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永平[1]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加强对西方国家生态治理理论成果的吸收与借鉴，将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生态现代化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盛行的现代环境治理理论，其成功的经验在于利用现有成熟的市场机制，实施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依靠技术革新，实现渐进式变革。与此同时，也存在诸如执行赤字，无力解决持久性环境难题，陷入“N”型曲线困境，存在地域局限性，缺乏全球正义等缺陷。它给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启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以及通过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等。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生态文明；优势；局限性；启示

生态环境问题既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也是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加强对西方国家生态治理理论成果的吸收与借鉴，将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正如郇庆治所言：“我们并不认为欧美西方国家掌握着人类通向绿色未来的真理或‘锁钥’，也不认为中国可以回避作为一个当今世界最大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历史责任与创造潜力，但我们认为，只有对欧美国家社会与经济生态化发展经验的分析借鉴才有可能成为任何绿色文明与社会创建的现实起点。”［1］总序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盛行的现代环境治理理论，“从最早期的著述开始，生态现代化的目标就始终是对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应对环境危机的问题进行分析。”［2］6因而，对这一理论所具有的优势及其局限性进行考察，将有助于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借鉴。

一、生态现代化的成功经验

“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门极具活力，不断发展的学说。”［2］13“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已发展成一套扎实的思想体系。它建立在普遍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并以越来越多的案例研究作为支撑。生态现代化理论是一门新的理论，而且正逐渐成为环境社会学中较引人注目的理论之一。”［2］21生态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成就，除了特定的时代条件，更主要在于其理论本身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难题。具体来讲，其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在于：

1.利用现有成熟的市场机制

强调市场的作用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关键性特征。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大量运用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性工具，如生态税、生态标签、碳排放交易等。被约翰·德赖泽克称为最清洁、最绿的6个国家芬兰、德国、日本、荷兰、挪威和瑞典，都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挪威在诸如绿色税之类的政策工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芬兰1990年首先在世界上实行了二氧化碳税并首创了其他的环境政策手段。这些环境先行国家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经济主体自觉降低污染水平，保护生态环境，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2.实施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

生态现代化主要实行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预防原则强调科学的不确定性不能作为环境问题上不作为的理由。因此，如果存在一个难题可能变得严重的恰当理由，它就应当被提出，即使在缺乏科学证据的情况下［1］190。之所以选择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主要是基于传统环境政策（修复补偿或末端治理）的缺陷。环境政策的出台往往滞后于环境问题的出现，因而容易造成受影响的生态系统无法维持下去，并且此种政策又往往是针对具体污染媒介，即分别保护空气和水的质量，防治噪声或废弃物，从而在具体的目标、措施和制度之间往往缺乏协调，从而使一个问题由此种环境媒介转嫁到另一媒介。此外，传统环境政策的最大问题还在于成本太高，往往需要大量的环境治理投入且成效缓慢。因此，直接并廉价地解决一个难题，要比等着它变得更糟糕时再处理好得多，因而有必要实施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当然这并不排斥事后治理。这要看某一环境影响产生的具体历史。如果治理过去遗留下来的废弃物，损害业已发生，事后治理就是唯一可行的选择；而如果损害尚未发生而预料将来可能发生，则为求未雨绸缪，应实行预防为主。实际上，常常是原有情况、原有政策和新情况、新政策并存，多数是兼顾预防和治理。故而预防为主的环境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寻求某种妥帖的平衡，在制定政策时恰当地兼顾未雨绸缪和被动治理两个方面［3］。

3.依靠技术革新为实现生态——经济双赢提供支撑

生态现代化的“意图在于，将存在于发达市场经济之中的现代化驱动力与一种长期要求连接起来。这种要求就是：通过环境技术革新而达到一种更加环境友好型经济的发展”［4］10。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实现环境问题的解决从补救性策略向预防性策略转化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环境技术的运用，不仅减少了生产过程中原材料的投入和能源的消耗，而且使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在较发达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环境政治学中，这种观点已经存在很长时间。

4.实行渐进式的变革

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创立者马丁·耶内克认为：“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方法，迄今为止是卓有成效的。如果与结构性解决方案相比较，生态现代化似乎是一种更容易的环境政策方法。”［5］他们认为，结构性解决方案最大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太小。公众对于结构性改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一种强烈的抵触，很难给予足够的政治支持。生态现代化理论虽然也承认有必要在现代化事业的内部进行重大的变革，以纠正某些导致严重环境破坏的结构性设计缺陷，但他们认为进行这种变革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废除现代社会中与现代生产和消费体制有关的所有机制［2］23。这种渐进式变革的优势在于阻力小，所以生态现代化理论被工商界及其政治代表（如欧盟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比较温和的环境团体（如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自然保护国际联盟等）和科学家广泛接受，从而成为生态现代化的关键施动者。尤其是工商界完全有动力去支持而不是去抵制生态现代化，因为生态现代化的关键是工商业可以从其中赚得金钱［1］193。

5.发达的经济基础

目前世界上较为成功地实现生态现代化的6个国家都是经济发达国家。其人均GDP均在4万美元以上，排名在世界前20名以内（见表1）。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压力大为降低，而居民对生态环境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却不断增加，从而驱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趋向生态化。此外，“富裕程度较高的国家有着更高的污染负担，但同时它们也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好的发明环保技术的技术潜力，并通常会具有更高的环境动员水平”［4］63。这些都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态现代化的推进创造条件。

表1 生态现代化国家人均GDP及排名情况（2010年）[2]

二、生态现代化的局限性

多年来，生态现代化理论一直面临来自不同理论观点的各种挑战，对生态现代化的理论批评也从未停止过。就连马丁·耶内克也承认由于外部环境和理论自身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生态现代化”理论与方法对于实现一种长期可持续绿色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无论是“明智的”环境管治，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环境管治，都不是政府政策的主导方面，而这在全球层面上更加严重。特别是结构性变革的方案不能依赖一种“生态现代化”战略，因为既存的问题不能通过可以市场化的技术革新来解决。所以，生态现代化尽管有其巨大的环境改善潜能，但它不足以提供环境的长期稳定性或可持续性［5］。阿瑟·莫尔和戴维·索南菲尔德在《世界范围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一书中也指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在目前状态下的局限性［2］3。

具体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执行赤字

生态现代化是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治理方法，在政策执行方面，存在严重的“执行赤字”，即执行不力问题。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尽管现在大多数的国家都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战略，但只有12%的国家真正进入了战略实施阶段。这是因为在进入政策实施阶段后，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生态现代化的潜在失利者）会通过组织、动员进行强有力的抵制［4］23-24。20世纪9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工业国家都单方地制定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目标，但是多以失败而告终。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进入政策执行阶段时，减排目标日益受到那些国内行为体和利益集团的挑战。在制定、执行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时，如果不能组成强大的联盟，就会因此遇到困难而使得政策无法执行。

2.无力解决持久性环境难题

“持久性环境难题是指那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相关环境政策的执行未能取得任何显著改善的问题。这些难题包括未得到抑制的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城市扩张，土地和地下水污染，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威胁人类健康的一系列环境压力等。”［4］152-153这些持久性环境难题都是迄今为止既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取得丝毫改善的问题，其特点是影响的长期性及生态环境恶化的部分不可逆转性［4］135-136。生态现代化所实施的环境政策在过去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得益于相关的技术支持或该政策有能力取得双赢的局面，即存在市场化的技术手段，而持久性环境难题经常源自传统环境政策领域之外的环境及健康风险，并且是经济和社会等其他部门发挥“正常”功能时的一种产品，不可能炮制过去的成功模式。此外，绝大多数持久性环境难题都非常复杂，环境政策行动支持率相对较低，具有全球属性等因素都进一步造成了生态治理模式的无效性。

3.“N”型曲线困境

“N”型曲线困境指的是“生态改善常常为随后的经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更大破坏而抵消”［6］。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现有体制秩序决定的界限之内发生转变的，与社会—自然相互作用有关的具体社会实践与体制也是如此［2］47。环境退化只能通过经济组织方式的调整得到解决，而不是通过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1］193。“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存在是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1］196所以，不必对现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做大规模或深层次的重建，因而生态现代化所能引发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局部的变革。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不可能停滞不前或倒退，因为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始终依赖于经济发展，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所以，生态现代化要面对渐进生态环境改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竞争，而往往这种渐进变革所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很容易被经济增长抵消掉。(www.daowen.com)

4.地域局限性

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是在少数几个西欧国家产生的，特别是德国、荷兰和英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地域范围上扩展到欧洲以外的国家，包括新兴工业国家、欠发达国家、中东欧地区的过渡型经济体，也包括美国、加拿大这样的经合组织国家。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的价值和适用性常常会受到质疑。若斯·弗里金斯等人对越南进行研究后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对于分析越南当代的环境改革进程与努力而言，其价值是有限的。如果要利用生态现代化理论为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构筑环境改革的可行途径，就必须对该理论进行完善，以适应这些国家特定的当地条件与体制发展情况［2］359。尤其是要取决于民族国家（与西欧国家截然不同）的特定体制格局，以及该国业已发生的“环境制度化”的程度［2］57。若斯·弗里金斯等人进而指出，在将生态现代化理论移植到该理论最初适用范围以外的其他社会时应小心谨慎［2］397。甚至有学者指出：“对于什么才是第三世界社会所适宜的发展道路，生态现代化则长期沉默无语，而且，理论家们将生态现代化概念应用于这些社会的尝试往往不得要领。”［1］198

5.缺乏全球正义

生态现代化往往立足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诉求，包括经济与环境利益，却很少将“这种价值间的完美一致会延伸到社会正义，世界上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公正依旧很少”［1］198。“对富裕的国家而言，通过把风险转嫁给穷国——把污染工业设到穷国去，或者向它们出口垃圾，再或者用不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它们的资源。日本的生态足迹是非常大的，但其负面效果却主要在日本以外——在遭受破坏的东南亚热带森林里，在被高尔夫球场覆盖的太平洋岛屿上，在枯竭的海洋渔场里，在被重新部署到其他国家的污染企业里——才能被感觉得到。”［1］202-203生态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戴维·佩珀也同样指出：“既然环境质量与物质贫困或富裕相关，西方资本主义就逐渐地通过掠夺第三世界的财富而维持和‘改善了’它自身并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因而，它新发现的‘绿色’将能通过使不太具有特权地区成为毁坏树木与土壤的有毒废物倾倒而实现。”［7］111

三、生态现代化对生态文明的启示

“生态现代化的研究方法与工具可以用于社会科学的分析与政策制定过程，即便是在建立生态现代化体制所需的条件尚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2］13所以，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吸收借鉴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优势与不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是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生态现代化先行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高度发达的经济（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作为衡量尺度）。这使得他们具有较高的环境压力感知能力，较强的生态环境产品需求能力，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高的环境问题解决能力，从而易于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正如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戴维·佩珀所指出的：“消除污染和环境退化的自由也需要一种物质富裕的基础。同样，一种生态意识的发展也是如此。”［7］267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较低，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所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与此同时，我们又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所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是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处理好的核心问题。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曾经同样面临突出的环境问题，但是随后能够反思现代化，并通过生态现代化破解难题，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选择的现实路径。

2.生态文明建设需要一个强势的政府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也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而要有效推动其顺利开展，就必须有一个强势的政府。生态现代化的先行国家芬兰、德国、日本、荷兰、挪威和瑞典都是强势政府。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现代化一样，都“需要政治承诺。这种承诺指向富于远见的长期而不是心胸狭隘的短期，指向经济与环境进程的整体性分析而不是对特殊的环境滥用的零散聚集”［1］194。“这些承诺包括远见，在根源上解决难题，整体主义，对稀缺自然的更高估价和预防原则。在设定标准和向工业提供激励方面，政府也要发挥作用。”［1］195正如耶内克指出的：“首要的是建立具有充足和被赋予足够权限的诸如环境部这样的政府行为体。软弱的、孤立无援的政府机构不会赢得政治战斗。只有拥有足够权限执行综合计划的强大政府机构才可能取胜。”［4］63不仅如此，为了与既得利益集团（生态现代化的潜在失利者）相抗衡，政府还要善于动员组织其他社会力量以形成强大的联盟。正如马丁·耶内克所证实的：“在许多案例中，新的革新性规制往往是被由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绿色企业组成的强大绿色倡议联盟创造并付诸实践的。”［4］63

3.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生态现代化先行国家虽然具有很强的干预主义特征，但始终把市场作为推进生态现代化的基础力量。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如此。一方面需要一个强势政府，另一方面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微观领域，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制度（如自然资源产权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积极开展碳排放权、水权、排污权等交易试点，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等措施，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调节和引导作用，让市场经济主体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履行者。

4.通过科技创新驱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现代化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生态—经济双赢的一把利剑，“看待科学技术时不仅从‘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角度出发，也考虑了它们在环境问题的治理与预防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和潜在作用”［2］6。对于中国而言，要实现生态—经济双赢，科技创新无疑是重要的驱动力。党的十八大也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8］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方式和结构，以及消费方式和结构的生态转向，并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技术支持，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澳］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M］.蔺雪春，郭晨星，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8.

［2］［荷］阿瑟·莫尔，［美］戴维·索南菲尔德.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现代化——观点和关键争论［M］.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德］乌多·E·西莫尼斯.工业社会的生态现代化：三个战略要素［J］.仕琦，译.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0（3）：57-72.

［4］［德］马丁·耶内克，克劳斯·雅各布.全球视野下的环境管治：生态与政治现代化的新方法［M］.李慧明，李昕蕾，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5］郇庆治，［德］马丁·耶内克.生态现代化理论：回顾与展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1）：175-179.

［6］吴兴智.生态现代化：反思与重构——兼论我国生态治理的模式选择［J］.理论探讨，2010（5）：12-15.

［7］［美］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2.

［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1.

[1] 作者简介：乔永平，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生态经济学。　基金资助：国家林业局软科学研究项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比较研究”（2014-R10）；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率先建成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研究”（13ZD005）。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发展数据库，2011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1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