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提高幸福指数是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

人的幸福离不开和谐状态，和谐是幸福的音符。早在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就认为，和谐不仅是一个人“小宇宙”的和谐，而是整个“大宇宙”存在秩序的和谐。中国古代哲学也特别注重和谐，不仅把身心和谐作为人生的幸福境界和价值追求，同时还以自然和谐为真，人际和谐为善，天人和谐为美。

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提高人民的幸福水平，这应该是每个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和正确的目的。所以，幸福研究的落脚点应该放在提高人类的综合幸福水平上。要保证幸福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实践，就必须以国民幸福指数体系的健全运行来保障国民幸福水平的切实提高。

一、对经济指标的反思

国民生产总值(GDP)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的生产能力，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是一国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GDP的快速增长说明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GDP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但还远远不是充分条件，因为GDP只是一个宏观的总体指标，考虑的主要是经济的绝对数量的增长，并不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计算在内，也不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更无法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将社会发展简单等同于GDP这一统计数字的增长，必然会发生重大偏差，从而导致我们忽视许多其他同样重要的事情。

一份社会调查报告显示，人们的实际生活感受和鲜亮的GDP数据之间已经出现了强烈的反差：70%以上的受访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表示不满；73%的人认为是由于社会原因造成现在的生活状况；76%的人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有强烈的被剥夺感；76%的人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忧郁和焦虑；78%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如此，当绝大多数人感觉自己成为被社会边缘化的输家和局外人时，说明我们发展的路径和目标出现了偏移。

那么，除了GDP增长带来的财富增加外，究竟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能够增加个人的幸福感，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呢？在《经济增长与道德后果》一书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表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如果大多数人都感觉社会在进步，这样的社会更有可能在保持和提高基本道德和幸福生活方面获得成功。“但如果大多数人感觉社会发展已经停滞或者退步，那么机遇就会消失、社会耐受力会下降、公平会被丢在一旁、民主制度也会最终凋谢。”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当创造财富的过程已经开始威胁到人民健康甚至人类的生存的时候，这种经济增长的意义就该重新审视了。

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认为，一旦经济足够发达，能够为多数人提供一种合理的生活水平时，幸福感和GDP的关系就不会特别精密了。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列格坦主持研究的全球繁荣指数表明，在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中，金钱更能令人获得满足感，而在富裕一些的国家里，人们的幸福感则更多来源于物质财富以外的因素。

没有人能够否认GDP数据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和复杂的转型经济国家。现在要做的，是给简单冰冷的GDP数据赋予更多生态的含义和人性的含义，让它变得更真实、更有生气、更可持续。比如，在把森林的树木制造成家具的过程中，家具的产出是算进GDP的，但生产过程中对森林的破坏和饮用水的污染却没有在总值中扣除。再如，由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人们不能再免费地享用清新空气和饮用清洁的水，只好到超市里购买矿泉水或购买飞机票到沿海城市享受清新空气，这进一步增加了GDP。于是，破坏自然环境的过程为GDP提供了两次增值的机会，这足以说明GDP指标对反映经济发展过程的外部成本代价无能为力。

长期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一直很高，但同时成本和代价也很高，表现为高投入低产出以及对能源的高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上。片面追求GDP的弊端早已经引起国内外经济理论界的重视。在西方，学者们提出了针对GDP这种弊端的改进或替代指标，如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考虑休闲时间和污染的“真实发展指标”(GPI)、“国内发展指标”(MDP),联合国1990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由平均寿命、教育、经购买力平价(PPP)调整的人均GDP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等等。在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方面，也提出了诸如有机增长论、反增长论、净化增长论、零增长论等等。而在中国则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立绿色GDP和循环经济的考核体制，2008年8月2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循环经济促进法》，确立了保证循环经济良性发展的制度框架，以更好地实现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答案依然是“为了更多的人获得更大的幸福”。尽管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和感受莫衷一是，但我们却都知道什么不能带来幸福”。物质财富的增加肯定能带给我们更大的幸福感，但如果这种幸福要以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喝不到干净的水等为代价，相信期待这种幸福的人们已经不多了。(www.daowen.com)

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结束了一个经济帝国的神话，同时也带给人们对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时代呼唤新的体系、新的发展机制的建立。因此，一个新的衡量经济发展外部成本的指标体系的构建就显得异常迫切。

二、幸福指数

2006年7月12日英国新经济基金NEF(New Economy Foundation)和地球之友组织首次发布了衡量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的新指标——“幸福星球指数”(Happy Planet Index，HPI)。HPI以人类幸福作为最终目的，把环境资源的消耗和人的寿命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考核之中，是对传统的以GDP为主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指标体系的挑战。所以，HPI一经公布就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引起了较大反响。

HPI是一个国家的平均幸福年数HLY(the average happy life years，HLY)和人均生态足迹(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两者的比例。HLY是平均幸福指数(或生活满意度)和人均寿命指数的乘积。所以，“幸福星球指数”的公式可写为：

HPI＝(生活满意度×平均寿命)÷生态足迹

　　＝幸福年÷生态足迹

HPI是一个衡量人类福祉的生态效率指标，由多个变量组合而成，每个变量都反映了人类活动与环境的不同方面。与传统衡量发展的指标不同，HPI使用的是反映人的生存状况的主观性指标。通过这个指标，可以看到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和对人类的贡献程度。

HPI公式中的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是用来衡量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耗的。1992年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威廉·里斯(Willianm Rees)首次形象地将其比喻为：“一只负载着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的脚印。”在乔纳森·鲁和玛瑟·威克恩尼格(Jonathan Loh and Mathis Wack-ernagel，2004)的地球生存报告中进一步描述为：“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用于生产食物、纤维植物的总面积，这些植物吸收能量消耗中产生的废物，提供人类基本的生存空间。人们消费来自全世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他们的生态足迹是所有提供这些资源的陆地或水域的总面积，而不管这些消费者居住在地球的哪个位置。

由此可见，幸福指数（HPI）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每消耗一单位地球资源所带来的人均幸福年。换种方式也可以这样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消耗单位地球资源越多，人均幸福的年限越短，国民平均幸福指数越低。