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仙　蒋守龙[1]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南京 210037；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道家水道观认为水“处下”“不争”“有容乃大”“善利万物”，体现了“道”的法则和内涵，主张依据水性和水流动、水循环的法则确立人的德性原则，以及人与水相交道的水利精神。其道法自然、有无相生、善利万物的理念促进了在兴修水利中尊重水道、顺应水道的科学精神的养成，孕育了上善若水、善利万物而非只为人类的生态义利观，确立了有为与无为辩证统一的实践精神和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可持续价值追求。

关键词：道家；水道；法自然；利万物；上善若水

一、道家的水道观

道家的水道观以先秦老子和庄子为代表。其思想精华主要集中在《老子》和《庄子》两部著作中。道家的水道观是道家关于自然水体生成、发育的机理、特性、功能、作用和内在规律的认识和看法。它以比拟和隐喻的方式，较为辩证、系统地阐述了自然水体“处下”“柔弱”“有容乃大”的特性，揭示了水在自然界中“有容乃大”“有无相生”“柔弱胜刚强”的内在法则。水道观是道家自然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道德观和水利观的生态哲学基础。

1.“处下”“不争”是为争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霸道和王道无非都是从天道、人道出发争鸣政治竞争之道。然而，道家独辟蹊径，最早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概念，通过对自然的观察和思考，特别是对水道的领悟，系统阐述了水道自然观和基于水道的德道与政道。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1］老子认为，水不但自身是善的，而且因公利万物，非专利一物而具有最高尚的善性。这种至善体现了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竞争的自然法则，反映了地处低下并甘愿接纳人们所厌恶的一切的“道德”精神。水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藏污纳垢，包容一切，所以更加接近于道的本质。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只有像水那样利万物而不争，才能消除人世间相互争利而带来的忧虑和烦恼。“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老子的善而不争，并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恰恰是一种积极地处事的策略。上善是不争，是不为功名利禄而争，不要有私心地去处理世事，处处为他人提供便利，进而实现利他与利己的统一，使天下一切人获利的同时实现自己想要得到一切的目的。这才是善利万物，“处下”“不争”的自然竞争策略。

2.以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法则

“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圣人言：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正言若反”［1］。天下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而攻击坚强的力量也没有超过它的，在攻坚克强中没有什么能代替它。弱能胜强、柔能克刚的道理天下没有人不懂，但问题在于没有人肯这么做。因此，圣人说：只有能受得了国家屈辱的人，才能成为国家的君主；只有能承受国家灾殃的人，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这就是所谓辩证法。

柔弱既是水的特性，也是人的本性。“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1］。柔弱是一种坚强，是一种承担，是一种意志。道家认为，人就像水一样要有所承担，承担屈辱，承担灾殃，这样才成为人上人，成为君临天下的君主。水柔弱却有穿石之力，而人柔弱却有成君王之能。所以，柔弱胜刚强既是水道，也是可以通约的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

3.“处下”为上自然王道

“江河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与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事，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在这里老子阐述并揭示了江海成为百谷之王的自然王道，认为这是为圣为王的策略依据。江河能够成为百谷之王是因为它们善于处于卑下的位置。因此，圣人想要成就万民之上的地位功名，就应该出言谦逊，虚怀若谷；想要成为人民的表率，就必须将自身的功名利禄置于百姓之后。这样的圣人明君虽然身居高位，但人民不会不堪重务；虽统帅在前，但人民不会感到遭受伤害。于是，天下百姓都乐于推戴而不会厌弃他。其中的道理就在于他不与民争功利，所以天下无人能与他相抗争。

水柔弱的性质决定了水的状态是“善下”，而“善下”又成就了水汇聚百谷的能量而成为“百谷王”。水以“处下”的姿态面对世间万物，并不是人们常说的“水往低处流”的消极意思，而是水“处下”的辩证处事方式。以水喻人道、德道和王道，就是要人们也像水那样，虚怀若谷，处世无争，以不争、包容、让利于人而求得自身的发展。无论是做圣人明君，还是做普通百姓，都要以谦虚学习，尊重别人的态度为人处事。这样，别人才会尊重你，拥护你，才能做成事情。如果处处锋芒毕露，反而会招到人们的诟病，很难成事。这为趋利避害、有容乃大、利益兼顾的辩证水利观奠定了思想基础。

4.“法自然”而无为的思想

在人与自然相处的关系中，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究竟如何？这是人与水相交往的进程中不可回避的时代主题。道家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观念洞见了人法自然的精神要义，充分肯定了人认识自然、效法自然、改造自然的主体精神。所谓“道”就是天、地、人所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和法则。这种规律和法则都是自然而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法、地法、天法道，归根到底是要“法自然”，即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行事，对待任何事物都不可勉强而为之，而必须“顺其自然”。水存在于天地间，是“几于道”的自然造化物。水“处下”“不争”“至柔”“至弱”，包容一切，海纳百川，看似自然无为，却如同天覆地载，生养万物，公而无私，大而无疆。因此，兴修水利不能只为一己之私和功名利禄，而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为生民立命，为百姓开太平，法自然而为无为，遵循自然法则，辨证施治，以求人天合一。

因此，道法自然反对刻意地去强求、改变自然，主张以遵循自然规律和法则为前提的人法自然，本质是“为无为”，并非束手待毙地等待自然天命的降临。因此，道家的法自然、为无为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认识自然，效法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法自然是建立在对事物的客观规律准确把握的基础之上的，就连“道”都要遵循这样的规律。只有这样的“道法自然”才能达到为王、为圣、为天下先的目的。“道法自然”的自然也是有为的、变化的、长养万物的。

道家的水道观强调内在法则和规律，具有鲜明的辩证思维特征。其顿悟和观念具有一定的真理性。水善而不争，终究成其争；水柔对天下，终究成其刚；水甘愿处下，终究成其上。水的“法则”是辩证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万事万物的关系也会发生量变和质变，其时空优势也会在流动转化中日积月聚，最终使人们依水而生，旁水而居，须臾不能离水而活。道家的水道观为古代社会治水、用水、兴修水利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道家水道观与传统社会的治水观

从李冰父子开凿都江堰到王景治理黄河，道家的水道观贯穿于传统社会治水实践的始终，并指导人们创造了世界治水奇迹，成为古代治水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鲧禹父子治水一堵一疏、一死一生的故事已向人们昭示了治水的辩证法，但真正指导人们法自然而形成辩证善治的治水观的是道家的水道观。建于公元前256年的都江堰作为治水典范性水利工程已经被无数的专家学者做过研究论证。它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也是成都平原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根本原因。都江堰的建造以道法自然，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在不破坏自然，充分利用自然的前提下，借鉴前人的治水经验，根据当地的具体地形地貌，巧妙地利用岷江出山口的特殊地形，选择岷江出山口与平原结合部做堰，利用高低落差，顺应自然规律。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古代，采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凿开大山，修成了坚固的、可控水量的宝瓶口。在岷江弯道的江心做鱼嘴，分水分沙；在鱼嘴与宝瓶口之间做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它解决了排沙这一水利工程的世界性难题，实现了变害为利，人水合一。它既保证了平原灌溉的需要，又保证了灾害的不再发生。在长期的实践中创造了诸多的工程技术，就地取材，施工简约而不简单，节省成本，功效显著。都江堰“乘势利道，因时制宜”“遇弯截角，逢正抽心”“急流缓受，不与水敌”，创造了人与水和谐共存的生态水利形式。

黄河水患被喻为“中华之痛”，历朝历代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心腹之患。汉武帝虽有雄才伟略并亲临黄河治水，终无大的建树。此后，黄河流淌，水患年复一年，直至东汉王景治水。东汉时期，黄河在决口后形成了大的改道。改道后的黄河水患不断，民不聊生。王景接受皇帝的命令治理黄河。王景通过考察和走访，认为黄河水患主要因于与水争地，导致河水下行不畅，河沙淤积，使“悬河”更悬，威胁着河域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他采取了有为与无为辩证统一的治水策略，在筑堤、理渠、清淤的同时，根据水向下流的性质和河流自然流淌的水道，加筑河堤，引黄入海，使河道排水、排沙的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黄河也从“悬河”复归自然常态。王景治水遵循水道，坚持有无相生，创造了治理黄河的水利奇迹，使黄河在接下来的800年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大的灾害［2］。

由此可见，无论是李冰父子，还是东汉的王景，其所遵循的思想都跟道家水道观紧密相关。①都是建立在深知水性处下、柔弱而又刚强的性质之上的。②都是在法自然前提下辩证地整合了有为与无为的思想。在认识水道，遵循水道的同时，又懂得像水那样汇聚民力，同心同德，艰苦奋斗，以善利万物的心态，谋求人水和谐，实现治水安邦。③治水道法自然，功名也顺其自然。李冰父子、王景等治水都如大禹治水一样，志在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禹治水土，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以利冀州之民，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疏河决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大禹治水始终以民为本，关心民众生活，给饥民发放粮食［2］。王景治理黄河也只是要实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正如《后汉书》所载，“明年，迁庐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大禹、李冰父子和王景都因治水为民而实现了“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www.daowen.com)

三、道家水道观与都江堰的生态水利观

传统社会在兴修水利上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伟大的杰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修建于战国末年的都江堰。都江堰采用在江中做堰的方法，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埂。石埂形似鱼嘴，也叫分水鱼嘴。鱼嘴是一个分水的建筑工程，把岷江水流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又在灌县城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堆。离堆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堆的东侧是内江的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水涨，都江鱼嘴被淹没了，离堆就成为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之上的灌溉系统，旱则引水灌溉，雨则堵塞水门，保证了良田的灌溉。都江堰的规划、设计和施工都具有比较好的科学性和创造性。工程规划相当完善，分水鱼嘴和宝瓶口联合运用，能按照灌溉、防洪的需要，分配洪、枯水流量［3］。

都江堰工程正是道家水道观在治水实践中的完美体现，不仅是道法自然、遵循水道的示范工程，而且是统筹经济、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典范。都江堰巧妙地利用岷江出山口的特殊地形，选择岷江出山口与平原结合部做堰，利用高低落差，顺应自然规律；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古代，采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凿开大山，修成了坚固的、可控水量的宝瓶口；在岷江弯道的江心做鱼嘴，分水分沙，在鱼嘴与宝瓶口之间做飞沙堰，自动泄洪排沙，解决了排沙这一水利工程的世界性难题，使一遇洪水泛滥就汪洋一片，一遇旱灾就赤地千里且颗粒无收的成都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都江堰不以破坏自然资源，违背生态规律为前提，通过规划、分流，不仅实现了防洪、灌溉、通航、漕运，而且保持了岷江水系的整体性，水中生物的自由洄游，以及两岸动植物的生养所需，使兴修水利的利益观达致了人水互利而生生不息的永续发展境界。因势利导，自流灌溉，“分四流，平潦旱”，使都江水系长期保持着“川流甚急，川中多鱼，船舶往来甚众，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的生态、经济、社会等和谐发展的状态。

当然，除了都江堰外，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水利工程也兼顾了经济社会之利和自然生态之利。郑国渠的设计巧妙地解决了水与沙的矛盾，变废为宝，既改良了土壤，又促进了关中农业的发展，使秦国富甲天下；大运河则以人工河流与自然河湖水道的有机结合成就了沟通南北，利在千秋的水利伟业；灵渠则因地制宜，以小博大，以“溜渠”“巧激”“余水”“缓达”等展示了规模不大，但工程精巧、内涵精深、悠然和谐的水利丰采［4］。

因此，道家的水道观使我国古代的水利工程不只是利人和利社会的，而且是生态的、自然的。这是古代水利工程不朽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道家水道观与传统社会的水利精神

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不但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治水理念，更铸成了以民为本、治水安邦、德行天下的水利精神。水利精神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话语表达，但其本质是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的水利精神孕育于大禹时代。大禹以身作则，始终战斗在治理水患的第一线。他的治水精神可以概括为：拯救人民，造福苍生的道德目标；公而忘私，鞠躬尽瘁的伟大品德；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高尚情操；同舟共济，相互配合的团队风范等。

大江大河决定了治水在治国安邦、创造大河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也决定了水利精神的不可或缺性。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水利精神贵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贵在以身垂范，不怕牺牲，同舟共济，义利兼顾；贵在求真务实，因势利导，辩证创新，有无相生；贵在尊道重德，言行一致，无私奉献，功利千秋。正是这些精神，孕育了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培育了忠于职守、治水导河的李冰父子，成就了因势利导、造福百姓的“治水奇人”——王景。

这些精神“有待”人类世代发扬。正如庄子在《逍遥游》中所阐述的：“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5］所幸的是，中国传统的水利精神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官民献身于为民造福的水利事业。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在江苏沿海为官时期，因看到海堰荒废，无人问津，海潮泛滥淹没了百姓的财产，为民请命修理海堤。但是，当时国家正处于战争时期，屡战屡败，内忧外患使朝廷上下极力反对修海堤。范仲淹冒着杀头的危险多次上书，最终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亲自组织修理海堤，成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范公堤。范仲淹的治水实践充分体现了敬业、献身、负责、为民造福的水利精神。传统社会的水利精神首先是造福百姓的，而道家的水道观是利万物的。其次，传统社会的水利精神是身先士卒的，而道家的水道观是功成身退的，以民为先的。

五、道家水道观对当代启示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是秉承道家水道观、弘扬传统水利精神的前提，是水生态文明时代兴修水利必须遵循的基础自然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转型，牺牲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的现象比比皆是。人与自然，人与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更令人不安的是，在世界许多地区，都隐伏着国与国之间为争夺水资源而发生冲突的危机。水资源危机中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便是城市缺水问题。在联合国列出的最有可能面临缺水问题的城市名单中包括我国的北京和上海。这些水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与背离水道，忽视水环境、水生态保护紧密相关。其解决的途径之一便是重新认识水道，尊重水道，按照水流动、水循环、水环境的生态承载量等要素兴修水利，建设水生态文明。

依道立德，义利兼顾。这是承继道家水道观，弘扬传统水利精神的核心内容。水道的遵循依赖于约束人类行为选择的原则和规范。水“处下”、“不争”、善利万物的善性需要通过人的道德自觉才能内化为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推动水利的可持续发展。因此，确立人水和谐的新水利观就必须法自然，兴水利，统筹协调人与自然（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矛盾。这是全面解决水问题的根本所在。道家的水道观揭示了人水合一，人类之利与万物之利，自然之道与人道、王道的辩证统一，指出了道与德相互转化、合而为一的趋势。和谐水利必然是自然的、人道的。只要确立这样的水利观，青山、碧水、蓝天才能支撑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求真务实，因势利导。这是传承道家水道观，谋求永续水利的科学方法论。当代的水问题是复合性、复杂性的问题。离开了科学的方法论和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就会失去兴修水利的科学依据并迷失兴利除害的方向。例如，PM2.5和天坑是当下城市建设中困扰当政者的现实环境问题。科学研究表明，水是PM2.5的最大克星，但竭泽而渔的兴修水利使部分地区干旱缺水明显加重，水资源枯竭已成为很多城市不争的事实。地下水的过度开采是城市天坑的罪魁祸首［6］。道家的水道观不仅包含道法自然的世界观，还蕴涵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及永续利用的水利观。它不仅在传统社会里对人们处理人与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也是当代人们处理各种复杂人水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有无相生，为无为，法自然，或许应该成为人们追求和谐水利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春秋］李耳.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卞吉.王景治河千载无患［J］.中国减灾，2008（8）.

［3］李可可，黎沛虹.都江堰——我国传统治水文化的璀璨明珠［J］.中国水利，2004（18）.

［4］郑连第.人水和谐的文明杰作——解读都江堰、郑国渠、灵渠［J］.中国三峡，2007（5）.

［5］［战国］庄周.庄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2）.

［6］雨辰，龚常.地陷：人类天灾与人祸的另类创伤［J］.上海城市管理，2012（6）.

[1] 作者简介：曹顺仙（1963.5—），女，江苏宜兴人，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从事环境伦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E-mail：529420610@qq.com；蒋守龙，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2012级硕士研究生。　基金资助：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当代水伦理的生态哲学基础研究”，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09ZXA001），国家林业局软科学研究项目（2014-R10），江苏省2013年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课题“‘中国伦理思想’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研究与实践”（JGLX13_045）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