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亮[1]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理论框架建构阶段、巩固与发展阶段、调整与修正阶段及“后布克金阶段”。国外研究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研究者可被分为3种主要类型：社会生态学理论流派的追随者；以深生态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批评研究者；超乎某种理论立场和先见，试图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进行客观理论分析和实践评价的研究者。我国学界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翻译和介绍也越来越多，并且译介和研究内容也从早期社会生态学的自然哲学（环境哲学）思想领域拓展到了社会生态学的生态政治哲学领域。社会生态学的理念传播及其实践影响依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深化研究，而深入解读它的3个学术事件之间的关系，对于认识、发掘它所蕴涵的绿色变革潜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研究进展；绿色变革

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西方非常重要的环境哲学理论流派。在研究领域方面，社会生态学涉及了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在实践影响上，社会生态学推动了生态技术、激进绿色运动等。虽然布克金已于2006年辞世，但是他创立的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及杂志仍然在影响着西方的激进环境理论和运动。近年来，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著作也逐渐被我国学者与研究者关注并译介。研究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不仅对于我们了解、研究西方的激进环境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生态学的主要观点和发展历程

1962年，在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出版半年之前，俄裔犹太人默里·布克金就发表了《我们的综合环境》一书，开始了他对社会生态问题的分析和写作。1964年，在《生态学与革命思潮》一文中，布克金第一次将自己的思想观点命名为“社会生态学”理论。1974年，布克金在佛蒙特州创建了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并担任主任，进行生态哲学、社会理论和替代性技术的教育。1977—1981年他一直在新泽西瑞曼波学院任教授，直至以荣誉教授身份退休。到2006年7月30日去世时，布克金一生共出版了20多本著作，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其中不少被翻译为意大利语、德语、西班牙语、日语、土耳其语、中文等。《社会生态学的哲学》《自由生态学》《城市化的兴起与公民权的衰落》《重建社会》等重要著作系统阐述了他关于自然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观点，就人类社会的环境问题及其根源以及未来生态社会的图景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形成了一个逻辑严谨、结构完整的理论流派。

依据时间线索与理论观点构建情况，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1964—1982年是社会生态学的理论框架建构阶段。1964年布克金出版了《生态学与革命思潮》，开始把生态学与社会理论联系起来。20世纪70年代布克金著述的主题是一种与改良主义的环境主义不同的、激进的、乌托邦式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方法。1982年的《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是社会生态学理论框架得以建立的标志。此书从生态哲学、社会理论层面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布克金的观点。

1982—1990年是社会生态学的巩固和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布克金写作了系列文章，为《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的理论体系提供本体论和伦理立场的支持。这些文章于1990年集册出版，书名为《社会生态学的哲学》（1995年再版）。另外，布克金于1987年还出版了《城市化的兴起与公民权的衰落》，对城市和直接民主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索，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社区发展和公民权思想提供历史借鉴与支持。

1990—2006年是社会生态学的调整和修正阶段。从1964年以来布克金就一直将社会生态学称为无政府主义理论，并且赞同费基斯（Ferkis）把他的理论概括为“生态无政府主义”。1995年开始，布克金开始批评无政府主义。2002年布克金公开宣称与无政府主义的决裂，批评无政府主义严重的个人主义倾向，因而改称自己的理论为“共同体自治主义”（communalism）或者“自由社会主义”（libertarian socialism）。

从2006年至今，是社会生态学的“后布克金阶段”。由于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建构在布克金时期已经基本完成，在布克金去世后，佛蒙特的社会生态学家们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教育、传播、运用社会生态学理论，以产生实际影响。近年来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发起的项目有反对生物（基因）技术项目、可持续农业青年媒体项目、气候公平计划、雷伊盖特镇百姓计划等。

二、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最新进展

1.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研究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研究者可分为3种主要类型：第一类是以美国佛蒙特社会生态学研究所为平台的社会生态学理论流派的追随者，及其理论盟友，如生态女权主义者。他们的研究主要是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进行传播介绍、发展和辩护。第二类是以深生态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研究者。他们的研究通常是基于自身的理论立场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及其理论依据进行批评和诘难。第三种类型的研究者是超乎某种理论立场和先见，试图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进行客观理论研究和实践评价的研究。

第一种类型的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研究者有社会生态学家詹尼特·比尔（Janet Biehl）、布莱恩·托卡尔（Brian Tokar）、丹·乔多科夫（Dan Chodorkoff），以及生态女权主义者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等人。比尔是布克金生活上的伴侣与事业上的同志。1997年，她从布克金的重要著作和论文中摘编出核心段落，围绕自然观，有机社会观，支配的遗产，对马克思主义的评析，无政府主义架构等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的10个核心议题，编著成《默里·布克金读本》［1］。此书是第一部简练而且完整地勾勒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基本思想的专辑，集中介绍了社会学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1998年比尔编著了《社会生态学的政治学》［2］，详细而系统地阐述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对国家、权术的批评，对公民城市和直接民主历史的回顾，以及布克金建设自由地方自治主义的自由社会的纲领与途径。布克金去世之后，比尔继续阐释并传播社会生态学的生态哲学与政治哲学思想，并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原创性进行了肯定和辩护。此外，比尔也运用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对深生态学理论、德国绿党政治和美国绿色政治运动进行了分析和批评。

乔多科夫是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共同创立者和前执行主任。他主要从社会生态学与共同体、教育的关系展开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研究。乔多科夫认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马克思理论之后关于重建社会及其与自然关系的最为全面的理论，而恢复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的重要目标，而且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就是重建整体性的共同体（holistic community）［3］。在教育方面，乔多科夫批评美国现在的教育不能被称为教育，而只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和市场培训某种技能的职业训练。它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秩序并使得青年学生屈服于支配和统治。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所追求的自由社会需要一种能培养学生批评思维的教育，帮助学生了解无政府主义传统和资本主义的支配历史和现实［4］。

托卡尔是社会生态学研究所的现任主任。他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对社会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影响，如对反对核武器、资本主义全球化等的影响做了总结和介绍。托卡尔认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之所以影响重大而且持久，原因在于布克金把生态学这一“颠覆性科学”与无政府主义主张结合起来，把寻求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解放统一了起来［5］。此外，托卡尔还密切结合社会现实焦点与热点话题，运用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分析转基因技术和全球气候公正事件。

作为生态女权主义者，内斯特拉·金从批判西方现代世界观中的二元论及统治逻辑着手，指出男性中心论和机械论世界观造成了西方男性同时对自然、女性的压迫，并指出这两种压迫因为男性统治的心态纠结在一起，所以解放女性和解放自然的运动必须同时进行。基于生态女权主义，金研究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哲学与政治哲学，认为辩证自然主义为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与社会二元分裂提供了理论基础，而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则为克服社会支配提供了美好愿景［6］。

第二种类型的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研究者由布克金的论敌构成。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作为论敌与布克金展开的一系列论战性文章和著作中。从1987年开始直至90年代中期，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家与深层生态学家围绕自然哲学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些论辩集中出现在《保卫地球：布克金与福尔曼的对话》［7］一书中。社会生态学家指责深生态学家把人的价值等同于非人类生命，坚持生态中心论并主张人类从自然中撤出，以保留更多的自然“荒野”，是在推行暴虐的不人道的哲学；相反，深生态学家则基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批评布克金把人类视为自然的理性，声称人类是自然进化的“舵手”。这一观点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中心论，是对自然的傲慢无礼。

1997年大卫·华生出版了《超越布克金：一种未来社会生态学的序幕》。此书肯定了布克金在20世纪60—70年代大多数左翼分子把生态问题当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从属问题对待时，对生态批评的强调使得生态议题成为前沿的核心议题，但是华生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批评了布克金对科学技术的信任与乐观，以及人类干预自然的主张。华生将布克金对人类理性的信任和期望比喻为西班牙浪漫主义铜板画家的作品《幻想曲》。他指出，虽然布克金的一系列著作在左翼、反文化运动和生态运动中引发了关于技术、理性和社会变革的重要讨论，但是布克金是一个如此坚定的现代主义者，以至于他看不到当今“浩劫当中的浩劫”，所以社会生态学需要从“布克金主义”中解放出来［8］。

在政治哲学方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批评了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架构。奥康纳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与康芒纳的生态思想做了比较，并指出前者重视从社会的层面分析生态问题，而后者侧重于以技术的方式阐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奥康纳肯定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社会视角，但是他批评了布克金政治哲学对国家的否定，认为布克金无视生态问题的区域性需要国家在各地区之间进行协调，而布克金的无政府主义抽象地取消国家，将无助于现实状况的改变［9］。

第三种类型是超乎某种理论立场和先见，试图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进行客观理论研究和实践评价的研究。美国学者戴斯·贾丁斯对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的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进行了研究。贾丁斯认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从特定的社会因素去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提出人对自然的支配和破坏源自社会中的支配和统治模式（此模式中一些人凌驾或支配其他人），从根本上不同于深生态学从哲学世界观的抽象因素考虑生态破坏的根本原因。这样，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就从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相关的传统问题转移到了与社会和政治哲学相关的领域［10］。同时，贾丁斯也指出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面临的哲学问题，如：到底该如何理解人支配他人与人支配自然之间的联系，是一个导致另一个，还是二者互相加强？在对妇女的压迫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压迫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呢？生态女权主义是不是社会生态学的一个分支呢？贾丁斯评价说，虽然这些理论问题仍然有待于社会生态学加以回答，但是社会生态学已经给环境伦理和环境哲学做了很大的贡献。

不同于贾丁斯把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当作环境伦理学理论，英国学者约翰·巴里（John Barry）和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德赖泽克（John Dryzek）把社会生态学作为绿色政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巴里指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作为一种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具有与传统无政府主义理论相区别的特征。其一，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由地区自治主义是一种共同体联盟，限制了共同体的狭隘性，与生态区域主义等无政府主义只强调地方自治和自主不同；其二，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基于城市的无政府主义，不像强调自然和乡村的生态区域主义那么“有机”。此外，巴里还指出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在理论上的不一致性，如自由地区自治主义的联盟的本质实际上类似于布克金自己批评的国家机构。

德赖泽克把绿色激进主义划分为两大类：一类集中在意识的改变，而另一类则更明确地依赖绿色政治。前者认为人们体验、看待世界以及他们互相看待的方式是绿色转变的关键，即一旦意识朝着正确的方向转变，那么我们就可以期待政策、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体制随后相应地转变，所以它企望改变人们的思考和行为；后者则更加直接地攻击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与实践，致力于社会制度和集体决策的变革。因此，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被德赖泽克归入绿色激进主义的绿色政治范畴［11］。德赖泽克分析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自然观，对现代性的态度，以及它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肯定了布克金的生态无政府主义方案是一个政治经济战略，关涉政治制度从地方层次开始的彻底更新。

贾丁斯侧重于研究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环境伦理学部分，巴里和德赖泽克侧重于研究布克金的政治哲学部分，而美国学者安德鲁·莱特（Andrew Light）则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展开了全面的考察分析。1998年莱特主编出版了《布克金之后的社会生态学》，对社会生态学代表人物布克金的伦理学思想、政治哲学思想、技术观以及人类学论据等做了考察和分析，认为社会生态学是绿色思潮中很有前途的一种理论流派，但是需要超越布克金个人的思想，而不是使社会生态学成为布克金主义的社会生态学。

2010年英国Essex大学达米安发表的博士论文《布克金：一个批评性的评议》，系统地研究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及其当代价值。2012年普莱斯的《重新发现布克金》出版，很好地介绍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本质及其“无政府主义和生态学”式的政治变革方案。普莱斯研究布克金的方法是通过了解布克金与其论敌的论战来分析布克金的思想观点。例如，他在关于开展地方选举来实现社会变革这一点上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产生了分歧。他把地方自治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认为社会生态者应该接管地方市政机构，逐渐与其他有类似想法的地方市政机构联合。

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界2000年后开始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环境哲学进行研究。2002年，王国聘阐释了社会生态学的内涵，指出“社会生态学是从经济、社会、政治的视角出发，去探寻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进而重建一个有利于地球生态平衡的社会秩序的一个环境伦理学派”［12］。进而，王国聘介绍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倡导建立分散化的、自足的、合人性的社区主张，评价了作为绿色乌托邦的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在西方的影响和地位，批评了分散化主张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及其对于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的无力。

2004年，王正平把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视为环境哲学中与深生态学对立的“激进生态学”流派进行了专题研究［13］。具体而言，王正平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内涵、哲学基础和重建社会的途径3个方面做了考察研究。关于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内涵，王正平认为，“社会生态学是当代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是探讨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关系，研究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机制如何与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14］。对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王正平认为辩证自然主义的自然观和“第二自然”脱胎于“第一自然”的社会历史观，直接挑战了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自然的思想。最后，王正平指出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生态重建与社会重建的统一，并且从其重建生态社会的方案中归纳了4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超越资本主义经济法则，创造生态经济；第二，超越传统等级制权力结构，建立生态民主和生态政治；第三，认识人类活动的本质，促进科技生态化；第四，以自我超越的伦理精神，走向“自由的自然”。(www.daowen.com)

2005年，韩立新在其环境伦理学著作《环境价值论》中把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定性为左翼阵营中的“社会派环境思想”，认为它克服了“自由主义的”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局限，因为：其一，它从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入手，反对把环境问题归结为人口问题和价值观念问题；其二，它强调环境正义，主张消除不平等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其三，它批判资本主义，提出重建一个新型的社会体制［15］。基于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考察需要，韩立新介绍了布克金对深生态学的批评，并肯定了布克金对深生态学的批评是正中要害，揭示了深生态学抽象地谈论自然的权利而忽视生态问题的现实社会原因。

近年来，我国学界对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翻译和介绍越来越多，并且译介和研究内容也从早期社会生态学的自然哲学（环境哲学）思想领域拓展到了社会生态学的生态政治哲学领域。如2008年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核心著作《自由生态学——等级制的出现与消解》由郇庆治翻译出版（台湾地区关注布克金比大陆要早一些。1987年台北南方丛书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布克金的《生态学与革命思潮》，后来被列入台湾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生的文献目录）。

2009年关锋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了关于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体系的述评论文——《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和生态无政府主义述评》。关锋指出，布克金反转了马克思“人支配自然的支配带来人对人的支配”这一判断。布克金断言，“相反，正是人支配人的等级制及其催生的统治意识形态，造成了人对自然的疏离、支配”［16］。基于对马克思的逻辑反转，布克金构建了辩证自然主义为社会生态学提供哲学基础，并且把生态学和无政府主义联系起来探索新的社会制度。关锋对布克金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制度，即自由、激进民主和市镇自治（自由地区自治）联盟进行了分析，并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布克金社会生态学评判为生态乌托邦，因为：第一，它撇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孤立地断言人对人的支配是人支配自然的根源，只能是一种抽象化的臆断。就此而论，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有名无实，恰恰缺少具体的社会历史之维。第二，它认为通往解放的道路不能是被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它必然形成革命领导的等级制支配），只能是无等级支配的自发性直接行动和作为直接激进民主载体的公社示范。总之，关锋认为布克金“所构建的恰是毫无实现可能的抽象乌托邦”［17］。

2011年，郇庆治在《21世纪以来的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一文中，对“红绿”阵营中重要流派之一的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它自2005年以来的理论著述动向做了介绍和分析。

三、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绿色变革潜能

就社会生态学自身发展的进程而言，在布克金主导时期，虽然社会生态学也非常关注实践，也参与领导并组织了许多实践行动，但是理论阐述是社会生态学发展的重点。如80年代，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发行了期刊《先驱》，2001—2002年还一度出版了网络版。它的机关刊物《左翼绿色视角》也从1986年到1998年持续办了12年。另外，社会生态学家们还参与了左翼著名刊物《社会与自然》的相关工作。但是进入“后布克金”阶段，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甚至连网站也进行了重建）。社会生态学发展的重心转向了实践和传播理念。它的实践转向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社会生态学研究所通过更多的社区教育和新社会运动，如近几年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冬、春季举办的短期密集研修班等活动，确实扩大了社会生态学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政治法律现实中去推行自己的主张，且关注并应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问题，使得社会生态学的立场由过去的政治主张激进化、理想化而转向趋于琐碎和现实。笔者认为，为了发挥现实影响力，社会生态学放弃了过去曲高和寡的激进的、革命的姿态，甚至不惜对现实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妥协而采取了迂回和改良的策略。

伴随着社会生态学研究所有意识地加强理念传播，其理论较布克金主导时期更具国际影响力。如2013年法国出版了第一本介绍社会生态学的原创性专著《布克金：社会生态学传》，挪威出版了《文明、家和进步》，而且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培养的学生和支持者遍布法国、挪威、瑞士、芬兰、西班牙、奥地利、澳大利亚、利比亚等多个国家且在他们本国开展了相关项目和运动。

在关于社会生态学的研究方面，西方学界的研究几乎讨论了布克金提出的所有议题，但是独独缺乏对（早期）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在布克金的理论生涯中，有3个重要的学术事件：其一是布克金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其二是1987年与深生态学公开论战；其三是与无政府主义决裂。关于后两个学术事件，西方学者们撰写了大量相关的专著和论文，但是对于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布克金着力强调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决裂”，明显研究不够。倒是在中国，有学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分析并批评了布克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实际上，布克金一生中的这3次学术事件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其中，关键的问题在于对人性的看法。基于对人的观念和文化维度的强调和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的反动，布克金决心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反过来，基于社会属性的人性观而批评深生态学的自然人性观，布克金与深生态学进行公开论战。最后，基于人性的社会关系而反对抽象个人主义的人性观，布克金与生活方式无政府主义（lifestyle anarchism）决裂。如此看来，布克金晚年实际上是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立场。因此，对布克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曲折关系，贯穿于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各个发展阶段，应该得到足够重视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Janet Biehl. The Murray Bookchin Reader［M］. London：Cassell Willington House，1997.

［2］Janet Biehl. The Politics of Social Ecology［M］.Montreal：Black Rose Books，1998.

［3］Dan Chodorkoff. Social Ecology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EB/OL］.http：//www.social-ecology. org/1990/01/social-ecology-and-community-development.

［4］Dan Chodorkoff. Education for Social Change［J］.Atlantic Anarchist Circle Newsletter，1998（6）.

［5］Brian Tokar. Social Ecology and Social Movements：From the 1960s to the Present［EB/OL］.http：//www. social-ecology.org/2002/09/harbinger-vol-3-no-1-social-ecology-and-social-movements-from-the-1960s-to-the-present.

［6］Ynestra King. Feminism and the Revolt of Nature［J］.Heresies，1982，13（4）.

［7］Murray Bookchin，Dave Foreman. Defending the Earth［M］.Boston：South End Press，1991.

［8］David Watson. Beyond Bookchin—Preface for a Future Social Ecology［M］.New York：Autonomdia，1998.

［9］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326.

［10］戴斯·贾丁斯.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6.

［11］约翰·德赖泽克.地球政治学：环境话语［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

［12］王国聘.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哲学［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2：137.

［13］王正平.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跨学科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287-312.

［14］王正平.社会生态学的环境哲学理念及其启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2.

［15］韩立新.环境价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16］关锋.布克金社会生态学和生态无政府主义述评［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12）：85-89.

［17］同［16］.

[1] 作者简介：李亮，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理学博士，研究方向：社会生态学。　基金资助：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生态自治主义及其批评研究”（2012SJD720004）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