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华强[1]

（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实效，就必须对新形势下环境条件中的新变化做出思考和研究。本文根据手机媒体的三大传播特征，即时空的重构、人际关系的变化，以及对传统媒介中心地位的消解，探索了手机媒体在信息获取、过程参与及使用体验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从理论上分析了手机媒体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的积极与消极的二重性影响，列举了实践中手机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手机媒体；思想政治教育；契合；影响

手机进入3G时代后，以手机为载体，推出了报纸、电视、电影、广播等新型传播形式。“手机媒体”因其传播能力强，影响范围广，使用便捷，成为集文化、娱乐、传媒平台于一身的新媒体典型代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适应社会发展的形势，深入探索和研究手机媒体的特性及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分析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依托其内在运行规律构建以手机媒体为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主动占领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手机媒体的特征

“手机媒体是指基于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四大媒体，依托无线移动通信网络，以个人移动终端为平台，以人机之间，人人之间的互动传播方式和海量信息（文本、音频、视频等）的多向传播为主的一种现代新兴多媒体。”［1］74

随着手机制造技术的提高和通信技术的日益发展，手机的功能从语音通信拓展为可以传输语音、数据和多媒体的超级终端。服务提供商通过手机随时随地向用户提供语音、文字、彩信、音视频、网络等增值服务。手机最终演变成为一个便携的信息传播载体，被称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媒体。

传播学中对大众媒体有个数量化的界定，即当媒体受众人数超过总人口数量的1/4时，该媒体可以被称为大众媒体。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2007年年底，全球手机用户就超过33亿人，手机普及率为49%，手机用户数量平均年增长率为22%。国际电信发展局局长萨米阿里-贝希尔在《2010信息与通信技术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会上说：“2009年年底，全球手机注册量达到46亿部，而国际电信联盟预计2010年全球手机注册量将超过50亿部。”按照这个数量化的定义，手机媒体是典型的大众媒体。相比较于其他传统媒体，手机媒体在传播特征上有其比较明显的差异。

1.手机媒体对时间和空间的重新构建

传统媒体中的报刊、广播、电视与受众是分离的状态，互联网中受众处于被信息包围的被动状态，而手机媒体不仅和受众联系紧密，并且因为手机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受人的支配和控制，使受众觉得手机媒体成为自身的感官和精神的延伸，从而产生极大的满足感。在现实生活中，习惯于拥有并使用手机媒体的人如果因为特殊原因缺少了它，会觉得无所适从，并且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能力和反馈速度也将大大降低。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指出，随着手机的智能化和人性化发展，手机从缩短传播双方的空间距离，偏重语音通话的媒介，演变为开始彻底重新构建受众的时间和空间媒介。保罗·维利里奥根据自己创造的“速度距离”这一核心概念指出，在现代交通和新媒体领域，因为一系列技术变化导致信息传递速度的成倍增长和信息传递内容的海量增加，彻底模糊了空间的物理边界，使空间从时间上区分出来变得困难重重，在后现代时期，时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时间比空间更重要。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将手机媒体的消费变成大众化和平民化的活动，手机随身在线成为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并改变了时间和空间对于手机拥有者的限制和束缚，时间成为许多离散的时间片块，空间也成为分离的多维交叉的空间。手机媒体消融了公私生活的边界，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认知。时空不再只是日常意识中的时空，而且延伸至新的领域——虚拟社会中的时空。手机媒体使用者在重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调整其社会关系。

2.手机媒体条件下人际关系的变化

与时间和空间重构直接相关的是手机媒体受众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吉登斯曾清楚地讲道：“后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所谓的脱域（disembedding），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重构其原来的情境。”［2］242

在传统的人际交往中，有声语言的沟通往往与非有声语言沟通协调、统一呈现。人际交往中人们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不仅要理解话语的意义，而且要观察交流对象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动作神态。这构成了传统人际交往的有机统一的情境。手机媒体的使用，虽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际交往中语言的沟通，但同时也消解了人际交流的整体情境，并且由于沟通双方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对交流中的字词会产生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人际交流的障碍。手机媒体条件下的人际交往导致整体性消解的同时，也造就了人际交往的边际成本减少的现实。现代经济理性人在有限理性的现实前会有意识地选择谎言。如果人际交往中谎言成为交往双方一种习惯性的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现代人的生活实践，就超出了道德伦理的范畴，成为本体意义上的问题了。

3.手机媒体打破传统的传播格局、消解中心

在报纸、电视、广播为主要传播媒介的时代，受众一般是以被动地接受信息为主要表现。国家直接控制、掌握大众传播媒介，视大众传播媒介为党的“喉舌”。在党的“两报一刊”一统天下的很长一段时期，传播媒介非常简单，媒介环境也非常单一。在互联网在传媒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传播模式逐渐向多向的、去中心化的模式演化，受众从被动地接受信息转变为主动搜寻信息，媒体把关人的权力不断受到侵蚀和挑战，传播者的中心地位迅速下降，进而信息传播呈现去中心化趋势。进入手机媒体时代，受众由互联网时代的主动搜寻信息转变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来自于社会各个领域和方面的信息既能够通过手机媒体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也可以从大众传播领域经手机媒体进入广阔的人际传播网络。手机媒体在人际传播方面的优势不断得到实践的验证。在社会信息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个人生产者和传播者的广泛参与，进而改变信息的流动方向，甚至于有可能改变传播信息的内容和性质。社会信息在传统媒体中自上而下的单一方向的流动转变为在新兴媒体（以手机媒体为代表）中立体化、多方向网状流动格局。正如我国台湾学者温世仁、庄琬华在《媒体的未来》中所指出的：未来社会信息的传播格局将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手机充当各种社会信息的交换器，兼任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的部分功能，传统媒介的中心地位偏移，整个社会传播格局出现泛中心化趋势，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角色地位将继续模糊，社会信息的流向沿着每一个手机用户的社会关系网络迅速延伸［3］76。

二、手机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1.重视手机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法律规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其成员施加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阶级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反映了人在环境面前具有主观能动性。教育者可以通过选择教育内容，创造教育条件，选择教育路径等方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由于手机媒体对于现实生活的不断渗透和民众对于手机媒体参与热情的高涨，使手机媒体成为影响人们思想道德素养及行为习惯的不可忽视的媒体力量，而把它看作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学界的共识。在手机媒介条件下，人们不仅接受各种类型的信息，学习各个方面的知识，而且会因为这些信息的内容，接受的方式方法，传播的途径间接地对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产生影响，对他们的思想意识、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意识的养成起着引导作用。

从效果上看，手机媒体作为外部环境条件潜移默化地对受众产生间接的影响，而思想政治教育则是通过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教育实践对教育对象产生直接的影响。当思想政治教育与手机媒体作用于对象的方向统一时，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会得到有效的强化和巩固；当两者作用的方向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时，会弱化，甚至消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实现其在教育过程中的主导性，而为了保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实现，需要重视并强化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条件。因此，当手机媒体作为对教育对象影响日益加大的环境条件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时，认真分析、研究、掌握手机媒体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对手机媒体这一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环境条件进行改造、利用或开发，扬长避短，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的一个时代课题。

2.手机媒体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

（1）手机媒体在信息获取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目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表现出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与社会发展的现实脱节比较严重。这是因为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教育对象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与教育对象自身密切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教育对象感兴趣的社会热点、难点、疑点问题等内容，不能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得到重视和更新。此外，党和政府制定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中所蕴含的新的思想观念，如民生、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等思想和观念又不能适时得到认可和宣传。这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因过时而缺乏吸引力，因脱离实际而缺乏应有的可接受性。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在保持教育内容稳定性的同时，及时更新教育内容，使其与社会整体发展同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紧迫的现实问题。(www.daowen.com)

在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现实问题上，手机媒体因自身固有的便携特性而具有先天的优势。随着数字通信技术的不断成熟，以及互联网技术在手机上的应用，手机用户能够随时随地通过无线网络及时获得丰富的与社会变革和发展有关的信息，及时了解党在思想政治方面的新要求、新内容，以及国家大政方针的变化。但是在手机媒体条件下，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个平台，扬长避短，还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做出大胆实践尝试，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以丰富的、多样化的，教育对象喜闻乐见的形式及时有效地通过手机媒体传送给教育对象的方法和路径，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具有积极的意义。

（2）手机媒体在过程参与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实质上是教育者和教育对象形成“双边”关系，交流思想和感情的过程。只有双方的积极性都得到充分调动，教育效果才能实现。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教育对象内在的积极性难以调动。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的取得需要调动教育对象的内在主观能动性，需要教育对象一定程度上积极主动地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参与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生产者和宣传者。社会学研究表明，只有当教育对象认为教育内容和达到自己的目的有关时，才会全身心地投入并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表现出积极性和主动性。手机媒体体现于过程中的生产和消费的二重性发挥着其他思想政治教育媒体难以发挥的优势，并通过满足教育对象的自我价值感，增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认同感，实现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

手机媒体生产与消费的二重性是指在手机媒体的内容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信息的接受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不再有严格区别。手机用户既是媒体内容的生产者，也是媒体内容的消费者。传统媒体一般是自上而下的点对多点的纵向传播，而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可以实现点对点的横向传播，并且通过手机上网阅读订阅的信息模块实现自下而上的点对多点、多点对点的立体传播模式。用户可以通过手机媒体重构的时空方便迅捷地、随时随地与他人进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满足自身归属感需求，获得心理的满足。按照社会心理学理论的分析，社会成员既需要通过社会交往活动不断认识并理解交往对象，也需要通过交往对象认识并理解自身，既需要爱，也需要被爱；既通过交往满足自身的归属需要，也因为交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依赖性，需要通过社会成员对自己的认可实现自我价值。手机媒体生产与消费的二重性使以手机媒体为交往载体的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和作用。双方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平等地享受信息的控制权。交往双方因为对信息生产的高度参与而产生对于信息的高度认同感。如果能够利用手机媒体的生产与消费的二重性将教育对象纳入思想政治教育中，鼓励教育对象根据自身需求，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形式、理念与途径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就既能了解、满足教育对象的内在需求，激发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能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3）手机媒体在使用体验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在建立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人格心理也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重视个性化心理体验，强调个性化需求的满足，追求个性化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社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的主要特征。认真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个性化人格特征的发展规律，处理好思想政治教育和个性化发展的辩证关系，使教育对象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实效的必然选择。

在传统媒体条件下，传统媒体发布信息面对的是不特定人群，且庞大的信息量是为不同人群设计的。大众面对大量信息，必须花费时间和精力去选择其关注和急需的信息。此外，思想政治教育偏重于强调个体对于统一的、共性的社会规范的遵守和服从，强调社会成员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而忽视、压抑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丰富的、差异的个性化需求，甚至简单要求他们对社会规范的无条件服从和接受，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多依靠外在的强制力量的简单粗暴的压制，而不重视对于教育对象的个性化分析，进而教育措施往往无视教育对象内在心理需求的满足。这种模式容易造成教育对象强烈的抵触情绪，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这种忽视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生存与完善的内在必然性联系的教育模式，使人觉得个性化需要无法通过社会化的渠道得到有效满足而产生沮丧，甚至产生对社会的逆反和叛逆心理。这极大地违背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初衷和目的。如何在以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条件下，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个性化设计，在教育内容载体及教育形式上为教育对象提供更多的选择，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个性化定制教育内容的需求，真正做到因人施教，在效果体验上实现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特色，成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认真考虑的主要课题。例如，在手机媒体条件下，从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为教育对象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使用手机媒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兴趣定制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信息，自由选择接受教育的载体和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要求与教育对象的心理需求实现无缝对接。这种个性化的教育方式极大地满足了教育对象的心理需求，也可以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手机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1.从理论上讲，手机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具有二重性

手机媒体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以报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为依托，几乎渗透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伴随着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对手机的依赖性也日益增强。由于手机传媒的用户数量大，信息传播迅捷，辐射面广，载体形式多样，信息传递方式灵活，因此在受众中产生的影响力和渗透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人们在使用手机媒体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和启迪；但是，由于手机媒体把关人的离散和不易控制，也会受到不负责任的媒体的误导，特别是在网络规范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管理机构不给力，管理制度不完善，管理方法落后，以及管理人员责任心欠缺，通过手机媒体网络传播的信息大量游走于道德和法律的边缘，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和塑造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这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客观理智地分析手机媒体的现实作用。

手机媒体的广泛使用，会在受众中形成一定的舆论。手机媒体舆论是公众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对于社会本身、特定社会事件或者人物通过手机媒体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和态度。它是社会评价的一种类型，对人们的行为和意识都将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手机媒体舆论是一种非强制性规范人们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的力量，是一定社会心理和思潮通过特定事件或者人物在群体心理上的反映。它以公共利益为基础，以公共事务为指向，因此它既具备传统舆论的特征，也具备传统舆论的功能。但是手机媒体舆论和传统舆论一样，也表现出非理性的成分，集中了各种偏见和认识误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在公众舆论中真理和无穷错误直接混杂在一起。”［4］36手机媒体的这种舆论引导双重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必须对手机媒体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和调控，否则也会引起社会相关领域的局部危机。

第一，从传播学视角来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实施过程中也是在向教育对象传递特定的信息，是为了使教育对象发生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上和行为习惯上的改变。它是以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思想政治观念和道德法律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播实践活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以价值观念的转变为目的的说服性传播。在这个意义上，它具有不同于新闻传播和商业传播的特性。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来分析，手机媒体也经常被视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工具和载体。一方面能够使受众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也能够满足受众个性化需求，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综上分析，手机媒体的舆论导向功能，尤其是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引导，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课题。

2.从实践看，手机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

（1）手机媒体条件下，人际交往带有明显的虚拟性和互动性的特点。正如本文之前的分析指出的那样，在手机媒体条件下产生的人际信任危机可能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现实人际交往，导致现实人际交往中相互信任感的缺乏，间接地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同时在手机媒体条件下交往双方虚拟角色的特性以及间接交往的边际成本的降低催生的教育对象产生人格心理障碍或者心理疾病，也向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课题。因此，在充分认识手机媒体的基础上，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思路、新模式就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凸显的现实需要。尽管手机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但传统媒介因为正确的导向、信息发布的权威性等特点，仍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这又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如何实现虚拟与现实有机融合的新挑战。此外，如何利用手机媒体条件下教育对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内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也成为摆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工作内容。

（2）手机媒体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几乎可以同一时间与全世界的人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且可以便捷地交换意见，发表看法，这是人们感知系统得到的最大限度的延伸。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教育对象变被动接受式的教育为主动参与式的教育，因为自身参与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而产生对于教育内容的高度认同感。然而，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改革却远远跟不上以手机媒体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发展速度，具体体现在对手机媒体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设置，教育理念的改进，教育政策的调整，以及教育技术的学习等方面缺乏前瞻性的理论和思想准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手机媒体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的自组织现象，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事实上，我们似乎生活在神奇的一体化时间之中，可是我们仍然在使用陈旧的、前电子时代那种支离破碎的时间模式和空间模式来思考问题。”［5］8手机媒体中受众的平等性、匿名性，使他们的自主性增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与教育主体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的“你讲我听，你打我通”的灌输式、被动教育方式几乎失灵。因此，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手机媒体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被组织程度降低，自组织程度增强，主要表现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开放性、非线性、远离平衡态、涨落机制。［6］19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开发、利用手机媒体的载体制度自组织化创新来引领和教育对象，以成熟的手机媒体技术交流平台搭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结合人力、物力和财力整合制度和教育资源，最终来解决教育对象的各种疑难困惑，提供符合个体要求的思想道德的教育服务。

（3）一方面，在手机媒体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实现教育信息海量的、立体的、多感官式的呈现，具有比较强的感染力，使教育效果得到较大提升，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境界。另一方面，由于手机媒体突破时空的局限，一些腐朽落后的文化思潮以及各种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资产阶级消极思想文化都可能会因为时空障碍的消除蜂拥而至，混乱教育对象的思想，动摇其政治立场，弱化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对此，我们应该正视手机媒体对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挑战，转变教育对象被动客体的认知，重视教育对象内在的个性化需求，积极探索手机媒体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抓住社会舆论中的疑点、难点和热点问题，以平等和民主的方式加强与教育对象的立体、多向的交流和沟通，通过手机媒体技术平台和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平台，不断激发手机媒体主动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

参考文献

［1］卢家银，段莉.手机媒体的后现代性透视［J］.东南传播，2006（7）：74-76.

［2］［英］安东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弗·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1：242.

［3］卢家银，段莉.手机媒体的后现代性透视［J］.东南传播，2006（7）：74-76.

［4］［美］施拉姆波特.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36.

［5］［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8.

［6］王东强.新媒介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0（3）：19-20.

[1] 作者简介：胡华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南京林业大学2006级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生态研究。　基金资助：本文是2012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手机媒体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其导引研究”（2012SJB710012）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