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祥[1]

（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 江苏南京 210037）

摘 要：在众多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派别中，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独树一帜。它吸取了哲学史上自然观的优秀成果，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从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向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进而完成了人与自然关系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哲学转向。今天，在直面人类生存发展的困境时，我们有必要回到马克思人与自然的理论话语中，梳理其本真释义，探索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无可替代的当代意蕴。这对于我们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人与自然；意蕴；主客二分；实践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永恒不竭的哲学命题。对它的理论思考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全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现代化的实践中都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感受着来自自然界的挑战和前所未有的生态伦理危机。如何正确认识并解决好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既是长期以来人们孜孜求解的哲学命题，也是当今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必然要求，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发展命运。古希腊以来，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一、马克思之前传统哲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

西方哲学很早就在探讨自然本质的问题。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践条件的制约，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认识只能限于笼统的直观把握，认识主体与客体并没有截然分开，更谈不上对立起来。人们更加愿意臣服于自然界的淫威之下，接受自然界的摆布，继而幻想通过超自然的方式与自然界进行沟通交流，以维护自身的生存意图。早期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开启了在混沌世界中为人类寻求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先河。尽管他们的观点具有唯物主义的历史价值，但是物我不分的理论境遇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发展。从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到柏拉图的“理念说”，世界第一次被分割为“理念世界”和“可感世界”。哲学开始强烈地关注起人自身的主体性意义，开始有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雏形，人文精神得到彰显，生态道德得到弘扬，科学思想也得以萌发。尽管科学思想与生态道德的真正决裂还要假以时日，但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确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的基本架构，奠定了古希腊哲学到古典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研究基调。

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沦为神学的一部分，揭示神与自然的关系代替了对人的关注，用神性泯灭了人性，用神道取代了人道。也就是说，经院哲学所研究的并非自然本身，而是如何利用自然来阐发神性的至高无上地位，从而达到压抑人性的企图。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神性的基础上融合成为神学的论证工具。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宗教神学的范围内得到了消解，融合成神学的组成部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虽被打破了，但这种打破是以消解人的主体性为代价的。主客二分的高扬主体性的积极性被压抑了，科学进步的创新活力也随之被遏制，整个世界陷入宗教信仰的窠臼之中。

文艺复兴高扬了人的理性的力量，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建构提供了转机，也为近代古典哲学理性主义体系奠定了工具性地位。从康德到黑格尔，理性扩大了支配的范围，并被逐渐提升到控制，甚至奴役自然的工具理性的地位，都先在地设定了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人先在地是主体，自然先在地是客体，主客体先在地处于二元对立当中），再试图从外部寻求二者抽象的统一。对此，黑格尔指出：“中世纪的观点认为思想中的东西与实存的宇宙有差异，近代哲学则把这个差异发展成为对立，并且以消除这一对立作为自己的任务。”［1］应该看到，古典哲学在思维方式上并没有简单地回复古希腊以来唯理论和经验论对立二分的传统，而是力图用思辨唯心主义概念“绝对自我”“绝对精神”来克服主客体的对立和分离，试图在意识内部实现主客体的内在统一。结果不仅没有摆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反而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割裂的基础上强化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更加远离现实的实践世界，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彻底割裂了。这种以精神主体统一自然的工具理性必然将自然理性化，从而把自己从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剥离出来，先在地用主客体分离了人的生活世界，将自然存在的意义消解在人的抽象精神之中。传统哲学在这种强化了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下，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关系被彻底割裂了，也就无法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必不可免的事。”［2］

从物我不分的懵懂状态到主客二分思维的萌芽，从神性基础上主客融合发展到明确的以主客二分为哲学思维的主导原则，自古希腊哲学到古典哲学，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坎坷历程。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的最终确立既带来了主体理性的高扬，科学社会的快速进步等积极影响，也造成了哲学思维上的众多积弊，引发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危机。其一，主客二分无法真正解决生活世界中的主客体统一关系，仅靠抽象思辨的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推演必然导致世界的二重化，而工具理性的泛滥则加剧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化，脱离了社会应该具有的本然性基础，而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全部消解在对物质财富的追逐之中，用物欲的贪念代替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和深刻危机。其二，主客二分无法找到真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实道路，仅仅将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抽象的社会意识之中，离开社会的发展轨迹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演进之外。这种脱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抽象思辨是无法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的。

传统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基本沿袭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本能地把自己从生活世界和具体历史过程中剥离出来，将外部世界强行排除并且先在地设定在人之外，主客二分割裂了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被设置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种思维主导下，自然界不是成为统治人的超物质形态，就是沦为人征服掠夺的对象，成为工具理性控制的内容。于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的原初关联被这种外在的对立关系遮蔽，断裂为孤立的局限于自我关照意义上的两个分离实体，而造成这种断裂的根源就在于传统哲学不理解主客体统一的带有始源性和本然性的前提——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即实践。

二、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产生及基本要义

从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贯穿于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形成的全过程。早年的马克思虽然深受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已经逐步摆脱黑格尔绝对精神外化的束缚，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突破了青年黑格尔派停留在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主观性的局限，从“感性的自我意识”的对象化角度把人的生存看作一种不断地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的历史过程，奠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打破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前提，从现实的感性活动中寻求超然于意识范围的主客体统一的始源性，引导了近代哲学转向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实践基础，以思辨的方式提出扬弃自我异化的逻辑路径。“有了实践观念，主体和客体、自我意识和外在的现实就找到了相互联系从而彼此制约的中介”［3］。从此，马克思摆脱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确立了对象性活动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性关系。这种对象性关系本身表征了人与自然原初的内在统一性，人与自然就是在对象性活动中不断生成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彻底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在实践原则的基础上，阐述了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形成的关系，实现了主客二分思维方式向实践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找到了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基础和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实路径，从而从思辨的哲学思维中解放出来，强调通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矛盾，通过消灭异化达到人与自然的现实的统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洞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破坏：“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4］马克思提出了合理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物质交换的前提条件，即“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5］。

第一，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在感性活动原则和实践思维方式基础上，赋予人与自然关系以社会性质，建立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根基，从而找到了解决和克服自然异化的现实道路。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尽管哲学路径迥异，但哲学基本思维存在一致性，即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抽象的人的角度去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主客二分的理性及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要么以感性的直观遮蔽了自然界，要么以自然为基础的人来拯救非对象性的存在物，人与自然的真正关系被蒙蔽了。其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对立。理论领域中的哲学思辨是无法真正还原出自然界的本然性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分离成为传统哲学始终不能克服的积弊。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关联，找到了这种内在关联的始源性，即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属性。人在实践中自我生成，生成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人作为存在物既是自为的存在，又是作为类而存在。这种类存在是在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中得以确立并不断地确证着自然界是人与自然界联系的纽带。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6］

在马克思看来，人化自然使自然界真正成为人类物质生活资料的来源。这种根本区别于动物界的生存方式成为联系人与人关系的纽带。如果自然环境被肆意破坏，人与人联系的纽带也就被割断了，其结果也必然是社会关系的扭曲。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而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是相互制约的。人与人的异化关系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反过来人与人的异化关系又加深和制约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这两种异化关系的内在逻辑，即人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把人从动物界中分离开来，而对自然界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则消解了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势，甚至这种优势已经变成了劣势。解决和克服自然异化的道路是不能从自然界找原因，应该从人类社会，即人的实践活动中去寻找。如果离开社会实践，祛除社会性这一环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成了动物与自然的关系。只有通过劳动实践才可能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它们的和谐统一。如果人类不保持自身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那就会危及自身的生存发展。因此，正确的实践观点是理解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统一的关键。

第二，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立足于价值论，即从人类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角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自然界置于人的价值需要层面上来理解，建立起人与自然关系的二维尺度，为人类选择合适的生存方式提供了现实路径。

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人与自然之间存在满足与被满足，需要与被需要的价值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界是人身体之外的“无机的身体”，是供养人生存资料的而必须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作为价值主体的人是不能离开满足主体需要的客体——自然界的。人类只有像对待自己的身体一样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不断满足主体的价值需要，否则，失去价值客体就失去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这种主客体的需要和被需要的关系将人与自然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赋予了人与自然以不同于动物的价值关系，衍生出人与自然关系的二维尺度，即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人的价值需要是多方面、多层次的，而且是不断发展的，而作为自然界内在联系和运行规律的外在尺度就成为人的尺度的前提或极限。这个前提或极限既限定了人的行动的范围，又影响了人的需要的满足。超出了物的尺度的限制，就会导致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破坏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进而造成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甚至引发战争。

实践内在地包含真理和价值这两个内在环节。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共同制约下进行的，而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客观的自然界是不会自动满足人的需要的，只有对象性的实践活动才能建立起人与自然的满足与被满足关系。在人类活动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的尺度无法超越物的尺度的限制，对真理的把握程度与自然界对人的满足程度是成正比例的；但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人在满足自己需要时必然会达到自然界外在尺度的极限，这时能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的二维尺度的内在关系，即人的实践方式的合理与否就成为人从自然界中获取正负价值的关键所在。对此，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

三、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的当代意蕴

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以感性活动，即实践为基础，突破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理性形而上学的研究藩篱，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性质及二维尺度，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向社会历史领域的哲学转向，从而把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地统一起来，还原了人与自然关系应有的社会现实的内容，同时也为人类选择合适的生存方式提供了现实路径。当今世界出现的一系列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等全球危机，并不单纯是自然系统内平衡关系的严重破缺，实际上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以其科学性、深刻性和实践性，在今天依然具有无可比拟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它的理论意蕴对于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www.daowen.com)

第一，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在理论上廓清并超越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纷争，为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向。

长期以来，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了理论上的激烈交锋。其重要表现，即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而它们对立的焦点就在于是否以人为参照系，即把人类的生存发展作为价值取向去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凸显了主体性的至上地位，带来了哲学上的突破性发展，强调了在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主动、主导的作用，但同时也漠视了主体对自身活动能力及结果的反省和自察。由此，非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环境的“罪恶之源”归咎于这种人类沙文主义和物种歧视主义，而非人类中心主义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时又缺乏对其历史和概念的考察，往往又走向自然中心主义的另一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纷争之所以无法真正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乃二者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未能走出主客二分理性形而上学的窠臼。

非人类中心主义肯定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源主要是人对自然的掠夺的人类中心主义，但它由于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实践意义，也就无法更进一步地把人与自然矛盾的解决引向社会历史领域，而仅仅停留在对抽象的主体性的指责上，仅仅沉迷于在简单地消解主体性和利益追求中来约束人的行为。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立足于实践思维方式，主张从对象性关系中探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强调一方的存在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这种以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价值目标的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使马克思具有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纷争的理论根基。诚然，马克思主张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在人与自然价值关系中的重要性，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利用，但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对自然的单向度的改造上，而是一再强调怎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价值关系，才能更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实践思维方式引导了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社会历史转向，为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供了理论指向。因此，只有立足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才是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现实路径。

第二，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人与自然理论揭示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为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现实的理论武器。

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随着我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出现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是多方面的：从认识论原因来看，作为递进真理的认识发展只能达到对生态平衡规律的某一阶段和层次的认识水平，特定历史阶段的认识偏差或浅层次的认识局限性遮蔽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然性；从价值观原因来看，人类片面地把自然界当作索取和掠夺的对象，无节制的开发和利用所带来的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索取和掠夺的合理性，自然界的外在尺度被不断地超越，人与自然二维尺度的平衡被不断地打破，生态危机的严重也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了。尽管造成生态危机的认识论原因和价值观原因确实客观存在，但究其根本乃社会原因。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告诉我们，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不仅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产生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生态问题就是社会问题。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只能从解决社会问题中去寻找，必须在克服人与社会的异化中去寻找。那种脱离社会实践语境的纯理论范围内的抽象思辨不仅无法得出生态危机的真正解决出路，反而在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中加深生态危机的严重性。

马克思通过分析异化劳动，深刻地洞悉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盲目性对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破坏。当资本为追求最大利润而进行无情扩张时，就造成生态危机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分裂、对立，而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克服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就在于社会矛盾冲突的解决。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形态是解决社会矛盾冲突的人类社会的目标和归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他们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在马克思看来，合理地进行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私有财产权力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出来的竞争与对抗，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在利益上的冲突的消失，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反而强化了这种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即生态危机的出现。因此，解决生态危机必须立足于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尊重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使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和谐相处，最大限度地形成利益共识。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从人的“类存在”的意义上关注那些属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

第三，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在价值层面上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二维尺度，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根据，指明了实践的方向。

如前所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内在尺度和外在尺度，是在动态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实践赋予了此种二维尺度的逻辑意义，即只有遵循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关系，把握好人与自然关系的二维尺度在动态中的平衡关系，人类才能选择合适的生存方式，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如果人的实践活动遵循人与自然关系的二维尺度，达到两者在动态中的平衡，人类就能可持续地从自然界获取物质资料；相反，必然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人类就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当今中国处于加速工业化的发展时期，正在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最庞大的人口，进行着最空前的经济建设，以最快的速度消耗着可再生和不可再生的资源，面临着最突出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因此，今天的中国把握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动态平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任务比任何国家和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党的十八大指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这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人与自然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又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而得出的人与自然关系二维尺度的生动的实践体现，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哲学讲演录（第4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58.

［3］黄楠森，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1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5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7.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1] 作者简介：王祥（1978—），男，江苏涟水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副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　基金资助：本文系南京林业大学2014年度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专项课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生成发展及其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