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仙　王 祎[1]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37；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是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需求“倒逼”城乡一体化的产物。江、浙、皖的“村墅、庄、园”模式是指在“允许试，允许闯，允许错了改”等改革创新理论指导下，以解决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为重点，以城乡一体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并举为基本方针，进而形成的以生态立村、村墅连市、一产归庄、二三产归园、村民归区为总体特征的新模式。它开创了“一产接二连三”，村民变市民，市民乐农家，美丽乡村成就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反哺美丽乡村的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模式

城乡一体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确立的重要目标，是寻求城乡关系均衡发展的现实路径和趋势。从毛泽东时代提出工农并举、城乡兼顾的发展战略，［1］1427到邓小平基于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2］376的关系，确立“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的战略举措［3］28-29，我国一直都在努力探索城乡关系良性发展的正确道路。

然而，在以城市为工作重心，工业建设为重点的方针主导下，工、农业发展失去了平衡，城乡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出现了不可持续的态势。鉴此，自21世纪初以来，统筹城乡和科学发展等指导思想引领城乡一体化转向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废止农业税条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城乡“同城化”管理，加大环境保护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催生了城乡一体化的新模式。本文依据江、浙、皖等省在城市一体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将其概括为“村墅、庄、园”模式，分别以江苏苏州市、南京桠溪村、浙江安吉县、安徽小团山香草农庄等为例，分析“村墅、庄、园”模式形成的机理和特质，探讨其对城乡一体化以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出其面临的环境风险，以便更好地促进我国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一、江、浙、皖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的生态化转型

城乡一体化是城乡关系发展的高级阶段。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作为一种客观过程和趋势，是指人口、知识、技术、资本、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城乡之间相互融合，互为依托，互为市场，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上协调发展的过程［4］4，表现为城乡之间环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关系；二是指适应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而产生的城乡间多角关系的联合，依据城乡间的协定和规约，通过设立共同的管理体制，使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相互协调，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主观意志的产物。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关键是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其长远目标是实现城乡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城乡一体化的水平由城乡关系发展的内容和阶段性本质特征决定。一般而言，城乡关系在经历“城乡混沌”“城乡分离、对立”后才会进入“城乡融合”阶段。城乡一体化和生态化是城乡融合的趋势。城乡混沌、“城乡对立是历史的社会现象”［5］62，但“从城乡分离到融合，实现城乡的协调发展，构建城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6］144。

中国作为一个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人口大国、人均资源能源小国，既不能长期沿袭传统工业化的老路，更经不住长期“先污染，后治理，城乡分离”式的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以实现民族富强、民主和文明为目标，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为价值追求，在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两个大局”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走上了城乡一体化的求富致富之路。

江、浙、皖3省因地处东部沿海而获得了先发、先行的战略机遇。人们解放思想，大干、苦干加巧干，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创造了全国闻名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江苏和浙江富了；但是，“村村冒烟，户户办厂”的“苏南模式”在带动人民走向富裕的同时，也使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更加突出，城乡差距不断拉大，资源紧缺与环境污染加剧。江南小桥-流水-人家失去了往日的诗情画意。以市场为导向，个体户分散经营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也使环境成本外部化成为必然。有水皆污，粉尘弥漫，硅肺病多发等昭示着这些模式的不协调、不可持续。

正是在实践层面上人与社会矛盾的尖锐，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以及理论层面上对工业文明的强烈反思，对生态文明时代趋势的论证等，使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转向了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生态优先、科学发展逐渐成为主导思想。工业化、城市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生态化成为新的改革要求和实践重点。在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原则基础上，江、浙、皖3省成为探索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路的探路者和排头兵。世纪之交以来，江苏即由“苏南模式”转向以一体化为目标，以制度创新为动力，以资源配置为手段，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新苏南模式”，初步形成了以多领域协调发展，多形态并存共荣，工业企业园区化、农民社区化、城乡服务均等化为特征的“苏州道路”。浙江省也从一根扁担闯世界的“温州模式”转向了“生态立县”、生态立省的“安吉模式”和“浙江模式”。2008年，安徽省首次批准芜湖、马鞍山、铜陵、淮北、合肥、淮南等城市化率都已超过60%的6市先行先试，使安徽涌现出了小团山香草农庄这样的生态文明建设典型。这些新模式、新典型的出现，标志江、浙、皖的城乡一体化建设模式的生态化转型。江、浙、皖的“村墅、庄、园”模式便是其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

二、江、浙、皖的“村墅、庄、园”模式的基本内涵

如果说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含义是通过设立一套体制，使城市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朝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共同体的方向发展，以便充分发挥城市和乡村各自的优势和作用的话，那么江、浙、皖的城乡一体化“村墅、庄、园”模式是指在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观指导下，以生态立省、生态立县、生态立市或生态立村为目标，将城乡一体化建设与根本性地解决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所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相统筹，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率先形成的以生态立村、村墅连市、一产归庄、二三产归园、村民归区为总体特征的新模式。

这种模式以一体化和生态化为双重目标，把优化配置城乡间的劳动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与合理交流、组合环境要素相结合，通过美丽乡村与生态城市联动共建，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布局，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生态化转型，实现城乡环境、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例如，江苏的苏州提出并实施了让城市更像城市，农村更像农村，园区更像园区等“三形态”定位法来优化城乡空间布局的新理念和新举措，采取了农民向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等“三集中”的方式，优化了产业结构，提升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强化了生态环境的集中统一治理和管理，消除了“村村冒烟，户户办厂”的现象，使城乡一体化和生态环境都得到了提档升级，实现了由“苏南模式”向“苏州道路”的成功转型。

近10年来，我国城乡一体化虽然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出城市扩展型、中心镇集聚型、村企一体型、乡村重塑型等多形态发展趋势［7］，但就内容和本质特征而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内容，以村墅化、庄园化和园区化为结构特征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则是在21世纪初才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我国科层化的垂直行政管理体制下，新模式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顶层设计的生态化转向推动了村、县、市、省等不同层级的政府规划与建设的绿色化，使它们日益朝着生态宜居、产业集聚、经营管理集中、居民进社区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城乡现代化建设的生态需要也促使各地抛弃大城市或中心城市单向度扩张的方式，而选择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理论的双向、平等、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发展模式。因此，江、浙、皖的“村墅、庄、园”模式的主体由村、县、市、省等多层级构成。

三、江、浙、皖的“村墅、庄、园”模式的基本特征

江、浙、皖的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针对并力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造成的“城市病”，如城市二元结构、城乡差别、“三农”问题、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江、浙、皖3省突破传统的惯性思维，在“允许试，允许闯，允许错了改”的改革创新中，形成了以由点到面，点面结合，自下而上，上下互动，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等为特点的“村墅、庄、园”模式。这种新模式开创了“一产接二连三”，村民变市民，市民乐农家，美丽乡村成就生态城市，生态城市反哺美丽乡村的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新路子。例如，浙江的“安吉模式”：安吉县充分利用地处浙江西北部山区，境内森林覆盖率高达71%的自然条件，提出了“立足县域抓提升，着眼全省建试点，面向全国做示范”的“生态立县”目标，强制治理了74家污染企业，关闭了33家污染严重的企业，坚定地从“工业强县”转向“生态立县”，使安吉在五六年的时间里不仅摘掉了“贫困县”的帽子，而且一跃成为生态经济强县。该县2008年跻身全国6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县，2009年获全国首个县域“中国人居环境奖”，2012年9月成为全国首个“联合国人居奖”获得县。“安吉模式”是县域城市摆脱末端治理，转向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是统筹“生态县”和“中国美丽乡村”建设［8］113的榜样。安吉县在10年中城市化率提高到了57%，“一乡一韵、一镇一品”的美丽乡村创建覆盖面达到了89.8%，187个行政村串起了精品观光带。以竹业为主导的“一产接二连三”产业化战略，使安吉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生态转型；4条精品观光带中用竹子建造的生态别墅，促进了旅游业从观光旅游到休闲度假旅游的深度发展。“安吉模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夯实了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2009—2011年，安吉的城乡收入差距由1.98倍缩小到了1.92倍，远低于全国的3.13倍。

基于江、浙、皖的城乡一体化和生态化的事实，其本质特征可归纳为以下5点：

第一，发展理念生态化，目标定位可持续化。从追求GDP转向追求环境与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GEP，“苏州道路”“浙江模式”以及安徽6市的生态立市试点，都以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为理念，确立了生态优先，环境保护优先的原则，提出了生态立市、生态立县或生态立省的目标定位，坚持一种环境与经济社会相统一的科学发展观，主张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可持续观念，在改革创新中采取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方针。例如，江苏的桠榽村，以一种全新的生态文化理念，即可持续（sustainable）、低碳（low-carbon）、选择（option）、富有（wealthy）［9］14等，对6个自然村组进行生态化改造升级，造就了中国第一个村墅化、生态化的国际“慢城”，使桠榽避免了同质化竞争，实现了发展方式的转变，契合了当下“逆城市化”风潮中城市人渴望放慢生活节奏，亲近自然，享受生活的生态需求，用实践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城乡融合理论，使人们认识到“城乡融合不是城市和乡村回到城乡混沌的状态，而是高层次的生态群落合理分布，城市没有制度上的堡垒，乡村没有政策上的栅栏”［10］24。

第二，多形态共荣的“村墅、庄、园”模式。江、浙、皖的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在建构的过程中，由于环境要素、社会要素和人文要素等各不相同，其发展形态也有所差异。例如，苏州市下辖的蒋巷村是一个村企一体发展型的全国生态文明村，创建了“村墅”加“四园”及一个“基地”的复合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安徽小团山香草农庄以协同发展为理念，生态农业为基础，传播中西合璧的生态文化为特色，规划建设了200间协同住宅，以庄、墅合一的方式，使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无缝对接，实现了生产、生活与生态的一体化发展。

第三，生态农庄、产业园区和高新科技园区遍及江、浙、皖南北，优化了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生态文明建设的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采取了“一产归庄”、“二、三产归园”的策略，将生态农庄与农家乐、休闲旅游等协同经营，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采取集中化、集约化经营管理，使产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实现了生态化转型。例如，前文所提到的苏州市提出和实施的“三集中”主张，一方面改变了长期以来因村民分散居住而造成的土地浪费、环境污染、生活不便等问题，降低自来水、燃煤气、有线电视、上网等公共服务的成本，2011年前后，全市已有35%的农户实现了集中居住［11］64；另一方面通过企业园区化解决了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遗留的“村村冒烟，户户办厂”的生态环境问题，促进企业清洁生产，绿色生产。目前，苏州市已有82%的农村工业企业进入工业园区。通过土地集中，实现耕地规模化经营，大力提升了现代高效农业的发展水平。目前全市已有61%的承包耕地实现了规模经营［11］65。“三集中”的政策策略使农庄化、园区化成为优化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空间结构布局的重要方式。安徽、浙江也有类似的政策措施。

第四，在方法上，采取了由点到面，点面结合，有序推进的方法。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工程。为了积累经验，苏州在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各项工作的同时，确定了23个先导区（镇），鼓励其大胆地创，勇敢地闯，要求这些先导区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发挥出示范带动作用。浙江省在“强县扩权”，激发县域和城镇发展活力的基础上，以义乌、嘉兴市为示范点，推进全省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2004年年底正式出台并实施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纲要。这不仅对浙江而且对其他省域加快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山海协作”“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等一系列促进全省均衡、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使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12］30。安徽从2008年开始设立省级示范点，目前正在经验积累和推广中［13］88。

第五，在路径选择上，高度重视农民权益的维护，把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等作为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2004年，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在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根据对城乡关系的新认识、新判断，200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宣布废止了农业税条例，促使各地都加大了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开始积极探索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注重从制度上解决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城乡分治”的传统理念被“同城化”管理方案取代。2008年年底，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年）》和《浙江省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2008—2012年）》。苏州市在用“三置换”保障农民权益，解决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这个“天下第一难”问题的同时，深化户籍制度和城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实现了苏州市农民参加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率达到近100%，农村低保更是应保尽保，并且标准与城市接轨拉平［11］65。

总之，江、浙、皖3省凭借自身的环境基础、经济优势和人文条件，在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进行了开创性、先导性的探索，初步形成了“村墅、庄、园”多层级、多形态、复合式的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为大力推进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四、“村墅、庄、园”模式面临的挑战和抉择

江、浙、皖的“村墅、庄、园”新模式的形成有3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思想解放、理论创新，勇于突破惯性思维，敢于试，敢于创，敢于试错了就改；二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科学定位，特色发展；三是权力下放，创新机制，坚持城乡生产、生活和生态的协同共进。这3条基本经验对于当下全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和参考价值。(www.daowen.com)

然而，就总体而言，江、浙、皖的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省域范围内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协调、不同步等问题；同时，必须意识到：

（1）村域、县域、市域，乃至省域等都是局域性的，局部的生态好转难敌整体恶化。例如，2013年年初，全国性的PM2.5曾一度将140多万平方千米的国土笼罩。相互关联的村、县、市、省的不同步、不协调发展也使先行区域面临生态转移、污染过境等环境风险。如与安吉同属浙江的绍兴，近日因纺织污染的“毒缸”而名扬全国，钱塘江的“黑潮”也时刻提醒着人们既要治污，更要防污。安徽、江苏“南高北低”的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地区差”有待长期而积极的努力。

（2）城乡二元结构在更广、更深意义上的进一步解构与新的均等、有序、竞争、开放、流动的机制的建立，有待进一步的思想解放和体制、机制创新。

（3）生态文明内涵和质量建设，将面临更广、更深的结构性环境要素约束，以及更加隐性的、不确定的环境风险。例如，江苏、浙江两省的人均水资源居全国倒数第一和第二。生产生活的绿色、循环、低碳将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重点。生态文化传播、生态教育的开展应该成为引导城乡一体化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途径。

（4）生态文明的国际化挑战。全球性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问题将使江、浙、皖等省市无法独善其身。

简而言之，生态文明时代的来临是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转向的出发点。只有不断优化、创新“村墅、庄、园”模式，城乡一体化的生态文明建设才会永续发展。

第一，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社会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应该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指导下，以绿色科技为先导，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基础，以政治制度变革为保障，以民生幸福安康为重点，以生态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确立为核心内容，以求突破工业文明时代的思维惯性、生产惯性和生活惯性，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第二，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力求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优化“村墅、庄、园”模式。将美丽中国、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好家园的建设统筹兼顾，将城镇化、信息化、民主化、社区化、国际化、生态化的建设任务协同推进，不断改善部分和整体的关系。

第三，坚持环境治理和环境风险预防同时并举的方略。21世纪以来，不只是信贷危机、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相遇，能源短缺、资源枯竭与人口老龄化、农民工城市化等社会问题叠加的世纪，也是生态环境问题从乡村到全球多层级地积累而可能交织发生的世纪。因此，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并创新既有的生态文明建设模式。

第四，更加重视时间、空间结构的利用和优化。

总之，城市是农村的未来，同时农村也是城市的未来。没有农村，城市就会失去发展空间；而没有城市，农村也会失去发展活力。工业可以强市，可以强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能否摆脱工业化、城市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升级转型，实现生态强国，是真正考验13亿中国人生态政治智慧的“天下第一难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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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简介：曹顺仙，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从事环境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 E-mail：csx966@njfu.edu.cn；王祎，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农业科技组织与服务专业研究生。　基金资助：本文系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9ZXA001），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国家林业局软科学研究项目（2014-R10），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JS2013-5）， 2013南京林业大学思政专项“森林价值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