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离开大陆

1948年和朋友合影

张大千

张大千还是想去台湾办画展。1949年9月，他到达台湾。此时的台湾一片混乱，大陆撤下来的国民党官员都忙着守营扎寨，生活极不稳定。张大千心绪焦虑，好友于右任此时也从重庆飞到台湾，因为走得匆忙，连家人也没带来。见到张大千后他说：“四川马上就要被共产党占领了，赶快回去接家人吧。”张大千更加焦急。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的陈诚得知张大千在台湾，便邀请张大千吃饭，同席的还有张大千的老朋友溥心畬。原来陈诚一直仰慕“南张北溥”，恰好二人都在台湾，便设宴招待。席间，张大千向陈诚讲了自己的困境，陈诚很热心，很快给张大千搞到一张回四川的机票，并说：“亏得你现在说，不然过几天就来不及了”。溥心畬也为老友着急，此时他已在台湾落脚，并决定定居。

四川已是今非昔比，国民党残存的最后一点势力岌岌可危，回到四川的张大千发起愁来，面对一大家口，张大千不知如何将他们带走。张大千找到时任西南军政长官的张群，请求帮助。张群还是给老朋友面子，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硬性挤出三张机票，并将张大千带不走的文物随后托运至台湾。三张机票只能走三个人，张大千最后决定带徐雯波和黄凝素所生的小女儿张心娴，当时张心娴年仅3岁。时隔63年，2011年，张心娴见到“百年巨匠”摄制组时说：“我当时觉得爸爸是很想带大家走，不过那时候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听到我爸爸讲，几个儿女是想跟着走，想起来很可惜，他们都不在这里，爸爸跟我们讲过。”

徐雯波很大度，留下亲生的一双儿女。关于那次离行，保罗说：“天气吧，还算正常，据说那天天没亮，因为成都的飞机场很远，那个时候公路也差，他坐车子去飞机场，是中央银行的车子送他去的，到了机场的时候，人就很多了，飞机留有他的位置。飞机上面有四川几位军阀的太太，家眷吗，只有这四家人。”保罗还说：“当时父亲手中抱着古画文物，有个国民党官员对他说，到了台湾交给国家。”有记载说：张大千上飞机之前，飞机行李已经超重，仅阎锡山座位底下就放了满满的几箱黄金，严重影响飞行安全，众人正试图劝说其舍弃一些。张大千坐着小汽车急匆匆最后赶来，带来几大箱的敦煌临摹壁画。同机的教育部长杭立武深知这些文物的价值，权衡之下，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把自己的两箱行李扔下飞机，里面有自己毕生的积蓄——20两黄金。条件是张大千偕带的这些敦煌壁画将不属于他个人，而要捐给故宫博物院，张大千爽快地答应了。很久之后，杭立武才得知，自己用毕生积蓄换得的这78幅画作中，只有62幅是敦煌临摹壁画，其余12幅是张大千的私人珍藏。而后来，张大千又将这些画作借到巴西、印度展览。1969年，张大千才兑现承诺，将画捐给台北故宫博物院。(www.daowen.com)

到达台湾后，张大千很快感到台湾不欢迎自己，遭到各方“冷遇”。国民党方面以“亲共人士”不予接纳，“罪名”是“为毛泽东献画”。张大千陷入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每个人都脱离不了社会的制约，艺术家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张大千一生与政治若即若离，凭着智慧游刃于社会当中，就是一个目的，好好画画，挣钱生活，享受生活。张大千热爱画画，他想画出一片大天地来。此时，在政治的旋涡里，他试图以自己以往的经验，对江湖的认识调谐这一悬而未安的困境，给毛泽东画荷花也是为了日后寻个方便。不留后路，将来如何见到家人？但是，这次他错了，他陷入深潭。毛泽东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间地带是立不住的。张大千大陆不想回，台湾又不欢迎他，无奈之下，他选择了离开。到哪里去定居，一时难以确定。

《巫峡云帆》

《竹园精舍》

车到山前必有路，一个机会降临。老友罗家伦此前为张大千筹备的印度画展将要开幕。1947年，罗家伦担任国民政府驻印度大使。到任后罗家伦曾积极张罗张大千赴印度办画展。原计划在1951年展出，但罗家伦觉察到印度政府有承认共产党管辖之下的新中国的可能，便希望将原定于1951年的画展提前至1950年，张大千当时同意这一考虑。罗家伦的判断很正确。在张大千赴印度办展后不久，印度政府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驻印度使馆只得降旗撤回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