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思维模式是指人类看待事物、观察世界并进行认知、推理的基本模式，它包括思维形式、思维方法、思维路线、思维顺序以及思维倾向等基本要素。它是最为隐含的文化内涵之一，是一切文化特别是交际文化的深层基石。思维方式体现于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诸如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交际文化等。思维方式的差异，亦正是造成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思维方式又与语言密切相关，是语言生成和发展的深层机制，语言又促使思维方式得以形成和发展。我们可以说，民族思维特征反映并且表现出民族文化的特征。民族思维模式是沟通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桥梁。思维模式的差异，也正是造成语言形式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研究语言的特征及其转换，要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便有必要研究与语言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思维模式。

一、中国人重整体思维，西方人重个体思维

整体思维是指在思想上将认知对象的各个部分联合为整体，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等结合起来。而个体思维则指在思想上将一个完整的认知对象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或者将它的各种属性、方面、联系分解开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人与自然看成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天人合一”的思想从根本上使汉民族的思维模式形成了其基本的特点：即强调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强调整体的稳定平衡。因此，汉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于从整体、大系统出发，将众多的认识对象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全面考虑和分析；并不注重分门别类地对每层次给予具体的理性分析，而倾向于在主客体的统一中把握整体的稳定与平衡。例如：“这年头什么都要送礼，生要送礼，老要送礼，病要送礼，死也要送礼。”一句话把人的“生老病死”全部概括其中，而且行文形成“复进”的结构。另外，汉语偏好骈偶式结构，从本质上来看，这也是偏重整体思维所致。再如汉语的构词方式也体现了中国人重整体性的思维特点。一般情况下先确定总体的类别，再进行个体的区别。如草本植物类先大致分花、草、菜等几大类，而后分类为菊花、兰花、木棉花、牡丹花、喇叭花、桃花、李花……兰草、茅草，海草……韭菜、青菜、白菜、苔菜、芹菜、蕨菜……进而再将菊花、兰花等细分为更单一具体的品种。通过上述例子，不难看出汉语的词主要以复合法构成。

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相对分立，人应处于支配和改造的地位。西方人主张把自然界的各种事物或过程分解为不同的部分，把具体、个别的问题从总体中分离出来，然后一个部分一个部分地进行研究和分析。这种认识方法正是分析思维的表现和特征。这种思维模式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各自的语言表现形式。英汉造字构词方式的不同也恰恰体现出中英思维模式的个体性特点。以动物命名为例，英语中并不首先考虑从大类整体出发，而是从个体着眼。例如：cat（猫），dog（狗），wolf（狼），fox（狐），lion（狮），pig（猪），monkey（猴），roedeer（狍）等动物都是独立命名，以形式上看不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而汉语中带偏旁“犭”的字，多数指称动物类。

二、中国人重直觉经验性思维，西方人重逻辑实证性

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较多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而较少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这种思维特征来自儒家、道家、佛学的观念，也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产物。这种思维方式表现在理解语言时往往突出“意”，不太重视对语言的科学分析；评价事物的优劣时，较少用系统的理论进行实证考查式的论述。而英美人的思维传统一向重视理性知识，重视实证，主张通过大量实证的分析得出科学、客观的结论。换言之，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注重的是形式分析和逻辑推理，形成一种理性思维定式。所以，英语的语言分析十分系统全面。不分析汉语句子的语法关系，我们还可以理解句子的意思；如果不分析英语句子的语法关系，尤其是长句中复杂的关系，我们是不可能清楚正确地理解英语句子的意义的。

三、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形象思维指人在头脑里对记忆表象进行分析综合、加工改造，从而形成新的表象的心理过程。而逻辑思维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推理的思维活动。

中国人在思维时，总是喜欢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的形象相联系，结合重现在大脑里的相关物象进行思考。这就是说，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很发达，喜欢以事物的外部特点为依据展开联想。中国人形象思维的表现方式之一是汉字的象形性，以形示意是汉字的主要特征。例如：“舞”字的字形就很容易在人们脑海里勾勒出一个单脚立地翩翩起舞的舞者形象。中国人特别喜欢用具体的形象词语比喻抽象的事物，以物表感，状物言志。量词数量多，文化内涵丰富，生动形象，也是汉语形象化的表现。如：“矛盾”一词原本表达的是抽象的概念，可“矛”与“盾”又是攻与防的兵器，以人人皆知的实物去描述抽象的概念可谓又形象又生动；再如“吃醋”一词，无人不知那是描绘如醋般酸溜溜的“忌妒”。而单就“忌妒”一词而言却是难于言表的抽象概念，然而以“醋”这一实体作比喻的描述，使抽象的概念变成具象性，这应该是汉语的一大特点。

与中国人不同，西方人所擅长的思维形式则是与外部世界的客观事物的物象相脱离的抽象思维，是基于逻辑推理和语义联系的逻辑思维。西方人抽象的逻辑思维很发达，热衷于建立概念体系、逻辑体系。西方语言使用拼音文字，“强调了人的智力运行轨迹。它的书写形式造成一种回环勾连，如溪水长流斩而不断的流线效果，容易诱导人们去注重事物的联系性。这种状态和语法形式共同起作用，极大地强化了印欧语系民族对事物的表面逻辑联系的感知能力。抽象的书写符号和语音形式与现实世界脱节，容易迫使印欧语系的民族在更多的场合脱离现实世界来进行抽象的纯粹借助于符号的形而上思考。”经过数千年的演变，人们逐渐形成了脱离现实世界的物象而纯粹借助于文字符号及其语义联系的抽象思维。有学者又称之为“理性思维”，即“借助逻辑，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探索、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具有逻辑性、抽象性、客观性、分析性、确定性等特征”。

英语中思维的抽象特性强调的是理性分析，注重的是形式论证。这种思维特点具体表现在英语语言的表达形式上即注重语言形式的衔接，通过借助语言形式和词汇（如连接词）来完成词语和句子的连接。例如：“He is not honest, so he is not fit to be a cashier.”（他不老实，不宜当出纳员。）原文中的“so”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汉语行文的角度看，“他不老实”足以说明“他不宜当出纳员”的原委，再用“所以”，则嫌多余。在翻译过程中，将“so”和作为共同主语的“he”省略了。

而汉语具象性的思维模式强调的是含而不露，因而汉语一般不依靠语言形式，而是借助词语或是句子暗含意义的逻辑关系来实现连接，这就是“意合法”语言的特征。例如：“老师在等我，我必须走了。”（My teacher is expecting me, so I must be going now.）(www.daowen.com)

此句汉语中的前因后果关系是内在的，根据汉语习惯是不必说明“因为”、“所以”的。但是从英语行文的角度看，若不考虑表明两个句子之间的联系，则译为“My teacher is expecting me, I must be going now.”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要添加连接词“because”或“so”，以体现句子的连接关系。

四、中国人强调主体，西方人强调客体

客体和主体是哲学上的两个概念，两者往往是相对而言的。客体指主体以外的客观事物，客体是主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中国文化以人为主体，西方文化则以物本为主体。中国人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人文为中心，以人生为本位。儒家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例如，孔子的哲学以“仁”、“礼”为中心，“仁”寻求人伦关系规范化，“礼”要求社会有序化。先哲们关注的焦点是人道，而非天道，是人生之理，而非自然之性。这种人本文化在长期积淀中便形成了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模式。

西方哲学思想主张的是理性，其前提是将客体与主体相分离，对事物进行理性的分析思考和判断，从而形成概念。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培根推崇“知识就是力量”。西方人以认知自然为视觉焦点，崇尚自然、认识自然、探索自然，最终征服自然，主宰宇宙。这种物本文化的长期积淀则演变形成了西方人客体型的思维模式。

汉民族较注重主体思维，而西方民族则较注重客体思维。这两种思维模式差异在语言上表现为：汉语常用有灵主语，即用有生命的人和动物所充当的主语（或潜在的主语）；而英语则常用无灵主语，即用无生命的物体或抽象概念所充当的主语。汉语较多使用主动句，表达较主观；而英语中被动句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汉语，表达较客观。

英语强调客体意识对言语表达的影响还较典型地反映在“非人称句”中。“非人称句”通常是指“it”作主语的句子。用于表示气候、温度、时间、距离；或是作不定式结构、-ing分词结构、名词性分句等的形式主语作强调句的主语。但在汉语中是不存在此类用法的。

英语中广泛使用被动态，尤其是在科技文章、报刊文章中；汉语的被动态使用的范围相对就很狭窄。而汉语中常用主动语态，并以主动语态表示“隐含”的被动意味。即使在不以指称人的词为主语的句子中，也认为其中实际上“隐含”了人这一主体。

五、中国人注重螺旋型思维，西方人注重直线型思维

以整体性为基点的中国思维模式，把事物作为有机整体进行笼统的直觉综合，重领悟而轻形式论证。在观察事物时，采用散点式思维方式，是一种螺旋式思维模式。而以个体性为基点的西方思维模式，把复杂的事物分解成独立的结构要素，逐个进行研究，因而更多强调逻辑分析，注重形式论证。在观察事物时，采用焦点式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呈线性。这一差异也同样是汉英两种语言文字诱导暗示的结果。

汉字易于勾起人们对现实世界里事物形象的想象或重现即联想，因此，这种意象化语言的长期运用，使得中国人的思维路线呈螺旋形，即曲线形和圆形，且循环上升，具有较强的立体感和间接性。所以中国人在思考或运用语言时，常常不厌词语的重复，这或许就是这种思维形式的一种反映。在行文方式上，美国学者莉奈尔·戴维斯（Davis）曾说：“中国人撰写的文章往往是以笼统、概括的陈述开头。各个段落里常含有似乎与文章其他部分无关的信息。作者的见解或建议经常是要么不直接表述出来，要么就是轻描淡写地陈述。”

西方语言的拼音文字则不易勾起人们对现实世界里事物形象的想象或联想，因此，西方人在长期使用线型连接和排列的抽象化的文字符号的过程中，思维线路逐渐发展成直线型，具有明显的直接性。莉奈尔·戴维斯曾指出：“一篇西方人撰写的论文总是有一个固定的中心论点，文内的所有细节都按照与该关注点的关系进行安排。作者的见解往往在文章的开头部分就已强烈地表达出来。”就是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西方人撰写文章总好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每一段的第一句往往就是主题句，其后围绕该主题展开阐述或举例论证。可见，西方人语言表达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态度鲜明。西方人宇宙观主张“天人相分”，认为事物之间是独立的，一切都在向前发展变化。所以直线型思维的西方人认为，说话、写文章的时候直接表达必定优于间接表达，并且说话人的立场应一贯保持，不能用无关的信息掩盖真实的观点。这一点也直接影响到他们在日常交际中的表现，无论是在国际外交、商务谈判还是日常生活中，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人在接人待物时，总是表现得较为直接、外露、大胆、开放，语言表达直截了当、干脆利落，态度鲜明。例如，在进行商务谈判时，他们很少有寒暄之类的过场或旨在拉近关系的酒宴，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