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去敦煌

敦煌莫高窟远眺

1941年张大千在重庆

1940年，张大千开始了他一生中意义非凡的敦煌之旅：赴大西北临摹壁画。当时画界，耳闻敦煌壁画者不在少数，一般人眼里，敦煌壁画好比水陆道场画，都是封建的东西。“五四”以来，学习西方，反愚昧反落后反封建是国人共有的思想热忱，就像徐悲鸿见到张大千从敦煌临摹的壁画，认为都是封建落后的东西。故而当时的画家大多投身在一个时代特有的语境之下，敦煌自然不入大家“法眼”。张大千避世逍遥，个性独立，事事好奇，且以钻研古人为乐事，有此之行，亦可谓天降大任非我莫属。

敦煌莫高窟在大西北甘肃境内，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距敦煌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一书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海上交通发达，丝绸之路渐渐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湮没于世人视野。直至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被人注意。

漫长的岁月中，莫高窟虽然受到大自然侵袭，人为破坏，依然保留从十六国、北魏、 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十个朝代的洞492 个，壁画4万多平方米，画着佛像、飞天、伎乐、仙女、赤身女人等。有佛经故事画、经变画和佛教史迹画，也有神怪画和供养人画像，还有各式各样精美的装饰图案等。若把壁画平行排列能伸展30多公里，是世界上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个画廊。莫高窟的雕塑也极负盛名。彩塑像共有两千身，有高达33米的坐像，也有十几厘米的小菩萨，绝大部分洞窟都保存有塑像，数量众多，堪称一座大型雕塑馆。

在曾李二师堂下学画期间，张大千就听二师说起过敦煌，说那里藏存最为精彩的壁画和佛像。而叶恭绰，这位敦厚长者，同时亦是修养深厚的文化学者对张大千画人物画可谓抱有极大的期望，亦曾鼓励他去敦煌。魏学峰先生说：“这些文化名人，崇高的精神境界，对中国文化的精神把握，直接影响着张大千。另外就是，张大千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就是超常悟性，很多小的事情经过他考虑，他都能够悟出一种大道理。” 叶恭绰为何如此关心张大千的人物画，原因是中国绘画自宋朝开始，受宋明理学影响，对佛学、禅宗有了新的世界观和认识，绘画逐渐转向以借助山水画抒情表意，表现林泉精神的自然宇宙观，而人物画随着这一哲学关照渐渐式微。多个世纪来，直至当下，人物画亦始终不能登上大雅之堂这一缺憾被叶恭绰等有思想见地的学者及时意识到。

与友人合影（左二抱孩子者为张大千）

去敦煌路途中与甘肃官员合影

老师和朋友的期待张大千汇存于心，只是迫于战乱及诸事缠身，来不及想那么远。北平获得巨大声望之后，历经社会动荡，张大千内心喧嚣渐渐落于平静，在平静中又重新燃起新的力量，他下定决心，要去敦煌一看。当然，在这期间，两件事情的发生，是促成他迅速起身的原因。一位叫严敬斋的朋友，曾担任过中央政府监察院驻甘、新、青监察使，由于对佛教文化甚感兴趣，西北任职期间，严静斋曾不止一次去过敦煌，得知张大千逃离北平居住青城山后，严静斋特来拜望。见到张大千，他无比兴奋地讲起敦煌，建议张大千一定去看一看。还有一位叫李丁陇的画家，带着一批从敦煌莫高窟临摹来的壁画，到成都办展览，在与画店交涉裱画时，被老板发现，老板意识到这些画非同寻常，就向张大千通报了信息。成都周边画廊都是张大千设伏的眼线，平时帮他注意收藏情报。听到有好画到了成都，张大千放下手中画笔，迅速赶到装裱店，见画连声赞叹：“妙不可言，妙不可言也！”遂让老板速去李丁陇住处相请，李丁陇来到张大千住处，两人相见恨晚，如同故交。听到李丁陇孑然一身，在敦煌临摹壁画长达8个月，张大千感慨地说：“你吃了太多的苦，不过这苦吃得值得，你是第一个临摹敦煌壁画的人。”想到严敬斋所言敦煌，又亲眼见到李丁陇临摹的敦煌壁画，张大千不再犹豫，立即着手准备，前往敦煌。此时的张大千在青城山待得有些憋闷，正想出去透气散心。傅申先生说：“到了抗战时期，没地方去了。中国的两大中心，北京、上海，他都不能去了，这两个收藏家最集中、古书画最多的地方已经沦陷了。住在成都他就想到，曾经老师提到过敦煌，所以他决心去敦煌学习。他很会利用时机。”

1940年4月，张大千踏上去敦煌的路程。出发之前，长子心亮突然病逝。张大千忍着失子痛苦，毅然前往。不料行至广元，惊闻二哥张善孖从欧洲返回后在重庆去世，想起二哥对自己无微不至的照顾，张大千伤感心痛，折身返渝奔丧。

1941年春，张大千第二次踏上去敦煌的征程。考虑到路途遥远艰险，也得知当地盗匪猖獗肆掠，只好请好友张群出面帮忙，张群令部下蔡孟坚给予协助，蔡孟坚时任兰州市市长。经蔡孟坚与鲁大昌协调交涉，为张大千提供了路途方便。鲁大昌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西北一路正好在其辖区之下，提供方便自然不在话下。

张大千和太太杨宛君、儿子张心智由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到兰州后，住在鲁大昌家，张枭说：“在兰州时鲁大昌把张大千接待得很好。鲁大昌在腊子口跟红军打过仗，他后来也想文艺一下，人家自己还画个画，所以听说张大千来了，那就不得了了，就把我父亲接到他家去住上了。后来父亲要到敦煌去，要进入武威，就是马步青的地盘了。马步青就派军队保护我父亲，晚上都是派连队保护。到了敦煌，县太爷都是十里外迎接。我哥哥是亲身经历了的。”张枭的哥哥张心智到兰州后，鲁大昌一家人热情撮合，娶了鲁大昌的女儿，张心智成了鲁大昌的女婿。据说张大千当时不太愿意，但没有拗过鲁家人的热情。鲁大昌为张大千包了一辆苏联的“羊毛车”前往河西，途经武威，逛文庙时认识了当时担任甘肃省参议副议长的范振绪。范振绪也是一位著名书画家，年龄比张大千大20余岁。辛亥革命成功后，范老先生作为同盟会员被选为中央参议院议员，在北京从事书画研究鉴定工作。此时的范老是避日本飞机轰炸兰州，暂居武威。当张大千把去莫高窟事告诉范老后，范老很高兴，并加入一起同往，在范老和当地县长陪同下，一行多人浩浩荡荡赶赴敦煌。(www.daowen.com)

临摹壁画

于右任在敦煌看望张大千

张大千在《我与敦煌》一文中写道：“准备赴敦煌的用具和行李就有五百斤。从成都飞到兰州，兰州再进去，自永登起就是马家军的防区了，地方情况特殊，由鲁大昌先生代我致电马步青旅长，说明我要去敦煌的目的。敦煌附近常有哈萨克流寇出没劫杀行旅，请求马旅长保护，马旅长回电欢迎我去凉州（武威）住，由鲁大昌派车护送我过去，再由马步青派骑兵一连护送我入敦煌。”

一路上，范老向张大千介绍了西域的风情物产，同时沿途观摩丝绸之路锁阳城等。到达敦煌后，当晚住在下寺，张大千和范老先生稍事休息，便急切参观了附近的一个大石窟，他们拿着手电筒、蜡烛一起在窟内观看壁画，一幅彩绘仕女面部丰满，眉清目秀，服饰上的线条流畅有力，仕女一手持杖，亭亭玉立在菩提树下，显出“吴带当风”的大唐真韵。惊喜不已的张大千贴近壁画，久久凝视，不肯离去。由于旅途劳累、夜幕渐深，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张大千方才依依不舍离去。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一起商议如何考古，清理险窟、编号、临摹，考证各窟经事、本生、尊像、供像和图饰的内容。范老一边参观一边讲解：“佛教本是印度的东西，但中国人接受外来的艺术从不是全盘接受，而是融汇于自己的审美，使中国大地上的佛教塑像、壁画等独具一格。”张大千及随行人员无不佩服范老满腹经纶、读书万卷的讲解。张大千对范老不仅以“尊师”、“禹老”尊称，并深感他的大力支持，曾作诗一首：“我爱诗人范禹老，西来吊古锁阳城；颓垣坏塔成惆怅，一日三回捉草螟。”范老曾也给张大千的一幅《戏拟榆林窟唐人壁画》题下字迹：“此与大千游榆林窟后，风窟中唐画随意背临，神情与壁画颇肖，早入唐贤三昧，近世无其匹矣！”

在莫高窟的头三天，张大千一直陪范老观摩壁画，直至范老有事先回武威，张大千才从下寺搬住上寺。上寺距下寺约两华里，下寺时有来人观摩，上寺比较清静。

搬到上寺后，张大千首先考虑对石窟进行编号记录，并用铅笔画了一幅石窟分布图，按图纸给石窟临时编号，此后，张大千每天带着心智，提着一盏煤油马灯，对各石窟逐一观察记录。甘肃省文联王登渤先生对记者说：“在张大千来之前，有人做过两次记录编号，其中还有一位军人，但因年代久远，模糊不清，而张大千的编号，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参考。”由于自然侵蚀，人为破坏，莫高窟各窟之间栈道个别已有损坏，二层以上的石窟及位置更高一些的石窟攀登困难，如若上去必须架设梯子或从山上另一头方可进入，这给张大千记录工作带来很大麻烦。而且做记录必须将石窟彩塑、壁画内容以及相关的题记全部记录下来，不仅耗费脑力同时也耗费体力，巨大工程单靠张大千和儿子张心智难以进行下去。此间，张大千想把窟里的一些壁画描画下来，但是，必须先搭架梯子，张大千爬上梯子做记录或勾描，张心智爬上另一个梯子用马灯照明，这样来回搬动极为吃力，下面没人扶梯子更是危险。张心智回忆说：“特别是临摹巨大整幅壁画的上面部分时，一手要提着煤油马灯，一手拿着画笔站在梯子上，上下仔细地观察壁画，看清一点，就在画布上画一点。一天上下得爬多少次梯子就很难统计了。我当时胆小，每当爬到最高处时（距地面三米多）两条腿就不由得发抖……”张正雍也说：“他在那三年时间，很紧张很紧张，没有东西固定梯子。他回来给我们讲得特别逗，他那梯子就是一根棍儿，一副纱刀一根棍，打穿了，这两头蹬，这一个蹬这头，踩这头儿，踩那头儿，上去，就这么一根棍儿。就踩着梯子，爬上去。”

范振绪山水1929年

由于人力不够，张大千托朋友从城里介绍两位油工师傅，一位叫窦占彪，另一位叫李复。张枭说：“其中一位油工小伙子极为聪明，返回四川后，张大千把他也带过来。后来他又回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此人爱喝酒，早早就去世了。城里驻军马团长又派来四名士兵协助工作，张大千无法推辞，只好留下两名。有人帮忙，自然加快了工作速度。转眼过去近3月，记录工作只完成四五十个洞窟，即便到了年底，也只能完成四分之一洞窟的编号。张大千不肯半途而废，但来敦煌的费用都是自费，四川那边还有一大家人口等着用钱吃饭。”张大千的小儿子张保罗说：“他最初想连去带回嘛 ，三四个月就够了。可是一看那里边，他发现这个地方太伟大了，就说一年，结果是，过了没多久他就说，一年也不行了，还得待下去。”

一段时间，于右任来甘肃视察，顺便来敦煌看望张大千。于右任对张大千的自费行为甚为感慨，并说回去向政府申请经费。张大千认为正是抗战时期，不便向政府伸手。当然，作为好友，张大千也向于右任感叹自己二哥张善孖赴欧洲办画展募捐，所得款项二十万美金全部捐给国家等。最后，张大千诚恳建议国家应该出资将敦煌、将举世难觅的莫高窟保护起来，不应该让它沉埋沙漠。张大千的建议得到落实。敦煌成立了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成为第一任所长。王登渤说：“后来于右任先生回到当时的陪都重庆呼吁这个事，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傅斯年就决定成立这样一个所。在我的印象当中，当时的构想很大，不光是成立一个敦煌艺术保护所、研究所，而是要成立一个西北文化院，那么就组成了一个由于右任等许多名家参与的专门的委员会。又一年的中秋节，张大千在敦煌的时候，于右任还写了几首诗。在推荐人选的时候，谁来挑这个头？实际上于右任最早看中的是张大千，但张大千婉辞，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艺术家，于是他推荐常书鸿。常书鸿他们去敦煌，这个历史机缘是因张大千而起。”

常书鸿，这位留法的油画家1943年来到敦煌时，敦煌整理工作已有初步成绩。敦煌文物保护中心亦有记载：“虽然早在20世纪初就有罗振玉、王国维、刘半农等人在北京、伦敦、巴黎等各地收集、抄录敦煌文献，但对莫高窟的真正保护开始于1940年代。1941年至1943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对洞窟进行了断代、编号和壁画描摹。1943年，国民政府将莫高窟收归国有，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对敦煌诸石窟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修复和研究工作。”

1941年，正是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壁画最为艰苦的时段，四周是荒芜的沙漠，生活条件简陋，洞窟的编号、整理、壁画临摹才刚刚开始。面对这庞大的莫高窟，张大千下定决心，在莫高窟待上两年。

不觉渐入冬季，生活寒苦，张大千经过考虑，让杨宛君先回成都，告知黄凝素这里的情况，让她来和杨宛君做伴，因为杨宛君一个人太孤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