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庆燕[1]

（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现代性的到来以“人的发现”为标志，但是人类在现代性中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人性危机是引发生态困境的深层价值论根源。探寻现代性中的人性危机，重寻生态文明时代的“终极实体”——生命自然，进而推进“道德生态人”的回归，是现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它超越了“弱肉强食”的“生物自然人”“个人本位”的“理性经济人”，透过“类意识”的觉醒，努力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深层的人性价值论的理念指导。合理探讨现代性际遇中的人性危机及其根源，是应对生态困境，构筑人类文明大厦的可能路径，对于构建“两型”社会并积极推进“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现代性；人性危机；生物自然人；理性经济人；道德生态人

在“现代性”高扬人的理性能力和主体能动性的历史背景下，现代人的存在意义逐渐被遗忘，人类在“自由”的悖论之中遭受着生态困境的严峻威胁。人性危机是生态困境的深层价值论根源。探寻现代性中的人性危机及其根源，重寻生态文明时代的“终极实在”，应当超越“弱肉强食”的“生物自然人”“个人本位”的“理性经济人”，进而实现“道德生态人”的回归。基于生态学和伦理学存在意义上的“道德生态人”是人的“类本质”的觉醒。它超越了简单的生物模式和经济范式，是“爱自然”的人性生成。因此，辩证审慎地探寻人类的本质以及人性的确证方向，合理探讨现代性发展中的人性危机根源，是应对生态困境，构筑人类文明大厦的可能路径，不仅能够从人性价值观的层面为应对生态困境提供深层的道德认知依据，而且对于构建“两型”社会并积极推进“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现代性中的人性危机——“在”的遗忘

从人类历史的进程考察，现代性的到来以“人的发现”为标志，但是人类又在社会生活的世俗化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代性应当实现“人性的自由和解放”并塑造“大写的人”，然而在现代性世俗生活和物欲的激发下，人类一方面使自然界变为机械分割后的外在有用物和对象，在“为我关系”的操纵下，自然成为供人类随意役使、掠夺、操纵和控制的工具性和手段性存在，自然“祛魅”了；另一方面，在生物科学和知识论的诠释视角下，人的“存在”意义被遗忘，人性沦落为知识论把握的经验事实，成为普通的“在者”，或者在经验论的视野中成为私利的追求者，或者在市场逻辑中因自我异化而遭遇“物化”和“客体化”的命运，因而现代性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人性的危机。

1.现代性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带来人的理想信念的失落和人格的残缺

现实生活中人的物欲的释放造成了弥漫整个生活世界的消费文化。消费主义泛滥引导人们通过时尚消费和奢侈消费彰显自身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档次。现代性下的人们“把无度的消费、物质享乐和消遣当作人生最大的意义和幸福。它使人改变着千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高尚道德价值观念，把消费水平当作衡量人的尊卑、贵贱、荣辱的尺度”［1］12。现代性的物欲消费刺激充分调动了人性追求物质享乐的积极性。在现实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上，人们更加看重效用、实际和利益，在物质性的消费场域里，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逐渐呈现出“平面”和“单向”的关系模式，并感性地认为，人与人之间通过物质交易就可以相互融通，人与自然通过物质资料的索取与供给就能够实现“价值”链条的对接。殊不知，人类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理念世界在情与欲的支配下已经变得支离破碎，未来的理想预设和永恒的价值准则在人性的世界里也已经被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取代。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生物逻辑准则伴随着市场运行的逻辑原则催促现代人类不得不把效率和效益放在首位，在本能的驱使下，关于对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问题的追问在人们的思考中逐渐隐退，当一切都沦为对象性的“在者”时，人性也被吞没在“功能”中，成为客体化的存在，人性的物化进而造成对人的尊严的蔑视，人的理性信念的失落和人格的残缺造成“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人“类”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同时被瓦解了。

2.现代性“在”的遗忘导致人类生态道德责任的遮蔽和消解

在现代性技术主义的塑造下，人的存在方式被技术化。在海德格尔的理论视域中，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对象化，原本对自然“在”的领悟逐渐退回到对“在者”的占有。现代性物质丰饶的背后是精神的极度“贫乏”。现代技术方式下对自然功利性的占有成为对艺术、审美和诗意的剥夺。这是海德格尔“在的遗忘”，同时也是“神不在场”的状态和诗意的丧失。自然的“此在”应当是具有生命价值底蕴的生态状态，而非受制于技术限制的对象化的机械状态。现代性的危机恰恰是“在者”统治了“在”，使“存在”沦为“在者”，尤其在人的生活世界逐渐商业化和世俗化的现代性下，一切都成为被“算计”、被“利用”的手段与工具存在，实利的追逐使自然事物成为被占有、被攫取、被驾驭的对象。与此同时，对人的生物科学知识论的把握方式为人的生态道德责任的遮蔽提供了学理上的辩护。从生物学上阐释人性必定抹杀人性存在的价值属性和行为意志选择的自由属性，使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生物解剖结构上相等同，更不可能揭示作为人的生命价值意义深层上的“类本质”属性。因而，对人性的生物学的阐释总是能够为人类逃避生态道德责任寻找到合适的理由，把生态道德责任归结为生物属性、天道神意、科技理性或者历史本身，因为当把“应当”的人性价值判断还原为“是”的人性生物学事实判断时，一切的“伦理责任”与“道德义务”也就彻底解构了。

因此，在现代性所塑造的历史中，“人性”伴随着人的诞生和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一个从诞生到死亡的历程。拯救现代性中“人性”的危机需要我们重新找回失落的“存在”，唤醒被遗忘的“存在”并重返人性“在”的家园。由此就应当通过审视和反思的努力，重建人性深层的精神价值信仰，重寻生态文明时代的终极实在，使人性重返自然的生态家园。

二、现代性中的人性危机——终极实体的渐逝

现代性下“人性”的失落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失落。主客二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使一切“在者化”。认识论与经验论的思维理念对人性精神信仰层面的绝对本体造成了冲击和消解，使得人性失却了精神家园“终极实体”的皈依之所。因此，系统考察和梳理人类历史上的终极信仰理念，重建属于人性深层的终极实体信念，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从“图腾崇拜”“上帝之死”“人之死”到“自然之死”

原始洪荒时期是人与自然的“未区分”状态。生存能力低下的早期人类只能接受自然力量的支配和摆布。因此，原始人类崇拜自然，敬畏自然。这种对自然与生俱来的膜拜心态催生了早期自然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然宗教观，并通过“图腾崇拜”的方式表达对自然的崇拜。“图腾”（totem）一词源于美洲与印第安语“ototeman”，原初意义即“我的亲族”。原始人类把与自身生存关系密切的动、植物或自然现象逐渐神圣化、人格化和偶像化，使之成为掌握外部世界，探索人自身命运的有效手段，从而以自然神教的形式表达了对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敬畏，并乞求“图腾”之神的眷顾，“图腾”便成为原始人类精神价值信仰的“终极实体”。“图腾崇拜”既表达出了早期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同时也逐渐孕育出了征服自然的生存理念。

人性的价值关怀和终极关切在中世纪宗教神学中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神学伦理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是西欧历史上人性惨遭压抑的黑暗时代。基督教神权将“上帝”视为人性生成和人之存在的最终根源。人性在上帝的召唤下唯有奉行禁欲主义和听从上帝“神恩”的召唤才能够求得来世永恒的幸福。中世纪神权统治时期，“上帝”是人性深层最终的价值关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到来，使得人道主义代替神道主义成为人性价值的主导，特别是运用科技手段征服世界使得人的主体地位凸显出来。人的自我崇拜和科技理性崇拜代替上帝崇拜成为时代的显著特点。宗教神学衰落以后，伴随着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蓬勃兴起，人文科学的重要性逐渐被遮蔽、消解，甚至淡出科学发展的舞台。这就是人性价值理念与终极实体的渐逝，以及所必然带来的“上帝之死”“人之死”以及“自然之死”。

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对未知领域的开拓，哲学变革对神学视野的扫荡和对蒙昧世界观的冲击，使“上帝”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中失去了栖身之所，从而失去了在世俗世界中的精神引领作用，人类理性和智慧的力量取代了上帝的智慧，人类的创造力被激活，拥有了独立的责任和权利并获得了“新生”。所以，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但是，“上帝死了”之后，人类并没有得救。在没有上帝的日子里，人类应当为自己的生活寻找新的价值目标与意义，实现人性的真正“自由和解放”。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人类妄图运用科技理性的力量拥有一切，实现彻底的“解放”，然而这样的“解放”并没有使人回归生命“类本质”存在的本真状态，而是在技术主义和物欲的宣泄中，把人性本身拖入深深的危机中。因此，法国哲学家福柯说“人已死亡”，因为真正的人和人性本身已经淹没在现代性造就的技术、符号和话语霸权系统中，并且，“人之死”的必然生态后果便是“自然之死”。

“自然之死”是美国当代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家卡罗琳·麦茜特提出的。她以女性主义的特有视角考察了科学革命的历程，认为古代有机论自然观逐渐被科学革命和市场化兴起的机械还原主义自然观取代。她通过性别的分析工具揭示了自然观的机械化和理性化将自然逐渐概念化，原本充满生机的有机自然成为机械死寂的物质载体。在“驾驭自然”观念的支配下，地球作为养育者的母亲的隐喻逐渐消失，伴随着在文化观念上人类对自然的蔑视和亵渎，以及实践行为上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和占有，“自然也死了”。

2.重寻生态文明时代的“终极实体”：生命自然

终极实体的渐逝使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失去了精神支柱和价值支撑，从“上帝之死”“人之死”到“自然之死”，折射出人的价值信仰世界遭受冲击后的价值“空场”。因此，重寻生态文明时代的“终极实体”具有理论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丰富多彩的，在功利与利益关系之外还存在更多的艺术、审美与价值关系。自然原本便是人类的母亲，应当分享我们的爱和尊敬，然而自然的“对象化”却导致了生态困境，同时也反映出人性深层的精神世界的失衡与精神信仰体系的崩溃。日益严重的生态困境使人类开始反思自身，在人性深层重建自然的生态理念。海德格尔的“此在”恢复了人类存在的历史性和自然的生命系统本性。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摧毁了“罗各斯中心主义”，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重建提供了哲学基础。现代性下，人的物化带来人的精神平衡的破坏，人性对自然精神依恋的丧失必然加剧人对自然的疯狂掠夺和破坏，从而进一步加深人与自然的隔膜，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一切与人性的物欲膨胀和精神匮乏的关系密切。人是社会之子，但在本源上说，人更应当是自然之子。因此，未来生态文明时代应当寻归人对自然的眷顾与依恋之情，在人性深层重建生态理念的终极实体。那就是：生命自然。

三、“道德生态人”的回归与现代文明的转向(www.daowen.com)

生态伦理的文化深层的真义是对生命自然和人类的终极关切。它是融汇工具理性、伦理价值与审美维度的深层文化价值体系，内蕴着对人类终极自由和解放的文化关怀。现代性下人类的精神危机与人性危机的呈现与生态伦理的主旨背向而驰。绿色文明时代要求我们重新塑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人性观，在“生态自然”的价值理念层面实现对人性的重新整合。

在个人成长史上，通常把“我”的概念的出现和使用作为个人意识和自我意识形成的表征，那么，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上，则把对自然生命系统存在的终极价值意义的思考和对“人”与“人性”问题的考察和反思作为人类思维意识成熟的标志。福柯曾经坦言，“人不过是一个近代的发明”。世界的发现和作为主体的人的发现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文化启蒙的标志性成果，并且，“人的发现”为“世界的发现”开辟了主体认知的广阔道路，在自然生态演变的历史视野中，人的存在维度历经了“生物自然人”“理性经济人”的演化，并应当进入未来生态文明时期的“道德生态人”的发展进程。

1.自然科学视阈中的“生物自然人”与“弱肉强食”的生存斗争

“生物自然人”是根据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行为观察、研究、探索人的自然存在状态，并在考察人的自然性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自在人。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人类个体与整体关系，身体与意识的冲突与协和，都是历经自然选择和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规约而产生的“自然”现象，通过对人的生物神经系统的探测和基因遗传密码的破译，使人的行为方式和语言模式得到“科学”的说明。因此，“生物自然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在自然法的管辖下被赋予一定的生存权利、文化权利和内在价值，作为个体存在的“生物自然人”既享有自然赋予的天赋权利，同时也承担不可推卸的社会义务。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们第一次掌握了生物进化的自然选择机制，并从根本上对神创论的自我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它认为人是生物长期进化的自然产物，肯定了人与其他生物和自然息息相关的必然联系。人类作为自然经过亿万年进化的最高产物，应当能够认识到生态自然系统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奠定了基础。费尔巴哈作为“生物自然人”观念的集大成者，主张人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自然的一部分；既是自然的创造者，又是自然的本质。人通过自然的力量不断完善自身的本质，而人的“类意识”的觉醒使人的本质成为自然的最高本质。

然而，达尔文进化论的自然选择机制和优胜劣汰自然法则的背后同时潜在着“弱肉强食”的自然定律。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启发，生存斗争是自然生命物种的普遍存在状态，且自然选择决定生存斗争的胜负。强者胜利，弱者毁灭。那么，人类作为自然生命存在，与其他生物一样，要维系生命物种的延续就要无限制地繁殖自身，尽可能多地占有自然物质资源，并不惜向自然开战，以肆无忌惮地掠夺、奴役自然为快乐，凸显人类生命物种的优越性。然而，能够满足生物生存需要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于是，人际、代际与种际必然产生争夺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的生存斗争。斗争愈演愈烈，终于酿就了当前严峻的生态困境。

2.经济学视阈下的“理性经济人”与“个人本位”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理性经济人”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概念，是“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契合一体。“理性经济人”是“经济人”，即会算计，有创造性，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亚当·斯密认为经济人的活动是受利己心驱使的。“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2］101-102，并且个人利益是经济人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出发点。经济人的概念界定在主流经济学中是明晰的，主要是指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同时，“理性经济人”是“理性人”。它借助于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把握自身的内在世界。它与情感、想象、激情、经验和信仰相对立，同时又具有实践理性特征，在道德、宗教、审美的精神活动中体现自我，完善自我，因此又与感性经验的非理性活动关系密切。经济行为中的理性概念主要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目标的理念。在所有可能选择的行为中，经济理性行为是指能够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行为，因此，在主流经济学中，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概念合而为一。经济人的行为就是谋求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而“理性经济人”就是在维护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按照理性的要求自主地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

然而，“理性经济人”的概念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是个人本位基础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并非是群体或集体意义上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也不是群体中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是因为群体作为多方面利益关系的共同体，其经济与非经济利益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群体中作为个体的经济与非经济利益，并且群体中个体利益的获得受限于群体利益的满足程度。因此，“理性经济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主要是指独立、自由、自主地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人的利益获得。这显然是“个人本位”的利益最大化。在“个人本位”的视阈中，个人利益的获得和个体价值的实现是至高无上的。在法律法规容许的范围内，个体经济利益优先于群体和集体的利益与价值，从个体利益出发才逐渐汇聚成为群体的利益。即使强调整体价值的重要性，也是因为整体利益的存在以大部分个体利益的满足为前提。“理性既然不要求任何违反自然的事物，那么理性所真正要求的，在于每个人都真爱他自己，都要自己的利益”［3］169-170。所以，“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必然推演出个人本位的社会价值观，在追求和满足个人私利的舞台上，个体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的满足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自然价值和生态道德标准被边缘化，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阈，自然物质资料和生态资源成为满足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物质供给仓库，在疯狂掠夺和无限攫取的背后暴露出人性的危机。

3.生态科学与伦理学融通化育的“道德生态人”与现代文明的转向

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自然中的生物存在与其天然的栖居地之间相融共通。所有的自然生物个体与群体在生态系统中都各自占据不同的生态位，缔造了自然生命物种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推进着生态系统的进化。随着生态困境问题的彰显，在对生态事实进行理性反思的基础之上，“道德生态人”的概念应当被提出并在生态实践中被贯彻。

“道德生态人”应当是理性地认识人类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自觉遵循生态平衡规律，并努力在生态实践中身体力行的道德人，是在生态道德理性和生态伦理精神的支撑下自觉追求和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人，是人类生态道德意识高度觉醒的人。它既不同于消极顺应自然，释放自然生物本性且不去努力改造自然的“生物自然人”，也不同于在个人本位引导下，追求个体经济利益最大化并一味改造、征服自然，从而引发生态困境的“理性经济人”。因此，“道德生态人”能够在生态道德意识的正确指导下，以作为文化存在意义的“类本质”为引导，在追求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优化自身的生命存在，既在改造自然的生态活动中体现出人性的伟大，又在保护自然的活动中彰显出人性的完整，在生态理性认知的基础上对自然保有强烈的道德责任感和深切的关爱之情。如同当前“理性生态人”的提法一样，“作为‘生态人’，他具有充分的生态伦理学素养；他又是‘理性的’，具备与其职业活动及生活方式相应的生态环境知识。这样，第一，他能对一切与环境有关的事物做出符合生态学的评价；第二，他会有充分的道德、智慧和知识制定符合生态学的策略。这种理性生态人，可以是个人、社团、企业、政府”［4］419。“道德生态人”相对于“理性生态人”增添了生态道德理性的内涵，更加注重从生态和谐的道德认知角度把握人性的发展方向。

因此，生态道德人性理念对当今社会人的人格转型和重新塑造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生态道德人性应当在拓展道德关怀范围的基础上把对道德权利的尊重与维护作为衡量人类行为善恶的重要依据，在完善自身生态道德责任意识和道德义务意识的基础上明确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自觉选择并确证人性“是其所是”的“类”的本质规定，实现道德主体从“小我”向“大我”的转向，在自然资源的分配与生存空间的共享方面实现人际和谐、种际和谐、代内和谐与代际和谐，以人地和谐为精神旨归，以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性为价值目标，从而肩负起拯救人类自身的历史使命，推进人性向自然本性的生命认同。

“人不是存在者的主人，而是存在者的看护者”［5］403。人类唯有改变与自然对立的态度和征服自然的自我规定性，确认与自然生态和谐并守护自然的本性，才能够从根源上克服因人性欲望的释放而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威胁，从而激发人类保护自然的生态实践行为，因为，“只有当我们能重新做人时，我们才能安全地生活在地球上”［6］411。

参考文献

［1］石毓彬，杨远.20世纪西方伦理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2］［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徐嵩龄.环境伦理学进展：评论与阐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5］［德］海德格尔.路标［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卢风.启蒙之后［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

[1] 作者简介：牛庆燕（1978—），女，山东泰安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哲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道德哲学生态伦理。　基金资助：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2CZX066）“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思政专项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