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昱[1]

（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网络政治参与不仅是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信息政治（informational politics）的一种民主政治策略，而且成为信息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文化层面深入到信息生产层面，网络政治参与打破了“主—客”二元关系，形成了主体与信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主体需要利用文化符号适应已有的信息环境，且其所产生的文化反应能进一步塑造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另一方面，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在满足对信息自由和平等的诉求的同时，主动建构出全新的信息环境空间。网络政治参与主体与信息环境之间的双向建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信息环境的生态平衡。

关键词：网络政治参与；信息生产；信息环境；信息平衡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作为现代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被理解为一个旨在影响政治决策的概念。依据美国学者亨廷顿和纳尔逊所给出的定义，即“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1］，政治参与的主体必然会与从社会结构当中滋生的民主环境相互作用。在互联网成为继报纸、电台、电视之后的“第四大媒体”之后，网络信息空间在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全新虚拟环境的同时，也因影响了政治参与主体，催生了“信息政治”。“信息政治”不仅在信息化时代成为政治空间的媒介，而且也构成了信息社会的重要特征。那么，在曼德尔所称的“信息资本”的后现代背景下，本文从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即“坚持以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全部社会存在和运动的本质和基础”［2］，深入探讨信息方式下的网络政治参与和信息生产之间的密切关联，进而为网络政治参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信息环境塑造网络政治参与主体

信息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已经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信息化发展模式（informational mode of production）强调了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信息资源的基础上，促进主体间的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从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社会发展。可见，“信息化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进程，或简单的现代信息的应用问题；更重要的，信息化是一个社会的进程，即社会发展和演变的过程”［3］。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及其空间布局构成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知识创新、信息交换和信息处理，并构成了信息环境的要素。引起信息技术变革的无所不在的信息流，构成了信息环境。信息环境中的信息流必然会对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产生直接的影响，并将集中体现在政治交流领域之中。

随着网络的普及，虚拟空间为政治交流提供了全新的信息环境。“在网络空间这一独特的、虚拟的平台上，因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意志的推动，诞生了诸如网络论政、网络监督、网络宣传、网络评判、网络互动等新型公民政治参与方式，并开辟了扁平化、交互性、及时化的网络政治空间这一新型政治参与载体。”［4］那么，网络政治空间的开辟，以及网络政治参与得以不断运行必然有着内在的能动机制。一方面，交流主体需要具有一定的信息民主和法制意识；另一方面，网络信息环境可能通过激活参与主体的信息意识，满足信息需求，从而促进对政治交流主体的塑造。只有当信息环境对主体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虚拟网络才可能转化为现实力量，为政治空间的建构提供开放和有效的技术支撑。

网络空间不仅成为提高公众民主政治觉悟的信息环境，而且培育、提升了公众信息民主、公正和平等意识。信息环境中的民主诉求强调了政治交流在政治活动中的突出作用。一直以来，无论站在何种政治立场上，政治交流都被认为是通达民主的必经之路，特别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了政治对话的作用，呼吁增加政治对话的机会，提高对话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例如，远程民主论和协商民主论都将公众设定为政治交流的主体和政治决策的主体。前者认为建立在发达的通信信息技术之上的大众传媒、舆论调查等制度成为搜集公众意见的容器，从而使公众构成了新政治主体，形成了推动民主的现实力量基础；而后者则作为前者发展的一个结果预示着，如果公众与政府直接就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就有可能实现平等的政治交流。事实上，网络媒介的出现不仅在技术层面上改变了政治交流模式，更激发了交流主体的民主和平等的诉求，促进了主体对民主和平等意识的提升。理解和沟通作为政治的基本原则不仅是网络政治交流的前提，而且成为利用网络媒介的一个必然结果。网络信息空间中的对话、辩论等公民参与方式极大地增强了交流和参与主体的主动性。

信息环境的虚拟性也增强了主体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为了维持稳定与秩序，组织必须防护自身以免受外力的影响而发生变动，而借此方式，亦足以维持组织的生存并保护其成员的利益”［5］。个体对于组织和秩序的依赖性得到加强，并在一定程度上生发出信息政治的内在动力，进而推动“公共领域”的发展。西方一些学者，如丹尼尔·贝尔等未来学家们认为，传统政治结构中的官僚制度向网络组织形式转变，以适应信息政治模式的需要，参与制民主将获得突出的地位。一方面，信息政治模式充分体现了参与制民主的本质，即公民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将不依赖于自己的代表而直接参加与自己利益有关的决定，突出了公民的主体意识；另一方面，信息政治模式也实现了公民松散力量的凝聚，培育了公民群体意识。网络政治参与的实施需要主体保持在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之间的张力。网民松散力量的凝聚需要相互间的信任，而信任度反映了对他者和自我关系的把握程度，在网络政治交流中成了一个重要的能力指标。网络政治参与所建立的关系指向的不是学缘、业缘或者是趣缘，更多的是立场和观点的一致性，网民的主体意识也就投射在由交流而构筑的网络意见之网上。可见，这种张力意味着，“由于电信科技的前进，一个信息的秩序……在一个意料以外的世界中推行”，并最终突出地表现在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具有对网络空间秩序进行主动治理的意识和能力。面对信息空间中的信息自由主义所引发的信息泛滥，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伴随着“公共领域”的建构，逐步形成了共同的目标，即发掘并有效利用信息，维护网络空间秩序。秩序作为“事物的一种状态”［6］在网络空间中所体现的不是制度、规则被服从或是被遵从的结果，而是通过网民个体在政治参与中形成的带有自我规范性的软约束，即网民群体自觉遵守的规则。

信息环境滋生出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唤起主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同时，也培育了政治交流主体多样性。随着社会分工的专门化，对于个体而言政治已经成为一种职业。从个体的角度看，政治参与是公民向职业政治角色发出行为期待和要求的行为。当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政治交流的方式时，网民复杂而多元的属性也就随之而来。网络信息平台降低了网络政治参与的门槛，同时也使网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遭受质疑。事实上，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越多样化，就越能反映整体的政治诉求和期待，所形成的基础也就越牢固。尽管每个公民政治参与主体有着不同的目的，如为了获得权力、财富、荣誉，心灵上的满足，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能力等，且其目的呈非定向性态势，然而网络政治参与的实现必然需要具有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而形成共同的信息选择取向。网络政治参与的主体对同一政治问题的看法以相对自由的形式展开。灵活性使得网络上所直接显示出的意见观点并不能立刻直接作为显在的参考。只有在不断的、自觉的政治交流中，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整体诉求和意见才可能得以逐步显现。

二、网络政治参与拓展信息环境空间

信息生产的概念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生产力对于社会系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这一历史观点。信息不仅成为构成传统生产力因素的传递性要素或者说中介性要素，而且其本身也成为产品，如被打上品牌的文化之物，直接进入整个生产链条。一个社会的信息流交换以及信息传播越便利，就越需要积极的政治交流，增强社会集合处理信息的能力，进行迅速有效决策，从而为之后的信息生产创造有利的信息环境。信息环境在为信息生产提供外在条件的同时也成为信息生产的结果。这打破了传统生产主体和生产对象的二元关系。网络政治参与既是建立在生产组织、社会机构以及社会的总体结构之上的新政治模式，也是信息生产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信息生产的关键在于信息处理。以文化为基础，信息处理实质上是基于现存知识，即由科学与社会实践证实并经过整理的符号信息操作。“如果信息处理成为新的生产力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的符号容量本身（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体的），都与其发展过程紧密联系。换句话说，从结构角度决定的处理信息和形成知识的劳动能力日益成为生产力的物质源泉，继而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财富源泉。”［7］信息生产的原材料本身就是信息。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信息生产的一种形式，其参与主体成为信息生产者，而网络媒介则成了生产工具。在信息生产的意义上，网络政治参与将被引申为一种围绕政治话题而展开，并由网民主动对信息进行选择、加工并再输出的信息生产活动。网络政治参与作为一种符号性的劳动所需要具有的信息处理能力需要在不断的交流中实现。传播交流“建立在信息之上，以信息为中心的过程”［8］意味着“时间在信息化过程（informationalization）中被压缩”的同时，实现了对现有空间的超越。围绕信息处理的许多相关理论，如信息产生理论和信息接收理论最终都需要到参与理论那里才可能得到验证，就在于只有通过“参与”才可能通过改变现实空间结构实现交流的功能。

信息的全球化暗示了对现实空间的超越。其“典型特征是战略决策性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的弹性化与不稳定化，劳动的个体化，由一种无处不在的纵横交错的变化多端的媒体系统所构筑的虚拟现实的文化，以及通过形成一种由占主导地位的活动和占支配地位的精英所表达出来的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的时间，而造成的生活、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基础的转变”［9］，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时空发生改变。依托于在“网络空间”（cyberspace）中的信息生产而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息环境空间，政治参与主体“可以非常方便地交换信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凭借把持的网络彼此有效连接。他好像敬畏网络决策的作用：在‘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利用熊彼特的术语）的浪潮中，网络决策急剧地改变了世事”［10］。正是由身份被数字化、电子化、虚拟化了的网民所带来的决策力量在破坏中不断建构并拓展了网络信息空间。

那么，网络政治参与作为公民通过网络试图影响、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各种活动，基于“个人及个人组成的集体有意无意地反对、支持、改变或维护一个政府或团体的某些特征的一切行动（或不行动）”以及“在政治体制的各个层次中意图直接或间接影响政治抉择的个别公民的一切自愿活动”［11］。这些活动以影响决策为目标，包含“控制”和“改变”，即通过把握发展方向，实现调整策略，从而改变社会空间结构。这种信息“控制”构成了从信息空间向现实空间转化的基础和前提，并成为社会资本的来源之一。对信息的控制成为信息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方式。以网络政治参与作为表现形式的信息生产方式表明，政治交流主体的社会地位会不断变化，并有可能改变原先的身份，进而增加其社会资本。“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2］。网络社区中的社会资本表现为意见的凸显性、凝聚性和导向性。由于信息本身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故对信息的控制就成为网络虚拟空间组织有序性的重要标准。在网络空间的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网络政治参与可能将那些最突出的利益诉求凸显出来。于是，通过新媒介工具，在预期的方向上拓展信息空间，为进一步向现实空间转化提供可能，就成为累积社会信息资本的重要途径。信息空间向现实空间的转化预示着：“当网络中分散的公民意见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网民的增加，更多的城市居民借助网络表达通过网络横向互动整合成整体性声音的时候，民意便开始有了力量，并可能对现实的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13］

三、网络政治参与主体的适应与信息环境平衡

在信息生产的层面上分析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和信息环境的相互作用，还需要将两者放在一个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信息环境下的信息生存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诚如福柯所说：“直到现代性的阶段、直到19世纪与20世纪我们才开始用‘生命’来理解自然与社会。在此之前，我们是用‘分类’来理解失误的。”［14］从“生命”的视角审视信息环境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就有可能从整体上认识网络政治参与活动在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动态性规律。

信息空间提供了全新的生存环境，而新媒介更融入新“生活形式”之中。“进入网络”（inclusion on the network）成为人们在信息环境下生存的必然选择。人们一方面需要适应已有的信息环境，另一方面则需要维系信息空间的生态平衡。网络环境的不平衡提示了网络话语权的巨大差距。其实质是一种因信息落差所引起的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而正是这种信息环境内在所具有的差异性推动了网络政治参与对信息环境的调节。在信息环境下，通过网络媒介发表观点和意见，以维护自身权益将成为重要的生存技能。网络时代的数字化生存使得这种政治参与变成了一种生存需求。曾经用来批评不愿意通过干苦力活而谋生的忠告——“在稀薄的空气中生存”（living on thin air），现如今在信息社会却很受用。人们越来越需要通过“聪明的思考”处理和控制信息，拥有在新的“无重”（weightless）经济中生存的能力。网络政治参与遂成为培育信息化生存技能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将逐步进入日常生活。

如果将信息环境作为一种广义的自然环境，那么信息环境平衡则成为生态平衡的一个新方面。诚如埃瑟·戴森所指出的：“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在国际上，西方国家通过信息输出，在网上兜售西方的民主观念、政治模式、价值趋向和生活方式，以和平方式入侵我们的文化领域；在国内，网络上的虚假信息，例如网络谣言、网络诽谤、网络欺诈、网络攻击等在一定程度上污染我们的文化环境；恐怖组织、邪教组织、叛国组织充分利用网络从事非法活动。信息环境的不平衡主要表现在网络开辟了信息窃取和破坏的新途径，包括通过互联网侵入计算机窃取情报，截取各类通信信息，破坏官方网站等。信息化生存的主体一方面需要适应已有的信息环境；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主动建构全新的信息环境，以维系整个信息环境的平衡。

由于信息环境的不平衡集中反映在信息的输入和输出的不对称方面，故网络政治参与就通过增加信息输入的多元性、针对性和多维性来调节信息平衡。在已形成的媒介信息环境的基础上，网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交流实际上不断增加了信息流，为其他网民的参与提供了更多的信息选择。网络政治参与遂成为利用信息方式增加信息输入，并通过多方选择达到信息环境平衡的重要方式之一。“信息方式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它能起到中立的数据传导作用，而且重新构型这种传导并促进人们对此进行多重阐释”［15］。这种信息方式的调节在根本上是对信息环境空间占有的重新分配。然而，从内在的角度看，网络政治参与主体本身所具有的隐蔽性和自发性容易使分配失去统一的方向。于是，从整体上对增加的信息流进行有效的引导和管理就成为实现信息平衡的必然要求，并逐步形成了从隐蔽到公开，从自发到自觉，从外部管理向内部自制发展的发展动力机制。(www.daowen.com)

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对信息环境的适应过程与信息平衡过程相互交织，推动了信息社会进化。网络政治参与的信息生产引发了一系列的文化效应。在信息化发展模式中，信息社会需要在教育并激发其信息生产力的同时，创立一套组织机构，以实现信息流的最大化。由于在信息环境空间里没有明显的压制，没有可辨明的敌人，没有一个可以承担确切责任的权力中心，甚至连这些源流本身已变得模糊，所以就需要一种转化机制将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3个层面整合在一起，实现虚拟空间向社会空间的转换。网络政治参与正是通过有效的信息“输入—反馈”，构成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形态，并形成了信息社会的新权力中心。于是，网络政治参与实现了从生产功能到政治功能，最后再到文化功能的递进式机制。在信息生产的基础上，网络政治功能从直接性的利益诉求上升到超越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实践。网络政治所关注的话题从关于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拓展到关于社会主要的政治问题以及与政治体系相关的抽象的价值、观念、原则等。由于文化的提升与符号的操作密切相关，所以网络政治参与在建构信息环境的同时也建构全新的文化符号环境。

网络政治交流作为政治交流实践和文化选择而融入到信息化生存的需求活动之中而成为数字化生存的典型方面。在试图达到信息平衡的动力推动下，人们将面临全新的信息竞争。在此前提之下，信息环境的通畅、开放和公平构成了一个基本前提。政府法律在其合法性限制之内的干预，将导致政府领导的信息活动的突增，加强它的支配地位；但同时，正是由于网络政治参与对信息环境建构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平衡机制，所以公众就有可能以民主原则发表意见，并监督政府，而不只是通过网络新技术来为公共利益传声。网络政治参与集中体现了主体与信息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就意味着，信息环境的治理不只是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力度，更重要的是如何将网络媒介作为整个信息交流链条上的环节被放入整体控制之下。由此，网络政治参与的发展不仅需要从主体方面提出规范要求，而且要从维护整个信息环境平衡的角度，对网络媒介在如何与其他媒介相互配合和协调方面投入有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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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曹昱，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哲学、信息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