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务英语翻译中的跨文化意识

（一）跨文化意识的概念

跨文化意识是西方学者汉维提出的理论，指的是理解和承认文化差异的能力。西方学者Chen和Stacosta对“跨文化意识”做了如下解释：跨文化意识是跨文化交际中认知方面的问题，指的是，对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文化习惯的理解。跨文化意识要求人们认识到自己具有文化属性，也要基于同样的认识去探寻其他文化的突出特征。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有效地理解他种文化人们的行为。由于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不同文化之间的误解就往往会在跨文化交际中造成严重问题。

相应地在商务活动中，跨文化意识就是指国际商务者对不同文化间存在的差异有较深的理解和认识。具有跨文化意识的人有着较强的文化敏感性，即能够敏锐地感觉到并客观地观察、评估和理解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包括细微的差异。换言之，跨文化意识是指外语学习者对于其所学的外语文化具有较好的知识掌握和较强的适应能力与交际能力，能像译语读者的思维一样思考问题并作出反应以及进行各种交往活动。从翻译的角度看，跨文化意识则指在语际交流中译者所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认知标准和调节方法，或者说它是指译者所持有的思维方法、判断能力，以及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

（二）影响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障碍

文化是翻译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也可能是最难的问题之一。由于文化与语言密不可分，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活动，更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沟通和移植活动，翻译所涉及的不仅是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缺乏跨文化意识必然会引起文化误解，甚至文化冲突，导致跨文化交际不能顺利进行。因此，要更深刻、更贴切地传递原文的内在信息，译者必须探明英汉双语的文化特征及其差异，并将双语的文化内涵恰当地“对接”起来，真实地再现原文的面貌。就翻译而言，文化障碍即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域文化与翻译

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处不同地域、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所形成的文化。在这些因素中，自然地理环境是造成文化差异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因素。山川、海洋、沙漠等天然屏障阻碍了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客观上为不同民族文化的个性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机会。主要表现在不同地区的民族对同一现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汉语“人心齐，泰山移”中的“泰山”就是特定地域的事物，喻指显赫的事物，这对一个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来说，是难以体会到该成语所要表达的意义的。再如中英两种文化中的对应词语“东风”与“east wind”，所指意义相同，但联想意义却截然不同。中国人偏爱东风，在中国文化中“东风”象征“春天”、“温暖”，有“东风报春”之说。而英国人偏爱“西风”。英伦三岛由于有北大西洋暖流经过，其所带来的西风往往温暖和煦，而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东风却寒冷刺骨，所以英语中用西风代表“春天”，东风代表“冬天”，而这在汉民族文化中则恰恰相反。

不同的生态环境使得不同民族对动植物的喜好也各不相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岁寒三友”松、竹、梅具有很高的评价，常用来比喻人类高洁正直、刚正不阿的品性。英语中的“pine”、“bamboo”、“plum blossom”则没有这样的联想意义。如“雨后春笋”不译成“spring up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a spring rain”，而应考虑代之以英语读者熟知且喻意相近的“spring up like mushrooms”，因为英国受其海洋气候的影响多产蘑菇。

2．历史文化与翻译

所谓历史文化指的是有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演变所积淀的人类文明。由于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社会历史发展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差异巨大，因而形成的历史文化也往往大相径庭。这种历史文化的差异阻碍了语际转换的信息通道。差异越大，其间的鸿沟越难逾越。例如，英文句子：“John can be relied on. 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如果仅按字面意思翻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不吃鱼，还玩游戏。”只能让人不知所云。其实“eat no fish”和“play the game”在英语中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在英国历史上，宗教和政治斗争一直很激烈，保守的天主教徒周五只能吃鱼，但新教徒为了表示他们对新教和新政府的忠诚而拒绝遵守这一规定，因此，“eat no fish”即为忠诚之意。同样的，“play the game”从“fair play（公平比赛）”中衍生而来，意思是“守规矩”。所以此英语句子应正确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既忠诚，又守规矩。”

3．习俗文化与翻译

习俗文化指的是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民俗习惯所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打招呼、称谓、致谢、恭维、道歉、告别、约会等方面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规约和习俗。例如，问候语是交际双方见面时打招呼使用的程式化语言。英语、汉语中常用的问候语分别有：

Hi/Hello!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doing?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您／你好！

早！早上好！您早！

吃了吗？去哪里？干什么去？

中国人在问候别人时常用上述话语。这些只是打招呼的形式，听的人也是用一种程式化的应答语表示回应，不需要当作问题来认真对待。从语用的角度讲，这些句子的功能就是“问候”，体现说话人对听话人的关心。然而当你用英语对译“吃了吗”、“去哪里”、“干什么去”，并用这些对译的英语去问候英语国家的人时，它们的语用功能就不再是“问候”了，而是你真的想从对方那里获取信息，或者可以被推导出一些他们习惯了的“会话含意”。若问“你去哪儿（Where are you going?）”就会有打探别人隐私之嫌，好像对方要去一个不该去的地方，会引起对方的不高兴。再如，在中国人婚礼宴会上人们常用“恭喜”二字对新郎新娘表示祝贺，但在英语文化中“congratulations”一词却只适于说给新郎，而不可以此向新娘道喜，因为“Congratulations!”表示几经努力终于得到某人或做成某事。对新娘说“Congratulations!”似意为“你终于不择手段找到了一个丈夫”或“你终于嫁出去了”，难免让对方不悦。

在汉语的答谢语中，当说话人受到别人称赞时，往往表达“谦虚”的语用意义，这是符合礼貌原则中的谦虚准则的。但是，在很多场合下，中国式的“谦虚”会给外国人带来“面子”威胁，导致了跨文化交际中答谢行为上的语用失误，使说话人原有的语意消失，造成误解。清朝时李鸿章出访美国，曾在美国餐馆设宴，席上对客人说了这样一番话：“今天蒙各位光临，非常荣幸，我们略备粗馔，没有什么可口东西，聊表寸心，不成敬意，请大家包涵。”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这一讲话的译文，餐馆老板大为光火，说李鸿章污蔑了餐馆的名声。

4．宗教文化与翻译

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民族的宗教信仰所形成的文化。宗教有不同的文化倾向和戒律，它们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

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在中国民众中有着深远的影响。汉语中与佛教、道教有关的词语和表达很多，例如“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借花献佛”、 “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 “灵丹妙药”、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运气”等许多语汇都来自道教。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美两国，人们普遍信奉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英语中有很多来自基督教和圣经的词汇，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天助自助者）、“the forbidden fruit”（禁果）、“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s”（区分好人与坏人）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宗教文化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语言交际。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往往不同程度地在语言观念上限制和影响着外语学习中对其他民族宗教文化的理解和接受。对于中西方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异，在翻译时应予足够的重视，否则就会出现失当。如英语中“to bear／take／carry one’s cross”源自《马太福音》，意为“背上十字架”“忍受苦难”，根据基督教教义，跟随耶稣基督，必须忍受苦难。而有人将其引申为“忍辱负重”，反而造成误导。因为汉语中的“忍辱负重”源自佛规“忍辱”（“忍辱”是佛教六大修行之一），要求教徒为了实现宏大志愿，忍受一时的委屈。因而“忍辱负重”通常指为了承担更大的责任，忍受眼前一时的屈辱。

从以上四个方面我们不难看出，由于文化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一种文化里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却要花费很大力气来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初涉翻译者往往意识不到这种差异的隐蔽性，从而造成译文不能很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风貌，给不谙源语文化的译语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障碍甚至误解。所以，译者不仅要熟练掌握双语，更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熟悉双语文化的人，培养从文化差异看待翻译活动的意识，从而沿着正确的方向努力提高翻译能力。

二、跨文化转换策略

（一）跨文化语篇(www.daowen.com)

翻译活动从原来人们认为的纯粹的语言之间的转换活动越来越被看成是跨文化的活动。然而，翻译作为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并不涉及某一文化整体的所有方面。

浙江大学许力生教授在其著作《跨语言研究的跨文化视野》中认为，讨论翻译问题要找到语言和文化的结合点——话语。特定的跨文化翻译通常并不涉及整体文化的所有方面，而只涉及相关的话语系统和话语社团。从“话语系统”、“话语社团”的概念和理论出发，许教授认为语言之间的翻译实际上应该进一步划分为“话语内翻译”与“跨话语翻译”。他认为，表面上不同的语言体系或语言社团之间并不是彼此孤立、毫无联系的，而是有所重叠和交叉，即不同的语言体系或语言社团中包含有相同或相似的话语体系或话语社团。也就是说，使用某一语言的某些人可能会与使用另一语言的某些人属于同一个话语体系或社团，因此这些人之间的交流就是同一话语内的交流，就会很容易做到相互理解。他们之间交流的障碍主要产生于各自语言之间的差异。而对于那些不属于同一语言社团，又不属于同一话语社团的人们来说，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比较复杂，理解上也会遭遇很多困难。同一话语社团内的交流与不同话语社团间的交流所存在的差异，必然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因此呈现不同的特征。

这种观点为我们进行语篇研究和语篇翻译方法的选择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文化的差异一般是存在于不同话语社团之间的。当然，“话语翻译”要建立在语篇分析的基础上。

1．语篇及其语篇特征

“语篇”在英语中可以是discourse，也可以是text。除了“语篇”这个术语外，在汉语中我们也常用“篇章”这个概念。我们这里说的“语篇”主要指言语行为的成品。它可以是书面的，如写成的文章；也可以是口头的，如说出的一段话，像一个交际行为的磁带录音就是这个交际行为的口头语篇。

语篇特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结构性语篇特征和非结构性语篇特征。结构性语篇特征指句子本身的结构（如主位结构）；非结构性语篇特征指在不同句子中的不同成分之间的衔接关系。从语段发展模式分析，则可以看出文章作者是如何将一组概念和命题缀合成篇章段落的。

（1）结构性语篇特征

语篇的结构性衔接，即“主位推进程序”。主位是指位于句首的成分，它的作用是充当句子其余部分叙述内容的起点，而句子其余部分则称为述位。在孤立的句子当中，主位和述位是确定不变的；但是，在由若干句子组成的语篇中，各个句子之间，主位和主位、述位和述位、主位和述位就会出现某种联系与变化，我们称之为推进（progression）。占据句首位置的主位，承担的信息负荷较小，是语篇组织的重要构造手段。因此，各句主位之间的联系与变化所形成的主位推进程序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语篇结构的基本框架。

（2）非结构性语篇特征

语篇的非结构性衔接，又称为语义衔接。一般可分为照应、替代、省略和连接。

①照应就是用代词等语法手段来表示语义衔接关系，即语篇中的一个成分作为另一个成分的参照点。照应分为人称照应、指示照应和比较照应。

②替代指使用替代形式去替代上下文出现的词语，以实现语篇的衔接、意义的连贯。英语替代分为三种：名词性替代、动词性替代和分句性替代。

③省略指的是把语言结构中的某个成分省去不提，它是为了避免重复，简练语言、突出新信息，使上下文紧密衔接的一种手段。

④连接就是运用各种连接词语来标明语篇中前后成分之间的某种逻辑关系。比较常见的连接类型主要有递进、因果和时间等。

2．语篇的文化差异

从本质上看，语篇结构模式是人们在特定文化的具体语境中使用语言完成其交际任务的习惯性方式和程序。从根本上说语篇的构建方式与所使用的语言没有必然的联系，尽管同一语篇模式在不同的语言中的实现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决定语篇构建方式的是文化，是基本文化观念与价值，包括如何看待外部客观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看待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些决定文化基本特质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会构建出什么样的语篇来。

卡普兰曾认为汉语语篇的“螺旋型”模式是因为深受传统“八股文”的影响，并且认为八股文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写作，以“起、承、转、合”方式来组织篇章段落依然十分普遍，他这样看问题实质上是将语篇结构方式归结为文体特征的影响。斯考仑也认为汉语表述方式是间接的、迂回的，但他并不将其仅仅归结为八股文的影响，而认为这与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价值观有关。相对而言，西方传统文化强调个体，交际双方通常被认为是相对平等的。因此西方人在写更加突显个人的观点与见解，直截了当，较少掩饰。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群体，个体被看作群体中的一员，由社会所规定的双方地位、双方关系以及是否归属同一群体，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大影响。因此中国人在写作过程中善于将个人观点隐蔽在群体观点之中，喜欢使用成语、名言，过多地依赖历史、传统和权威来阐述自己的意见和观点，以获得他人的认可。

因此，语篇的差异与使用的语言之间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联系，而与人们对语言的使用，即话语密切相关。因此一些用不同语言写成的语篇之间的相似之处可能明显大于用同一语言写成的语篇之间的相似之处，某些同一语言语篇之间的差异也可能大于与另外一种语言语篇之间的差异。那就是说，有些汉语语篇会跟某些英语语篇有更多的相似，而同样是汉语语篇或是英语语篇，有些语篇各自内部之间的差异也许还会大于另一种语言语篇的差异。

语篇结构的差异，在深层次上反映出传统文化因素的内在制约，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值得指出的是，不同民族语篇结构的差异实际上是不同风格的体现，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中国人常常是先摆事实、讲理由，然后再得出结论；而英美人一般是先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然后再加以论证。就表达结果来看，是殊途同归。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东西方的思维习惯、表达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会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一些误解。如英美人时常认为中国人讲话不着边际，喜欢绕弯子；而中国人则觉得像英美人那样一上来就表明自己观点立场的做法显得太突兀，不够礼貌。

在当今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多元文化变异现象已成为普遍现实，民族文化早已不是同质的了，民族语言的界限也越来越多地被逾越。同时，今天的语言，尤其是那些使用范围广泛、使用者人数众多的语言也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中发生种种变异，形成众多的各不相同的话语系统，而这正是社会文化的多元化所致。文化上的不同导致语言使用上的不同，由此而产生了不同的话语系统，即语言使用上的变异。这种情况的存在就要求我们应从跨语言、跨文化的角度出发来研究问题，发现问题。

（二）跨文化转换策略

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间的转换，更确切地说是文化符号间的转换。各民族文化间的共性使转换成为可能，文化的差异使转换不可能完美甚至可能成为一定程度上的障碍。文化的个性会形成文化差异的鸿沟，译者的使命就是架设跨越鸿沟的桥梁。无论英语还是汉语中，都有许多具有浓郁文化特色的词语，特别是在许多成语、谚语、俚语、方言、颜色词、动物名词、人名、地名中，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翻译这样的词语，一方面要尽可能传达出源语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又不能逾越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可接受的限度，具体来讲，进行不同文化之间语言的转换主要有三种策略：

1．移植法/直译法

在上面的章节中我们提到，直译是指译文在形式与内容上都与原文非常接近的一种译法。只有原文中的词语用法、词序排列、句式结构等各个方面均与译入语非常相似的句子才能采用直译法。这种方法保留住原文的形象化语言，有利于读者去了解异域文化。同时，新形象的引入，有利于提高译语文化对异域文化的解释和消化能力，成为译语的“新鲜血液”，但表达时切忌生搬硬套。

2．意译法

意译则是从意义出发，只要求将原文大意表达出来，不注意细节，译文自然流畅即可。这种方法不注意原作语言形式，包括句法结构、用词、修辞手段。如将英语成语fish in the air译为“水中捞月”或“缘木求鱼”，而不是译为“在空中钓鱼”，将汉语成语“粗枝大叶”译为to be crude and careless，而不是译为with big branches and large leaves。

3．借用法

借用法就是借用译入语现成的俗语来传译原文中的俗语。有两种情况：（1）源语中的表达方式在意思和形象上同译入语的表达方式相似。例如：将英语成语“go through fire and water”译成“赴汤蹈火”，将“castle in the air”译成“空中楼阁”；将汉语成语“有其父必有其子”译成“Like father，like son”，将“英雄所见略同”译成“Great minds think alike”。（2）源语中有许多表达方式尽管在译语中找不到“形同意同”的对等表达方式，但却可以找到“形异而意同”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