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文化交际的研究现状

（一）西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是普遍、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自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社会实践，它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跨文化交际研究起源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美国作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发源地，对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的贡献有其历史和社会的因素。一般认为，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在1959年出版的经典之作《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被看作是跨文化研究的第一部专著，标志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开始。在这本经典著作中作者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开启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先河。从这个角度来讲，该书被广泛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之作，霍尔也被奉为跨文化交际学的奠基者。在《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霍尔对于时间、空间与交际的关系作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使用时间、空间表达意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在书中霍尔对于如何更科学更细致地研究文化提出了一些设想，他在跨文化交际学的领域内对于其他学者的影响巨大。此后，20世纪60年代陆续又有一些有关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问世。与此同时，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快速推进和跨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引起了越来越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和外语教师的关注。各大学传播学系、教育系纷纷设立跨文化交际学方面的课程。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交际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1977年，在全美国有450多个教育机构教授“跨文化交际”的课程，有的大学还颁发跨文化交际学的硕士、博士学位。

20世纪80年代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大多是对现有交际理论的检验和扩展，探讨的重点主要是抽象层面的文化和交际理论。如，Gudykunst（1988）关于减弱“不确定感”和Kim（1997）关于“跨文化调适”的研究即是当时的成果。这些研究虽然为跨文化交际理论框架的形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由于缺乏对世界各个国家、地区的文化以及各个亚文化群体的实证研究，这些理论仿佛空中楼阁，而且可靠性也令人怀疑。20世纪90年代，霍尔的微观文化研究方法受到青睐，由此关于不同文化的研究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

美国跨文化交际学家Leeds-Hurwirtz（1998）认为Gudykunst于1983年出版的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Current Perspectives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从此，跨文化交际学成为了一门热门科学，进入全面深入的研究阶段。

跨文化交际学在欧洲发展得比较晚，影响也比美国小得多，而且具有不同的传统。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学会（SIETAR International）在欧洲的分支SI-ETAR Europa存在多年，开过多次会议。而且在英国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大学也有一定的数量了。总的来说，在欧洲，跨文化交际学与语言学的联系更紧密。它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是比较近的事情。

关于跨文化交际学的内容，西方著述甚丰，内容也不尽一致。根据古迪孔斯特（William B.Gudykunst）（2005）年对西方理论研究的总结，可以归纳为七大类理论：关于交际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关于交际中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关于交际效果的理论、关于交际适应的理论、关于文化身份协调与掌控的理论、关于交际网络的理论和关于对异文化环境适应的理论。

除美洲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文化之外，拉丁美洲、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欠发达国家的文化也都有论述。这些研究为跨文化交际实践和理论建构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而丰富了整个学科内涵，增强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提高了该学科的学术地位。

（二）中国跨文化交际的研究

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是近几十年的事。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同世界各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日益增多，人才市场对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外语人才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中国外语教育界已经把注意力从20世纪50年代的重视语言知识的传授和掌握过渡到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交际能力）并重即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上。与其他很多国家不同，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主要是由外语教师发起的，20世纪80年代初，跨文化交际学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研究重点在于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差异以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一般认为，许国璋于1980年在《现代外语》第4期上发表的题为“Culturally-loaded Words and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一文，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诞生。此后交际教学在外语教学中逐步推广，使得人们认识到学习外语必须结合文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等大专院校相继开设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从1981年至2001年20年间，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厚，发表了近300篇研究论文，出版专著20余部。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1995）将跨文化交流学的内容综合为四大部分，分别讨论：跨文化交流的模式与特点、文化与交流的关系、从交流的过程看跨文化交流和跨文化交流的不同层次；贾玉新的《跨文化交际学》（1997）共讨论24个问题，分为十大部分：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文化定势之对比分析；情景、人际关系与交际文化；规范、符号、代码及编译码；交际之文化差异；跨文化语用对比分析；跨文化语篇对比分析；情景（性别、场合）、交际文化与跨文化交际；非语言行为及其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能力与多元文化时代的交际。从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我国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与交际的关系；（2）非语言交际；（3）中西习俗比较；（4）中西经营管理模式比较；（5）国民性研究。他们的理论以介绍西方理论为主，但是注意结合中国实际和进行中外对比，内容全面丰富。主要介绍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探讨其作用。但是，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介绍和引进国外研究成果阶段，而具有我们自己研究成果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还相当匮乏。究其原因，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在学科发展和学校的课程设置上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基本上附属于其他学科，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和结构。1995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了我国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这是我国首次将跨文化交际作为主要议题的会议，在会上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

总之，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人们对它的研究性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等，在理论上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概括说来，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矛盾与问题，并探索如何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学科就是跨文化交际学。美国是世界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跨文化交际既指使用同一种语言，但文化背景不同、民族传统有别、居住区域差异的个人间和团体间的交际，也指与不同语言、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传统的团体间和个人间的交际。所以，在美国，跨文化交际学侧重于研究交际文化，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以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主旨，以提高语言教学质量和有效地进行文化交际为目的。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迁移，区域间文化“休克”和文化冲突呈激化趋势，跨文化交际研究也开始引起了专注于研究国内问题学者的极大关注，并尝试使用跨文化交际来建立理解、化解矛盾和创建和谐。总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积极开展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工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领域

关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领域，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定论。人们普遍认可理查德·波特（Richard Porter）的观点，他认为跨文化交际学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1）态度（包括世界观、价值观、民族中心主义、偏见、成见等）；（2）社会组织；（3）思维模式；（4）角色规定；（5）语言；（6）空间的组织和利用；（7）时间观念；（8）非语言表达。后来，波特和萨莫瓦（Samovar）在另一篇文章中把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1]，即观点（包括价值观、世界观和社会组织）、语言过程（包括语言及思维模式）和非语言过程（包括非语言行为、时间观念和对空间的使用）。换言之，跨文化交际的基本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第一，有关世界观、价值观方面的研究；第二，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性方面的研究；第三，非言语交际方面的研究。

目前，在我国不同高校的外语院系，针对不同专业背景的学员讲授的内容不尽相同。胡文仲教授在他的著作《跨文化交际学概论》一书中将跨文化交际教学内容按重要程度进行了排列：（1）文化差异及其对于交际的影响；（2）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3）跨文化接触及场合；（4）语言及文化、双语教学及翻译问题；（5）特殊的文化模式及其对于跨文化交际的影响；（6）非语言交际；（7）内圈和外圈的形成以及民族中心主义；（8）文化“休克”和文化适应；（9）民族、种族和亚文化；（10）主观文化理论；（11）对不同种族、民族和国家的成见；（12）融合理论。

概括来说，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跨文化交际学则不仅研究语言交际，也研究非语言交际，还研究跨文化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的相互适应和外来者对异文化环境的适应，我们可以说，跨文化交际学的核心是文化适应理论。（2）跨文化交际学是“研究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和冲突的一门学问”，研究的是具体语言交际行为和非语言交际行为的有效性和得体性，更关注跨文化交际双方在交际过程中的相互适应和外来者对异文化环境的适应。（3）跨文化交际学则注重交际行为中的中外文化差异的对比和文化冲突的排除。（4）跨文化交际学是由多学科结合而形成的综合学科，融入了人类学、传播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文化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相关理论，其研究范围之广。

二、跨文化交际的学科背景和研究视角

（一）跨文化交际的学科背景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是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特定时代产生的新兴学科。从兴起到现在的几十年里，它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其相邻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包括语言学、交际学、语用学、语言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哲学等。这些学科对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构建，研究的范围、内容等提供了建设性的帮助，为跨文化交际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其中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最主要相关学科涉及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言语交际学。文化语言学凸显“文化”的侧面，社会语言学凸显“社会”的侧面，而言语交际学凸显“交际”的侧面，这三个不同的侧面都围绕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语用”这个核心。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了这么一门综合性的语言学科。

1．文化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研究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它把语言看作民族文化的模式和构成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旨趣在于揭示隐藏在语言形式、语言结构、语言运用和语言变化背后的文化内涵。文化语言学认为，人类的文化世界也就是语言世界，语言与文化有一种“互塑互动”的作用，要想透彻了解语言的文化属性、语言的文化功能以及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就必须深刻揭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关于民族文化的阐述，关于文化与语言的关系的阐述，很多都来自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通常侧重某种特定民族文化和某种特定语言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跨文化、跨语言的研究，这个领域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地。

2．社会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角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来考察语言，进而研究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语言变异。“不同的社会条件”是一种变素，而“语言变异”也是一种变素，因此我们可以把社会语言学看成是研究社会与语言的共变的一门学科。

语言和社会不是各自独立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语言是在特定的交际环境中历史地形成的。它既起源于物种的个体发生，也起源于全人类的进化和每个人的生命史，还起源于社会交际行为。有时候，一个社会是多语的，许多人会使用不止一种语言；而同一个人，几乎毫不例外地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语言。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可以把社会定义为“任何为某种或多种特定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人的群体”。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的，语言是人类通过交际来应付生活、应付世界的前语言和原始语言这个序列的产物。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关于社会关系的阐述，关于社会角色与言语行为的关系的阐述，很多都来自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不过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通常侧重某种特定社会形态和某种特定语言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跨社会、跨语言的研究，这个领域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地。

3．言语交际学

言语交际学是研究言语交际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是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言语交际学从交际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而不是把语言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列为研究对象，即使涉及有关社会因素，目的还在于考察这些因素对言语交际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对语言进入交际以后在结构和功能上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作为语言学分支学科的言语交际学和作为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各种交际学在学科性质上的分水岭。

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关于交际规范的阐述，关于语境因素与语用规则关系的阐述，很多都来自言语交际学的研究成果。不过言语交际学的研究通常侧重某种特定语言系统和某种特定语用规则之间的关系，而不关注跨语言、跨语用的研究，这个领域正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领地。

（二）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视角

20世纪80年代后期，跨文化交际研究出现了从“盎格鲁为中心”到“多中心”的模式转型。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在交际上的研究成果特别丰厚，也是从那时开始，其他地区学者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美国的传统研究范式促进了之后新观点和新交际模式的形成。随着文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点也在发生转移和变化。跨文化交际研究注重社会发展、文化变革，关注的重点和主题也“与时俱进”，同时研究视角又往往带有一定的本土性。全球化为跨文化交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文化全球化拓宽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思维空间，促使人们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共同的文化建构。研究跨文化交际主要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入手。

1．社会心理学视角

在20世纪80年代，霍尔等学者将人际沟通的理论和框架用于分析跨文化语境下的交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跨文化交际的动态性途径和从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理解交际的新思路。这种研究方法的目的是确定和解释交际上的文化差异，并预测未来的交际情况，这是因为这些跨文化交际研究是基于如下假设：（1）有一个可描述的、外部的现实；（2）人类行为是可预见的；（3）文化是一个可以测量的变量。

2．阐释的视角

这是一个挑战跨文化的定义和意识形态性质的崭新的研究度。提出这种视角的学者认为最主流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像人际沟通研究一样，跨文化的互动也不应被当作一成不变的，而应作为一个生快照存在。在现实中，关系是一种复杂的过程，只有这样研究才是不偏颇的。这种方法的目的是了解和描述特定文化群体的人类行为，这种描述基于如下假设：（1）人类的经验是主观的；（2）人类行为是有创造力的，而非确定或容易预测的；（3）文化是通过交际来创造和维持的。

3．批判的视角(www.daowen.com)

这是一种超理论方法，其中包括阐释视角中的许多假设，但侧重于宏观的背景，如影响交际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素等。学者关注语境（包括社会历史语境和社会中权力、压迫、解放等思想意识）可能对我们跨文化互动产生的影响。这种方法承认种族、阶级、性别这些分歧会影响某一身份说话人的表达，从而限制文化多样性的思想意识。自我反思是这种方法提出的另一个关注点。

4．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视角

本质主义文化视角认为“文化”是一个人们可以访问的地方，更是一个实体存在。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是均质的，因为认知特征是平均分布的。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会说：“在假期我访问了三种文化，它们是西班牙，莫斯科和突尼斯。”本质主义文化视角认为地点是与一个国家和语言相关的，与国家所在的洲的宗教、民族或种族的文化以及亚文化有密切关系。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会说“日本文化”、“欧洲文化”、“印度教文化”、“黑人文化”和“日本中学文化”。本质主义视角认为世界上存在互不相容的民族文化，一种文化中的人与另一文化中的人从根本上讲是不同的。不同文化中人们的行为是由他们生活在其中的文化来界定和约束的。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会说：“德国文化认为XYZ。”“中东文化里没有XYZ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人们XYZ。”、“她属于挪威文化，因此她会XYZ。”本质主义视角认为与外国人或不同的人交际，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他们文化的详情和模式。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会说：“当你想与瑞典商人谈生意时，你需要知道瑞典文化中的XYZ。”

非本质主义视角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力量，意义重大时表现得也格外明显。社会是复杂的、具有特色的，难以控制。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会说：“我访问过的国家都有一些文化差异。”并且非本质主义视角认为地点与价值有关，使得人们可以在任何一段时间与任何种类和规模的组织平等联系，可以通过话语也可以通过语言来辨别它。与本质主义视角不同的是，非本质主义视角认为文化能变化、混合、跨越并穿越另一种文化，不受国界的限制，同时使得界限非常模糊。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会说：“在中国比在印度有更多的XYZ文化。”“遍布世界各地的学校有很多文化相似性。”非本质主义视角还认为与属于你所不熟悉的组织中的任何人沟通，我们必须要了解他身份的复杂程度。人们在谈论文化时会说：“你必须了解她不符合中东女性给人的印象。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不同，她认为那样是虚假和无知的表现。在现实中她与我们的预期并不相同。”

三、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必要性

（一）跨文化交际对于外语教学的重要性

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可以拓宽语言研究的领域，把视野转向广阔的文化层面。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应用受到文化体系的影响和制约。因此，要掌握两种语言，必须掌握两种文化。只有跨越目的语国家的文化障碍，才能做到交际的得体与妥当。反之，就会因语义、语用及思维习惯和文化习惯的差异在交际中出现失误。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对外交往日益频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社会上对大学毕业生的英语运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外语教育却明显滞后。一方面，普遍的应试教育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传统的外语教育观还深深地束缚着教师的思想。因此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就成为外语教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将语言研究和跨文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理论上必要，而且也是对外语教学实践性原则的延伸。跨文化交际与外语教学密不可分，这是因为外语教学不仅传授语言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培养他们应用外语进行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另一方面，学习和研究跨文化交际的根本方法是语言与文化对比，对比分析的方法也是外语教学和学习的重要方法，跨文化交际理论和对比分析的方法必须贯彻到外语教学的各个方面。跨文化交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仅仅学会一门外语的语音、语法规则和掌握一定量的词汇并不意味着能顺利地进行交际。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的双方若不能进入同一文化背景之中，就容易产生误解，甚至直接导致交际失败。因此，研究跨文化教学以及探索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途径，对提高大学生英语交际水平，适应未来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是极其重要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出版的2l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里提出，教育必须围绕四种基本要求——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做人——重新设计，重新组织；国际教育界也一直在倡导“To know（学知识），to do（学做事），and to be（学做人）”。我们的外语教学应紧跟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为培养出具有跨文化交际素质的人才而不断努力。

（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征

20世纪人类的科学技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现代交通的高速发展，通讯技术高度发达以及电脑的普及和国际互联网的诞生，使人类的生活形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突破了以往生活功能空间的限制，人和人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被拉近了，巨大的地球被压缩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人们可以像村民在小村子里一样，随时、随地地串门、聚会、交往、沟通。与此同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日益加速，国家、民族、地区之间在政治、文化、科技、贸易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使得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格局，而且变得精彩纷呈、变化无穷。但是不同的国家、民族由于不同的历史渊源、不同的社会习俗，形成了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文化背景又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社会规范、语用规则，这些因素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潜在的障碍、低效率的沟通、相互间的误解以及可能导致的文化冲突，都会给人类带来不必要的灾难。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交际无疑是适应了这样一个日益发达的跨文化国际交往和人际交往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跨文化交际学研究不同文化背景形成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的差异，研究不同社会结构导致的角色关系、行为规范的差异，研究不同民族习俗所积淀的文化符号、代码系统的差异，研究不同交际情景制约的语用规则、交际方式的差异，所有这些研究都能够更好地为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而服务。

（三）汉语国际推广的战略需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出于国际交往的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即开始组织、实施对外汉语教学，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汉语热”掀起了高潮，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政府决定实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即不但要把留学生“请进来”，更要把对外汉语教师“派出去”，从而更好地满足海外汉语学习的需求，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的合作与交流。这在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上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里程碑式的转变。

国家的这个战略决策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通过国家公派或校际交流途径赴国外从事汉语教学，而作为TCFL（即在非目的语环境中进行的、将汉语作为外语的教学）的教师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必须具有很强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很强的跨文化言语交际能力。这就要求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能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形势的需要，因此加快、加深这个领域的研究势在必行。跨文化言语交际的研究不但要有理论上的拓展和深化，还要在应用研究上下工夫，这对跨文化交际学科来说，不但是挑战，更是迫在眉睫的时代需求。

四、跨文化交际理论

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对跨文化交际研究不断深入，跨文化交际理论也至臻完善，至今已有十几种之多，涵盖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各个方面。

（一）意义协调理论

意义协调理论是由美国传播学大师W．巴内特·皮尔斯和弗农·克罗农提出的，他们认为交际过程受到规则制约和指导，因此，规则在该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义协调理论一般指个体如何确立规则、创造和解释意义以及这些规则如何在交谈的意义协调中使用。该理论是在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之上提出的。

意义协调理论关注的是个人以及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并且它揭示了个体如何把意义赋予某个信息。该理论有以下几个前提假设：（1）个人生活在交际之中；（2）人类共同创造社会实在；（3）信息传递依赖于个人意义和人际间的意义。

从意义协调理论的三个假设我们可以看出，该理论关注的中心是交际、社会实在和意义。

意义协调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规则。意义协调理论的建立依据是规则论的立场。他们认为，个人管理和意义协调的方法之一是使用规则。意义协调理论的支持者认为，规则给予人们选择的自由和空间。一旦对话的规则确立，交际双方就在规则给予的框架内享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交际双方在交谈中能够使用所需的规则，不仅需要具有使用规则的能力，而且还要具备举一反三的灵活应变能力，但是很难用文字描述这些交际的技巧。意义协调者认为规则分为两类，即制度性规则和调节性规则。制度性规则指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下人们如何解释某个行为，如何通过一个层次的意义理解另一个层次的意义。由于制度性规则的存在使我们能够理解别人讲话的意图。比如，当你对父母、子女、恋人说“我爱你”的时候，这句话的含义并不相同。调节性规则指人们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它们能够帮助引导谈话的发展方向。制度性规则帮助人们解释意义，但是却不对人们的行为加以指导，而调节性规则恰巧能够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

意义协调理论明确地以交际为基础，试图探究交际者的内心情况以及他们如何管理意义，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该理论涉及的范围广，既可应用于自我交际又可以应用到人际交往中，目前该理论被广泛应用到交谈、文化社群、家庭、组织等领域的研究中。

（二）谈话制约理论

谈话制约理论由韩国学者Min-Sun Kim于1994年提出，他认为谈话制约是个体在交际的过程中，对于信息构建方式的最基本的关心。这种关心会影响个体参与的每一次谈话的特点，并影响个体的总体交际风格。

Kim认为在交际过程中，存在五种谈话制约，包括：对于明确性的关心、对于如何将强加事物降低到最小限度的关心、对于避免伤害他人情感的关心、对于避免使听话者形成负面印象的关心、对于交际有效性的关心。基于这五种谈话制约，Kim把谈话规则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任务导向型谈话制约和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任务导向型谈话制约强调谈话的清晰明确（如信息被清晰表达的程度）和交际的有效性；社会关系型谈话制约强调对他人的关心，注意避免伤害听话者的情感，并尽量不要把意见强加给听话者。在跨文化交际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根据不同的交际情景，选择不同类型的谈话制约形式。

（三）交际适应理论

交际适应理论的核心，最早由霍华德·贾尔斯提出，之前被称作言语适应理论，但是后来被扩展，把非语言行为也包括在内。1987年Giles，Mulac，Bradac与Johnson拓展了言语适应理论（SAT）的适用范围，并重新定名为交际适应理论（CAT）。1988年Coupland，Giles和Henwood将交际适应理论（CAT）应用于研究不同辈分的人之间的交际，并对原理论进行了补充修订。1988年Gallois Franklyn-Stokes，Giles与Coupand等将Coupland等学者的1988年的理论模式运用到跨文化交际上，加入民族语言身份理论的一些推测，同时强调环境因素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

交际适应理论集中讨论了在我们的生活中交谈的作用。该理论被大量的研究所使用。例如，人们研究了对大众交际媒介的交际适应（Bell，1991）、对家庭的交际适应（Fox，1999）、对中国学生的交际适应（Hornsey&Gallois，1998）、对老龄群体的交际适应（Harwood，2002）、对工作的交际适应（McCroskey&Richmond，2000）等。

（四）文化身份理论

文化身份理论的代表人物是Collier（1996），是关于跨文化交往中如何处理文化身份的理论。文化身份理论强调主观经验与个人对行为的阐释。一个人的文化身份是通过构成特性（由标志、解释和意义组成）和规范特性（由行为指向和行动能力组成）相互融合而得。该理论相信人类行为超理论中的一条原则——“开放心灵原理”，表明人们留心自己的行为又能对此行为作出解释。该理论的核心贡献在于指出了交际结果与交际行为判断的一致性。

该理论还介绍了Collier（2005）对影响文化身份问题的各个因素的分析。Collier指出文化身份的协商受到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制约，还受到不同阶层关系的制约，尤其是涉及种族问题、阶级问题或是侵略问题等。自该理论提出后，其实际应用意义得到了积极的肯定，同时也融合了其他相关理论的内容，使得其理论更容易被接受，使其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与形成具有更强大的、更普遍的解释力。

（五）共文化理论（Co-Cultural Theory）

Orbe（1988）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建立了共文化理论。Orbe指出，“大体上说，共文化交际是指未充分代表的（underrepresented）群体成员与主流社会群体成员之间的交际活动”。共文化理论将非白色人种、女性、残障人、同性恋者以及那些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纳入自己的研究体系，且研究对象仍不限于此。共文化理论的主旨是提供一个框架“让共文化群体的成员在主流社会结构中交际和企图使缄默的人协商”。

Orbe（1998）认为，共文化群体成员与主流群体成员进行交流交际一般出于三种目的：（1）同化（比如成为主流文化的一分子）；（2）适应（比如尝试让主流群体成员接受共文化群体成员）；（3）分离（比如拒绝与主流群体成员结合的可能）。其他一些影响共文化群体成员进行交际的因素包括“经验领域”、“能力”、“情境”、“预想的代价与补偿”以及“交际方式”。

共文化理论使我们能够洞悉共文化群体成员同其他人来协商他们的文化差异的过程。对那些感兴趣于未充分代表的群体成员的经历的研究者和实践者来说，共文化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框架来帮助他们理解在任一特定情景下个体选择如何与他人沟通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