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 聃[1]

（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西方科技文化发展至今，赛博科学观成为重要的文化思潮之一。赛博反映了当代人类身体受到现代生物技术和信息的深远影响。赛博科学观的形成顺应科技哲学后实证主义实践转向的趋势。从哲学层面上来看，赛博的出现意味着打破传统的二元论观点，同时意味着一种各异质性要素相互糅合的赛博新本体，与赛博科学观相契合的情境化知识理论强调不同声音、不同视角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流，为科学客观性地解读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关键词：赛博；哈拉维；赛博科学观；情境化知识

在《赛博宣言：1980年代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文中，哈拉维将赛博定义为控制论的有机体（cybernetic organism），亦即一种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因此，赛博既是虚构的生物体，同时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体。

赛博（cyborg）由控制论（cybernetics）与有机体（organism）合成。从这个合成词来看，赛博强调一种对有机体的控制，是一种对立矛盾集于一身的统一体。哈拉维用赛博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以及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塌后的一种非稳定形态的全新的主体，同时借由赛博形象的塑造，试图超越种族、性别、民族、阶级等矛盾冲突造成的困境，并试图建构一个多元化、差异性、多重性的后现代叙事的主体概念。为此，哈拉维在《赛博宣言》中说：“我的赛博神话是关于跨越界限的。”［1］154同时，哈拉维认为，“将赛博视为突破界限的综合个体，这也正是其哲学意义所在。这些界限包括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自然的与非自然的，空间的界限等”。［1］154

一、赛博理论的形成及其理论内涵

赛博起源于特定的文化、科学技术发展与军事等时代背景。这就赋予了赛博特定的历史情境。一方面赛博的诞生和发展伴随着计算机、军事、机器人、航天技术等领域内物质条件的发展，同时以威廉·吉布森赛博小说为代表的科幻小说受到读者的欢迎并以此拓展了人类对于赛博与后人类的关注。正如哈拉维所说：“赛博孕育在特殊的军事史，特殊的精神，通信理论，特殊的行为研究和药理研究以及特殊的信息和信息加工过程中。”［2］128换句话说，赛博在科学、技术、政治、伦理、经济等各异质性要素错综交杂的技科学（technoscience）中生成。

《赛博宣言》的问世造成了西方学术界和思想界巨大的轰动。它为我们塑造的各式各样的赛博形象，无论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产生的克隆，还是带有深海鲽鱼基因的番茄，实验室里的致癌鼠（Oncomouse），都向我们证实了赛博跨越边界的勇气。无性生殖技术下的赛博被视为一种“后性别世界的生物”。它意味着现代医学技术，特别是生殖技术，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性别与性别关系，而且可能造成一个有别于传统性别意义上的“后性别世界”。

自1996年7月5日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头经由无性繁殖的克隆绵羊多莉起，克隆技术已经取得飞速的发展。虽然各国都出台相应政策禁止克隆技术对人类本身进行应用，然而克隆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使得人类的繁衍并不一定需要以男女两性的结合来实现。基于无性繁殖的后性别产物将会使得男女的性别特征随之而发生改变。具备深海鲽鱼基因的保鲜番茄是另一种典型的赛博形象。它暗示了一种变异的、破碎的身份。变异与身份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研究的焦点问题，然而哈拉维认为根据特定差异来表示身份认同的观点却存在明显的缺陷。她认为，特定的身份认同可能会加剧人类中心主义、殖民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的无形支配地位。因此，哈拉维对于自然/文化二元模式的解构是其技科学思想的研究起点，而技科学深植在技术与科学的相互缠绕关系之中。哈拉维提出的以保险番茄为代表的赛博形象，它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不是完整的，而是拼合而成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从深海鲽鱼到番茄，还是从天蚕蛾到土豆，它们都是单性繁殖的产物，是通过人工培育而成，而不是经由遗传生殖。因此，它们超越了物种的界限，跨越了植物和动物的界限。在《谨慎的见证者@第二个千禧年：女性男人©遇到致癌鼠TM：女性主义与技科学》中，哈拉维为我们展示了一种崭新的赛博形象——致癌鼠。致癌鼠是一种实验用的小白鼠，然而这种小白鼠同时被刻画成为一只拥有女性乳房的致癌鼠。致癌鼠是生物实验室的动物。它被设计用于乳腺癌研究。作为一种实在的转基因有机体，它是第一个获得专利的基因工程活体产品。

这些形形色色赛博形象模糊了所有范畴，乃至对立的两极界限。因此，赛博被视为突破界限的杂合体（hybrid）。这也正是赛博的哲学意义所在。因此，赛博不仅是技术的实在产物，而且是一种后现代指涉，用来指称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以及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塌后的呈现的新的本体。借用赛博的概念和意义，哈拉维试图超越目前各种身份认同（性别、种族、阶级等）彼此矛盾冲突的困境，并以此建构一个多重、差异、多元的主体概念。

二、赛博科学观的哲学意蕴

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文化经历了3个关键的界限突破。首先是人类与动物，动物和植物之间界限的突破，比如带有深海鲽鱼基因的保鲜番茄。其次是指人与机器之间界限的突破。20世纪晚期的机器已经模糊了自然与人工，思想和身体，有机体与机器的区分，就是最好的例子。最后是自然的与非自然的界限的突破。哈拉维说：“我们最好的机器是由光组成的；它们都是轻而清洁的，因为它们不是别的，是信号、电磁波、光谱片段，并且这些机器都是不寻常的便携式的、移动的。”［1］153在这里，自然的和非自然的界线随即消失了。因此，赛博的出现不仅仅只是关于机器与人类的“拼合”，而且可以通过对赛博的话语编码理解后人类世界。为此，哈拉维将两种身体跨界的衍生体——致癌鼠和女性男人——联系起来。致癌鼠是一种用于研究乳腺癌的实验室老鼠，而女性男人则通过基因编码跨越身体上性别界限，并改变了人体基因。通过将两者联系起来的编码过程，自然意义上的身体被质疑。由于基因重建被改变的身体被突显出来，通过在信息结构中的位置，作为符号的身体得到重新界定。

1.批判传统二元论

跨越边界的赛博隐喻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首先，自笛卡尔以来，身与心，动物与机器，男性与女性，自然与社会，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等二元主义倾向得到加固，然而自20世纪以来，西方科学哲学发展经历了社会/历史的转向，文化的转向，以及后现代的转向［3］57。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学者和女性主义学者看到了加之于高技术和科学文化之上的社会实践、表达象征和物理的人工物之中的二元分离。其次，人们更倾向于团结起来反对思想世界的各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而且这种倾向愈发强烈。赛博的出现搅浑了这些二元分离的边界和范畴，公平地接受所有异质性要素。赛博同时把批判的矛头对准禁锢人们思想的，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帝国主义、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科学主义等以二元对立理论为基础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论强调一方与另一方的差异并把另一方作为他者，强调在二者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产生心/身、文化/自然、男/女、自我/他者、主体/客体、西方/东方等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范畴。这些范畴就是德里达所指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论牢牢扎根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中，保持着前者对后者的统治与支配地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屈从，形成心灵对身体的控制，人类对自然的统治，男人对女人的支配，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征服，西方对东方的优越等。二元论存在的世界意味着一个等级制的世界，而受统治和压迫的一方成为永恒的他者进而被边缘化。

然而赛博向我们呈现了一个二元秩序坍塌的新世界，在这里没有彼此，没有他者，没有敌我，不兼容的异质性要素被糅合在一起。赛博世界同时又是一个由各种赛博体构成的后性别的世界。在后性别世界是一个男女对立的二元论被摒弃的世界，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权和统治权受到瓦解。因此，性别中心主义得以消失。换句话说，赛博所建构的世界是一个所有中心主义都崩塌的世界，同时直接撼动了西方世界白人父权制存在的认识论基础。

2.跨界的勇气

哈拉维将赛博视为跨越界限的产物。在她看来，赛博是人与动物，人与机器，以及物质与精神等界限崩解后产生的新的主体。凭借这个新的主体，哈拉维试图打破目前各种矛盾冲突，其中包括民族、种族、性别、阶级等冲突，同时建构一个多元的没有清楚的边界和冲突非本质的主体概念。

哈拉维的赛博世界同时又是一个“杂种”世界。这里充满了转基因的烟草、番茄、大豆、棉花、玉米、水稻、马铃薯以及辣椒等新的赛博体。哈拉维逾越了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现代西方文化中传统的诸多划界标准。这些划界为生物性别、社会性别、种族和民族的等级结构划分提供了依据。在哈拉维看来，物质的或符号的成为物质—符号的，自然或文化成为自然文化，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的对抗成为关系实在论；同时，人与动物之间的隔阂被灵长类超越，人与机器之间的区分被赛博打破，而狗与人的伴生关系又成为哈拉维新的研究中心。在跨越各种边界的赛博世界，正如拉图尔所强调的那样：机器与无生命者不是被动的，人与无生命者之间的关系必须重新加以认真对待。

三、对于客观性的两种不同认识论(www.daowen.com)

对于科学的客观性问题的解读，在后SSK之前可以总结为两种大体上的流派。其一将客观性视为科学合理性的产物。这种传统的科学观认为，科学是客观的、公正的以及价值中立的，而逻辑实证主义是这一理论观点的代表。这种关于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基本观点，在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科学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同时，逻辑经验主义将科学语言分为观察语言和理论语言。他们认为，观察语言独立于理论语言；理论语言则依赖观察语言，并且通过对应规则从观察过程中获得意义。尽管波普尔强调理论先于观察，但他仍然认为观察是中性的。逻辑实证主义在继承洛克观点的同时，强调科学认识中经验和逻辑的重要作用，强调自然科学应该从可以确证的经验出发，并且通过中立的观察和逻辑推论，以及在逻辑推演过程中排除人为主观因素。因此，他们认为所获得知识与自然本来面目是一致的。与此同时，他们认为，只有经验的可检验性，才能确保科学命题的真理性；只有建立在明确的证据之上的知识，才是对外部客观现实最为精确的反映。然而，从本质上来说，实证主义科学观实际上事先预设了一个与人类完全分离的世界。它将知识仅仅视为一种对世界的表征。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在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之间设立了一道认识论的鸿沟。他们试图用客观性作为连接两者的桥梁，将客观性看作科学知识的标杆，实质上衍生出的却是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

第二种对于客观性问题的认识将客观性视为社会与环境的产物，尤其是在后实证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在库恩提出“范式”理论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科学并不全部是由外在的自然或者实在决定，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主体性因素渗透其中。“范式”理论引发了科学哲学内部的社会学转向，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直接理论来源。这种新兴的研究指向与传统的基础主义，亦即逻辑实证主义形成对立。它主张对科学进行文化的和社会学的考察。这种研究倾向也被称为相对主义。相对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总结如下：由于参照体系的不同，思想、实践以及生活形式的不同，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不同的思想、实践以及不同的生活形式之间，也就不存在客观的中立的判断方法。后实证主义将客观性理解为一种主体间性，将其理解成一种科学交流或科学参与，或者是一种个人信念或认识行为的客观背景。它试图通过将局部的主体间性扩展到普遍的客观性中，消除人类认识的历史性与情境性。这种对于客观性的理解使合理性争论的关键从理性、认识和逻辑的领域转移到实践、书写和方法的层面。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客观性值得怀疑。科学活动不过是一种偶然的、历史性的文化，是一种生活形式，是一场并没有被赋予真理特权的游戏。

四、情境化知识——对客观性的全新解读

STS巴黎学派的创始人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行动中的科学》中最早对“技科学”进行过具体的阐释。他认为，技科学是一种外部世界与实验室之间不断地来回往返，同时造成取消“内部”与“外部”划界的状态。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科学家只占科学活动中很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类因素（包括政治家、律师、商人等）被征募（recruit）进入科学活动。他们为实验室内部的科学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总而言之，拉图尔用“技科学”抨击了将科学与社会进行二分的立场。哈拉维从拉图尔那里借用了这个新词汇。她认为，“技科学”是描述与科学内容有关的所有因素。她使用“技科学”一词的目的在于强调与科学相关因素的复杂性和非确定性。她对技科学做了一个更为简单明确的定义：“技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实践，一种文化，一种生产性的矩阵（matrix）。”［4］50这个定义概括了技科学的典型特征：“技科学超越了科学与技术，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以及自然与人工物等的区分。”［4］3正是这些区分构成了现代性的根基。在技科学的视角下， STS去除“人类社会”这一中心特征，反对以“自然”为中心的方法，强调科学、技术、科学家、自然、社会、文化等各要素不可分割地处在一个可见的动态的异质性网络中。因此，技科学所固有的含义就是：技术与社会相互缠绕在一起，不可分割［5］81。

在《类人猿、赛博和女人》中，哈拉维详细论述了“情境化知识：女性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局部视角的优势”的问题。哈拉维认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科学问题是关于如何作为定位的合理性的客观性问题。它不是对于限制的逃避，不是超验的产物，而是部分观点形成的链接。哈拉维认为情境化知识理论作为一个参与者或者代理的知识客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屏幕，一个场所或者一种资源，知识客体不会作为主人的奴隶而结束于客观知识中的辩证法之中。因此，科学呈现出不断发展的态势，并且不会走向完结。情景化知识理论还强调以一种局部的视角看待人的生活方式。只要人类的理性追求依然存在，这种局部视角的实践方式就不能脱离民族、种族、阶级和政治因素，尤其是在她20世纪对灵长类的科学研究中发现这种种族政治和殖民主义政治的影响。哈拉维认为必须恢复对形象化的科学依赖。在传统意义上而言，形象化被用来隔离认知主体与探索客体，然而实际上这种形象化总是被具体化。因此，所谓的客观性应该是具有限制性的地点化，科学应该是一种情境化的知识。

哈拉维认为情境化知识既是对科学客观性的一种全新注解，也是对客观性的进行女性主义的全新阐释。哈拉维借用“视角”“光学”“位置”等语言表述中的隐喻加以说明情境化知识如何做到解读客观性。她认为，客观性要求我们以分裂的不同方式和对视野的不同方式加以把握。这就要求我们从局部的视角看待科学问题。在承认局部视角地位的基础上，哈拉维进一步指出局部视角形成于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不同的视角之间互相监督、批判。在客观性问题上，哈拉维认为我们应该建构一种有用的并且是无害的客观性学说。它强调我们应该建构一种负责任的好的科学。哈拉维认为负责任的科学应该具备3个特点：首先是主张多元主体和多重视角。多元主体体现了一种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的能力。此外，她还强调知识的主体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种共同体。只有共同体的主体才能确保不同视角的结合，从而产生正确的客观性认识。其次，情境化知识主张批判性的视野和定位。也就是说，从知识的客体来看，定位是为知识打基础的关键性实践活动，而这些知识围绕视角的想象被组织起来。定位还意味着对实践负责。换句话说，我们应该展开在理论上以及在不同视角之间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理性的科学知识是一个在编码者和解码者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批判性解释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语言和意义之间的转换是可以被解释的，同时也具有批判性的和局部性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构成了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基础。最后，哈拉维利用情境化知识与相对主义和整体主义进行界限上的区分。尽管哈拉维重视事物之间的网络联结，强调用局部的视角看待科学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相对主义或整体主义。在客观性解释学说中，相对主义一直以来与整体主义面临着类似的批评。两者都否认在地方性、具体化和局部的视角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赞同局部视角并不等同相对主义和整体主义。只有全面理解局部视角的含义，并且负责地运用，才能产生负责的科学［6］36。总而言之，情境化知识是一种实践过程中的知识。它并不会走向终结，而是将一直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解释之中。

五、小结

情境化知识理论强调不同声音、不同视角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流，并且以此为基础保证科学合理性的张力。其理论内核契合赛博所折射出来的各种异质性要素之间彼此糅合的新的科学观。因此，从情境化知识的角度解读科学客观性问题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独特的理解科学问题的方法。

首先，从情景化知识的角度解读客观性问题既是对社会建构论的继承，也是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经验论和立场论的批判性超越。在此之前的女性主义经验论认为，科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的、普遍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应该遵循严格的既定程序。科学研究目标是消除铭刻在科学成果上的性别歧视和以男性为中心的印记，同时避免用任何其他女性主义的局部特征取而代之。换言之，女性主义追求的仍然是一种所谓的“纯科学”。它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科学话语体系，只是对其进行局部的修正和补充。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寻求知识的努力均定位于社会环境中，其中某些客观的社会位置比其他位置能更好地作为只是研究项目的出发点。”［7］66而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则认为传统认识论所倡导的这种客观的、普遍的、中立的科学是不存在的。他们强调以被忽略、贬抑了的边缘人群的经验为来源，从而实现最大的客观性。

其次，几乎所有关于客观性的西方文化的表述都涉及关于身心关系的批判。当然这也是女性主义解读客观性问题必经的路径。情境化知识理论不可否认也是对身体与意义关系研究的一种继承，“和所有分支一样，我的（女性主义立场）也是根源于隐喻的问题，换句话说，是关于身体与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1］185。然而，情境化知识理论在身心关系的研究范畴中打开了另一个新的方向。她强调“女性主义的客观性问题不是关于超验以及主客体相分离的，而是一种关于有限的位置和情境化知识的”［1］190。换言之，哈拉维在继承西方传统哲学中对身心与意义关系问题的研究传统的基础之上，摒弃了自笛卡尔以来所建立在身心二元论基础上的一种对象性思维。她通过模糊身心关系的界限，模糊主客体的界限，从一种主客体的知识论研究进入到生存论或者本体论研究的范畴［6］60。哈拉维的情境化知识理论还重点关注技术与身体的关系。进一步说，她认为人作为身体的、思想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存在与技术相结合构成了一个新的杂合体。这种新的杂合体意味着技术是自然的、文化的、社会的、个人的等异质性要素杂糅而成的新的本体。这种杂合体中本身就包括了赛博的含义和本体论。此外，哈拉维的情境化的知识还涉及情境化的身体实践这个范畴。所谓情境化的身体实践，所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总是以技术—身体的方式去参与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包括身体的体验，还有对文本的阅读以及对意义的建构等。通过对赛博形象塑造，哈拉维打破了我们所熟悉的字面的（物质的）和象征的（符号的）区分，最为重要的是自然与文化的区分。哈拉维将这种自然与文化界限打破之后的产物称为“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在哈拉维的著作中所呈现的物质—符号形式的实体（灵长类、赛博、致癌鼠以及最新的伴生种），都是拥有自身特殊历史的客体。正是由于坚持了客体有其特殊的历史和根源，哈拉维认为我们不能对客体进行孤立的以及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的分析，因此我们也不能抽离地对客体进行抽象化和普遍性的研究。作为物质—文化实体典型代表的赛博，不仅是人与机器的杂合，在哈拉维看来，它更加指向一种技术和人杂合状态的隐喻。作为一种杂合体隐喻，赛博激励我们去思考技术、身体、自然、文化和话语系统共同实践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情境性的，同时也是开放性的。由此，我们可以说以赛博为本体论的情境化知识解构了自然、文化、身体、技术等作为个体元素的观念，同时把对身体—技术的考察扩展为对技术—社会—自然的考察。

参考文献

［1］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in Simians，Cyborgs 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M］. New York：Routledge，1991.

［2］Donna Haraway. How Like a Leaf：An Interview with Thyrza Nichols Goodeve［Z］. New York：Routledge， 2000.

［3］洪晓楠. 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的三次转向［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1999（1）.

［4］Donna Haraway.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 Man©_Meets_Oncomouse TM：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M］.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7.

［5］蔡仲，肖雷波. STS：从人类主义到后人类主义［J］.哲学动态，2011（11）.

［6］周丽昀.情境化知识——哈拉维眼中的“客观性”解读［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11）.

［7］杨艳，蔡仲.唐娜·哈拉维：女性主义技科学思想探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3）.

[1] 作者简介：冉聃，男，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科学技术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