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任职之人必须是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出身），戴单眼孔雀翎。五品以下戴无眼蓝翎，并非孔雀翎，而是以染成蓝色的鹖鸟的羽毛作成，是借用汉代鹖冠之意。五品以下在皇宫王府服务的侍卫官员享戴蓝翎，地位较低而建立了功勋的军官有时也能得到戴蓝翎的赏赐。

按上面的规定，只有内臣可戴花翎，而在京城之外任职的文臣武官均无此待遇。即使是按出身可以戴花翎的王公贵族也不是生下来就可戴用，而是要在10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者才具备资格，这是清朝尚武风气犹存的表现，只是后来渐渐废弃不用。可见，清初对花翎尤为重视。

1959年，新疆巴楚脱库孜萨耒北朝遗址出土了织花毯、毛织带等毛织物，经检测，其纤维宽度分别为33.67和31.08微米，纤维支数分别为827和514公支；1964年，哈拉和卓前凉建兴36年（348年）墓出土一毛织物残片，平纹，经纬密分别为11根/厘米和8根/厘米。经线加捻得较细较紧。

1975年，吐鲁番哈喇和卓出土一件高昌早期（6世纪中后期）罽，织法和传统锦的织法一样，经显花，有红、黄、白、褐四色。纬线为红褐色，每平方厘米明、夹纬各6枚，经线17枚。

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方格呢和紫色褐。方格呢残长15.7厘米，宽12.5厘米，经纬密度为18根/厘米和15根/厘米，用青、黄两色织成方格纹。紫色褐残长为15.5厘米，宽6厘米，经纬密度均为25根/厘米。另一块是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度均为22根/厘米，织物有细薄精密效果。另一块黄色斜褐，残长11.5厘米，宽9.5厘米。经纬密度为12根/厘米和9根/厘米，组织是二上二下斜纹，捻向为Z和S，织物有粗犷感。新疆巴楚脱库孜沙来遗址出土的栽绒毯两块，其中一块菱纹栽绒毯残长19厘米，宽12厘米，经纬密度为3根/厘米和4根/厘米，绒组织仍用马蹄形打结法，用原棕色毛和黄、蓝、红彩色线编织成四个相邻的大菱形纹饰，再以红、棕、蓝三色在菱纹内显出四个对称的小菱纹。装饰性很强，是新疆古代民族图案的特有风格。

古代棉服

除了羊毛外，此时还使用了一些其他禽兽毛纤维。如南齐曾为皇室提供孔雀羽毛织成的裘，光彩金翠，但这种极为奢华的纺织品自然是十分稀少和珍贵的。

这一时期纺织原料范围进一步扩大，棉纺织开始在西北、西南以及东南和南部沿海一带出现。早在东汉时期，居住在今云南保山一带的“哀牢夷”已经学会种植草棉并用来织布。到魏晋时代，岭南地区珠江，闽江流域已经广泛种植草棉纺织。

天山脚下，塔里木盆地周围也出现了草棉种植和棉纺织业。1956年新疆民丰县沙漠中的东汉墓葬中就出土了棉织品。到了南北朝时期，新疆地区的棉纺织业已具有了一定的发展。1964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墓出土过一件布俑，身上衣裤全都是棉布缝制的。1959年，于田县屋于来克遗址的北朝墓出土一件棉布褡裢，长21.5厘米，宽14.5厘米，经纬密为25根/厘米和21根/厘米，比较致密，用本色和蓝色棉纱织出方格纹。在阿斯塔那高昌时期墓葬中还发现有高昌和平元年（551年）借贷棉布和锦的契约，其中提到：一次借贷棉布达60匹之多，说明吐鲁番一带的棉织业已相当发展。

但由于运输不便，导致棉布在内地的使用还不很普遍，只是作为贡品或通过交易少量流入，因此均被视为珍品馈送。在南方，棉织品甚至一直属于贵重织物，普通人不得穿着。

到了南朝梁武帝时期，由于这位皇帝崇信佛教，在他看来，缫丝需要杀死蚕，丝织品的制作杀生太多。所以虽贵为帝王，他仍然身穿麻布衣，但却使用贵重的棉布作为宫闱的装饰。

3.印染技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的纺织品的染色印花技术大体上是沿用前世的一些操作，但也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靛蓝和红花的认识和使用上。

靛蓝染色在先秦时期已经使用较广，汉后便已相当成熟，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种蓝、制蓝和染色的有关记载。此时已打破了蓝草染色的季节性限制，这是制蓝技术的一大进步。据《齐民要术》记载，在制蓝的过程中还要加入石灰，使染液发酵，在发酵中靛蓝被还原成靛白；靛白具有弱酸性，加入碱性的石灰可促进还原反应的迅速进行。靛白染色后，经空气氧化又可复变为鲜艳的靛蓝。这是蓝草制靛工艺的系统总结，也是世界上关于造靛技术的较早记载之一。这一工艺与现代合成靛蓝的染色机理是完全一致的。

红花是一种红色染料。虽汉代已经种植和使用，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才推广开来。有关红花提取的记载亦始见于这一时期。《齐民要术》卷五《种红花蓝花竚子》条曾记述过一种民间泡制红花染料的“杀花法”，虽然工艺较简陋，但其基本原理与现代染色学红花素提取是完全一致的。

此外，据《南方草木状》记载，西晋时还使用了苏枋来染红，其色素为媒染性染料，对棉、毛、丝等纤维均能上染，经媒染剂媒染后，具有良好的染色牢度。

型版印花技术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推广开来。目前在考古发掘中看到的实物有新疆于田屋于来克北朝遗址出土的蓝白印花斜褐，用二上一下斜纹组织，经纬密均为22根/厘米。

印花型版计有镂空型和凸纹型两种。此期最值得注意的是镂空型中的夹缬。

关于夹缬的生产工艺，就蓝白花布而言，大体上是属于镂空型版双面防染印花范畴的，相传其操作要点是将缯帛夹于两块镂空型版之间加以紧固，勿使织物移动，于镂空处涂刷或注入色浆后，解开型板，花纹即现。夹缬之名，大约就是夹持印花之意。1959年，于田屋于来克遗址出土一件残长11厘米、宽7厘米的蓝白印花棉布，其工艺已相当成熟，说明夹缬已成为民间日常服饰所用。

新疆于田县屋于来克故城遗址出土的绞缬绢

与夹缬相近的还有两种分别叫蜡缬（蜡染）和绞缬的印花工艺。大约在秦汉之际或稍早，西南少数民族便已采用蜡缬，多以靛蓝染色。汉代已经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它除了染制棉织品外，还用到了毛织品中。蜡染的操作要点是：甩蜡刀蘸取蜡液在预先处理过的织物上描绘各式图样，待其干燥后，投入靛蓝溶液中防染，染后用沸水去蜡，印成蓝底白花的蜡染织物。

绞缬是一种机械防染法，就是依据一定的花纹图案，用针线将织物缝成一定形状，或直接用线捆扎，然后抽紧扎牢，使织物皱拢重叠，染色时折叠处不易上色，而未扎结处则容易着色，从而形成别有风味的晕色效果。这种染色方法在东晋时期已相当成熟。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鹿胎紫缬”等图案，梅花型、鱼子型等纹样也已广泛地使用于妇女的服饰。新疆于田县屋于来克故城遗址出土的绞缬绢，大红地上显出行行白点花纹。1963年，阿斯塔那建初十四年（418年）韩氏墓出土有绞缬绢，绛地，白色方形花纹，平纹。

三国两晋时期的织物纹样，基本沿袭东汉传统。从南北朝开始，有了新的发展，在图案构成上，虽仍保留两汉、魏晋的传统形式，但龙凤的造型，却具有了明显的时代特征。其次是花鸟植物纹样逐渐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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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汉将施琅破例赏赐

明朝降将施琅，康熙年间因平定台湾立功，受到康熙皇帝赏识，被赐封“世袭罔替”的靖海侯。古代武将的最高愿望就是到战场建立军功，以得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按理，施琅所得已可满足，但他却向宫廷上书，力辞侯任，请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这件事引起朝廷震动，特意提交礼部议论，礼部官员一致认为将军提督在外，从无赏戴花翎的先例。为此，驳回施琅的请求，后来，还是康熙帝力排众议，下旨破例赏赐戴花翎。

施琅以天子所赐“世袭罔替”的侯爵之位去换取一枝花翎，可以想见当时崇尚花翎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